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家服務

為國家服務

　　紐約時報於八月十九日刊登了一篇來自伊拉克的文章，投稿者是七名駐伊拉克美軍。文章內容講述了他們在戰場的所見所聞，內裡對戰爭的策略及處理手法作出不少批評，並認為撤軍才是最終的解決方法。不過，雖然他們反戰，但卻同時表示為了堅守服務國家的承諾，作為軍人，他們將繼續在伊拉克服役。在文章發表之日，其中一名作者頭部中槍被送回德國美軍醫院急救。九月初再有報道，另外兩名作者在九月十日相繼陣亡。他們分別是廿八，剛拿到入籍證書莫華，及遺下剛出生女兒的廿六歲父親基利。

　　前日，布殊總統的女兒珍納接受電視專訪推介她的新書，主持人問到不少人公開地說總統的女兒也應該參軍到伊拉克。珍納回答說，服務國家是可以有許多途徑的，而她則認為從事教育工作更適合她。

　　第一千金講得一點都沒有錯，為國家服務確是可以有不同的途徑，不見得必定要總統千金上戰場才算得上是公道。莫華是中美洲移民，已經在伊拉克兩度服役，而基利則已經三度出征伊拉克及阿富汗。從他們聯合其餘五名美軍所寫的文章，他們很清楚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但卻沒有影響他們完成軍人的職責，也可以說是他們選擇留在戰場的。

　　若從純個人的層面，以何種方式服務國家的確是個人的選擇，似乎沒理由強逼，也沒理由去埋怨。但從國家層面，如何合理運用愛國人民的生命資源，政府領導層應負全職。有志青年願意用生命來為國家服務，並不等於國家便不必對他們的生命負責任。每天都有美軍在伊拉克喪命，他們的犧牲是為了國家利益，抑或只是為了政客的面子和愚蠢而作出終極的奉獻呢？

為什麼美國需要敵視伊朗

伊朗總統內賈德終於結束聯合國及紐約之行。此行大概可用小旋風來形容。對這股旋風之褒貶，要看你是站在地球那一端發言。在伊朗和其盟國的角度，內賈德已成功挑戰美國的權威，備受讚譽；但在美國國內，幾乎是一面倒喝倒采。基本上是將內賈德當作為繼薩達姆之後的中東邪惡政權代言人，也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於是，政界和媒體的評論充滿了鄙視、嘲諷、排斥和控訴。

　　內賈德曾要求到世貿遺址悼念但遭拒絕；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則被校長辱罵為殘酷的獨裁者。他在美國的一舉一動被人用顯微鏡來分析，批評者對每一處可以嘲笑和抨擊的地方全不放過。美國參議院甚至就在內賈德仍身處紐約之際，通過將伊朗國家軍隊定性為「外國恐怖分子組織」。

　　美國聯邦參議員John Thune說「容許內賈德在美國做宣傳，掩飾了他對世界所構成的危險。」聯邦眾議員Stephanie　Sandlin認為伊朗總統在美國所發表的言論，正好說明美國為何須要如此關注伊朗的狀況。她支持立法禁止投資伊朗。而另一名參議員Tim Johnson則相信內賈德的言論足以證明他是與世界脫節的。不單是政客的反伊言論，在大眾傳媒界，也起哄式地和應一股反伊朗情緒。此情此景似曾相識，令人憂慮地想起五年前在白宮領導下，全美冒起一股反薩達姆情緒。嚮往和平的美國人，為何這般容易便會仇視另一個國家的元首呢？

　　美國人普遍都十分之善良，且富正義感，但國際事務常識嚴重貧乏。對於人權和公義，簡單地相信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黑白標準，而這正就是他們所熟識的美國價值觀。九一一後，當布殊總統將伊朗與伊拉克和朝鮮並列為邪惡軸心國時，由於有一九七九挾持美使館人質的前科，再加上九一一恐怖襲擊的陰影，美國人很容易便認同伊朗的邪惡標籤。所以，當白宮以民主政制倡導者的身分站在道德制高點來批判伊朗，並且以保護區域和世界和平為理據，計劃出兵襲擊伊朗的時候，在美國國內沒有遇到很強烈的挑戰。

　　不過，內賈德與薩達姆真的沒有兩樣，甚至更可怕嗎？哥大校長稱內賈德為殘酷獨裁者與事實極不相符。雖然政治制度與美國不一樣，但擁有工程博士學位的內賈德的確由伊朗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而且有任期限制。內賈德之前的幾任總統，都按伊朗憲法經選舉輪替，並沒有獨裁的情況出現。再者，內賈德在伊朗政府的權力架構只處於第二位，甚至不具備三軍統帥的資格，在他之上還有至尊領袖，擁有軍政實權。在中東長期進行採訪的《紐約客》記者George Packer最近從中東回來，他形容伊朗是最具民主實質的中東國家，不明白為何會成為美國的頭號敵國。

　　伊朗其實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文明古國之一，其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現代伊朗也是一個學術與藝術氣氛濃厚，並且較現代化的中東國家，絕對不能以封閉落後來形容。伊朗電影更是個重要的電影類別，以一種「具故事性的半紀錄片」片種見知於當代國際電影界，其中最負盛名的，是有大師級風範的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 ），他的「伊朗人三部曲」是藝術電影愛好者沒有看過也知道的名片。此外，伊朗拍得比較大眾化的「小孩子」片種，也曾經成為亞洲區內的熱門電影。

　　在加入譴責和圍堵伊朗政府之前，必須檢視美國與伊朗交往以至交惡的歷史。美國人難以忘卻的是一九七九年伊朗發生回教革命，伊朗學生在教長高米尼的默許下攻佔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除此樁直接衝突，美國亦指控伊朗支援地區恐怖分子，特別是在黎巴嫩的真主黨。以上是舊恨，至於新仇則是指責伊朗軍事支援伊拉克武裝分子向美軍發動攻擊；乃至發展核子武器危害世界和平。

　　如此數算下來，伊朗的罪名真的不少。但可不要忘記伊朗在二戰後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理，是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政變推翻的，那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一手將獨裁的巴列維送上皇位，血腥統治伊朗數十年。如今巴列維被逐，伊朗恢復中東式的民主選舉，美國總統卻於此時反過來指責伊朗沒有民主，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道理上說不過去。至於伊朗的核能計劃，是經由福特總統批准協助巴列維皇朝發展的，而當年巴列維亦公開誇耀不久將會擁有核子武器。可見，是否發展核武並不重要，美國針對伊朗核計劃的背後有另一番邏輯，一切因「人」而異。

　　目前布殊政府對伊朗的種種挑釁，明顯不是為了宏揚民主，而是要壓制伊朗在後薩達姆時期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白宮極不願意看到伊朗因伊拉克的亂局得益，但解鈴還需繫鈴人，美國若不先安定伊拉克的局勢，伊朗自然相對坐大。圖以武力進侵來壓抑伊朗，只會令中東火上加油，形勢進一步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