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從何而來？
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早前在中國重慶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大會閉幕宣言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受到衝擊」。西方長期霸佔國際話語權是事實，但如何才能突破壟斷，提升自身傳播能力就足夠了嗎？要打破話語權的壟斷，且先拆解何謂話語權。
「國際話語權」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能力，而所謂輿論空間，客觀上透過媒體構建而成。因應發展歷史和經濟實力等因素，西方媒體長期主宰國際輿論空間是事實，也從而彷彿擁有了對國際事件的解說權。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想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新興經濟體便要發展可以抗衡西方媒體的媒體力量。中東的卡塔爾、俄國和中國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面向國際的英語系媒體，在搶攻大氣和版面上有一定的進展。可是，這僅僅是外在「有形」的寸進，對於話語權之爭並非關鍵。
硬件的建設向來都是最容易的，尤其得現今科技之便，衛星電視和網絡平台輕易便令媒體達致覆蓋全球的效果。在國際間「有形」發聲難度不大，能有多少受眾及影響力，卻是另一回事。以中國在紐約時報廣場買下巨幅電子屏幕打形象廣告為例，錢是花了，輿論反應卻絕大多數還是負面的。
擁有無遠弗屆的媒體，並不等於就擁有話語權。因為國際話語權從來就不是源自大眾傳播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政治力量。民間不同媒體之間的影響力競爭，與國際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為商業機構，媒體競爭同一市場內的份額，可以靠投放資源，做好內容和市場推廣來達致。而國與國之間，或東西方的話語權爭奪，靠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似個別傳媒機構競爭市場那麼簡單。中國古語有云：「弱國無外交」；同理，弱國的聲音不論如何正確，都不會有「話語權」。政治就是如此現實，在國際間能指點江山，說一即一，甚或指鹿為馬，靠的不是有多少個強大的傳媒機構，而是國家實力。
中國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滙儲備最多的國家，更是美債的第一大債權國。可是，中國政府卻常感自己的觀點被歪曲或不受重視，在國際輿論上苦於沒有說話的空間。西方媒體至今依舊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記者未經深入了解，便自認為可以對中國評頭品足。西方記者「信心滿滿」並不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機構多麼財雄勢大，而是他們自信擁有對世界事物的終極解釋權，或說「定義權」。而這種自信並不源自個人，源於他們所本的西方文化。
何謂善？何謂惡？何謂正義？何謂好政府？何謂民主？甚至何謂優質生活？等等，西方國家及其媒體都認為定義權在他們手上──很大程度上也確是如此（如ＣＮＮ最近便把中國的皮蛋評為世上最噁心的食品）。尤其是蘇聯解體、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美國學者福山發表人類歷史終結論，宣稱西方價值下的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模式，潛台詞是西方文化絕對優越，無與倫比。這種大西方思想，始自歐洲從工業革命後便獲得的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
硬件的建設向來都是最容易的，尤其得現今科技之便，衛星電視和網絡平台輕易便令媒體達致覆蓋全球的效果。在國際間「有形」發聲難度不大，能有多少受眾及影響力，卻是另一回事。以中國在紐約時報廣場買下巨幅電子屏幕打形象廣告為例，錢是花了，輿論反應卻絕大多數還是負面的。
擁有無遠弗屆的媒體，並不等於就擁有話語權。因為國際話語權從來就不是源自大眾傳播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政治力量。民間不同媒體之間的影響力競爭，與國際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為商業機構，媒體競爭同一市場內的份額，可以靠投放資源，做好內容和市場推廣來達致。而國與國之間，或東西方的話語權爭奪，靠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似個別傳媒機構競爭市場那麼簡單。中國古語有云：「弱國無外交」；同理，弱國的聲音不論如何正確，都不會有「話語權」。政治就是如此現實，在國際間能指點江山，說一即一，甚或指鹿為馬，靠的不是有多少個強大的傳媒機構，而是國家實力。
