在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最猖獗的時候，列強視中國為一塊可以瓜分的大肥肉。藉武力壓逼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是用貌似有法理依據的方法，行強佔蠻吞之實。這些不平等條約內容不外乎割地賠款、開埠通航或確認外國軍民在中國領土的特權等等。除了分件式的奪取中國利益外，在美國帶頭下，美英法三國還來了一招釜底抽薪，一次過牢牢掌握了滿清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那就是逼使清政府將中國海關交由他們來管理。這些洋海關總管說是應聘，也有滿洲官服，但所維護的卻並不是滿洲皇上的利益。
海關是國家主權的最重要象徵之一，貨物和人員的進出，以及課稅權利，竟然落入外國人手上，置中國主權於何地？不過，當時中國官員卻為放棄海關管理權有一個很好的借口，就是因為海關要與外國人接觸，中國懂外語的人員不足，也不懂他們的文化，造成彼此溝通困難，交由洋人管省事省人，只要有固定收入便是。
別以為於今天而言，已經很難想像會有國家把主權事務交付給外國人，中國海關當然已不再由洋人管，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權卻掌握在一群外國人手上。而大量高薪聘任洋法官的理由也與滿清時期差不多，說什麼香港司法專業人才不足，難以主持各級法院的繁重工作。更可恥的一種說法指洋法官更加公正，更有國際權威。也即是說，只要香港法庭繼續採用外籍法官，便等同認識華籍法官是次等的。
在越來越政治化的香港社會，法官已成為了政治爭拗和社會意識形態走向的最後裁決者。很可惜，在這治港最重要的環節上，中國政府卻喪失了主權。一國兩制於香港實施的利與弊已呈現，是時候要認真檢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