中國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滙儲備最多的國家，更是美債的第一大債權國。可是，中國政府卻常感自己的觀點被歪曲或不受重視，在國際輿論上苦於沒有說話的空間。西方媒體至今依舊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記者未經深入了解，便自認為可以對中國評頭品足。西方記者「信心滿滿」並不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機構多麼財雄勢大，而是他們自信擁有對世界事物的終極解釋權，或說「定義權」。而這種自信並不源自個人，源於他們所本的西方文化。
何謂善？何謂惡？何謂正義？何謂好政府？何謂民主？甚至何謂優質生活？等等，西方國家及其媒體都認為定義權在他們手上──很大程度上也確是如此（如ＣＮＮ最近便把中國的皮蛋評為世上最噁心的食品）。尤其是蘇聯解體、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美國學者福山發表人類歷史終結論，宣稱西方價值下的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模式，潛台詞是西方文化絕對優越，無與倫比。這種大西方思想，始自歐洲從工業革命後便獲得的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
話語權在歷史長河中的變化
那麼，中國曾經擁有過話語權嗎？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話語權，這天下由我皇說了算。自先秦以還，中國一直捍衛著這種話語權，其間雖屢受挑戰，也曾依匈奴要求送去金錢財帛和美女，但沒多久，漢武帝主動出擊及大舉經營西域後，不單匈奴全族被逐，中國還擴充話語權至中亞細亞。中國話語權的高峰期應為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之時。中國強大的航海能力，將中國的影響力伸展至東南亞或近非洲一帶。中國古代國際話語權的具體表現見諸藩屬制度，中國對於沒有實質佔領的國家，施以名義上的統治，這些依然獨立的國家被視為天朝的藩屬。他們的皇帝由中國天子冊封，藩屬有進貢的義務，而中國在必要時也會出兵干預藩屬的內政。
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話語權一直維持到清代中葉，因西洋人的到來而遭受到毀滅性的挑釁。這段歷史就不必贅述了：滿清政府由最初可以只限外商在廣州與十三行交易，及後任由列強選擇開放那些口岸；由堅持外使三跪九叩，至李鴻章親自赴日道歉；不單被列強逼得逐一承認藩屬國的獨立地位，連中國沿海也淪為外國租界。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向全球展開殖民軍事侵略擴張，儼然成為世界的主人，連東方第一大國──中國，也淪為次殖民地。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列強已經佔領了全球八成四的陸地，英國更成為日不落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土地被強行送贈日本，中國代表只能拒絕簽字。由此可見，中國話語權的建立與喪失，與中國的國力是同義詞。從而反思，如果今天感到中國的話語權不足，治理應由根源入手──中國的綜合國力。西方列強於十九世紀藉船堅炮利摧毀了中國的話語權，今天中國如要從西方強國手上奪回話語權，顯然並不是壯大中國媒體那麼簡單便能成功。
二次大戰後，歐洲殖民地勢力因列強內鬥而衰落，英國的世界軍事與經濟龍頭地位被美國取代，美國從此繼承了西方世界的話語權，一個因追求獨立自主而誕生的國家，諷刺地逐漸搖身一變成為有意識地要統領全球的無形帝國。其時，只有共產蘇聯能與之抗衡；至於中國，不論在國民革命或國共相爭時期，都未曾擺脫過大國的干預。民間學者王康指出，著名的國共重慶談判，其實也是美蘇在幕後催逼而成，毛蔣兩人只不過是應大國要求在台前演出而已。辛亥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始便重拾話語權，袁世凱要看日本臉色、蔣介石要依賴美國、毛澤東要跟隨共產國際。
國共內戰，蔣介石並不能一個人說了算，美國的態度和立場是國民政府決策的關鍵。國府遷台後，無論蔣介石應否反攻大陸，以至美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台灣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決策，主導因素竟然全是美國國家利益。從新近維基解密材料可知，已實現政黨輪替、彷彿民主自主的台灣政府，其政客竟然仍牢牢的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上。
一國獨大與「普世價值」
至於共產新中國的毛澤東，應該可以說是自晚清以來，唯一能勇敢及成功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中國政治人物。新中國剛成立，介入韓戰的美軍直逼鴨綠江，中國警告美國要退回三八線，美國總統聽而不聞，於是中國以數十萬志願軍渡江，血肉奮戰，贏得了中國在朝鮮半島的話語權。到克魯曉夫時代，中蘇意見分歧，毛澤東敢冒失去蘇聯援助的風險，與蘇聯老大哥展開尖銳辯論，甚至在珍寶島開戰。不過，敢於得罪美蘇兩超級大國的新中國，並不等於便完整地擁有國際話語權，因為當時中國的綜合國力仍有限。中國亦只能利用美蘇冷戰的夾縫，從中鞏固自身的國際生存空間，中美建交便是在美蘇角力下達致的成果。於美蘇看來，中國也只不過是他們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國際話語權之爭，鬥的依然只是美蘇兩大國。
提起美蘇冷戰，自然令人聯想起雙方的軍事競賽。如換個角度、例如話語權來描述，那何嘗不是一場話語權之爭。你會發現那是個嶄新的年代。整個十九世紀和廿世紀初，西方列強以武力、而不是什麼偉大思想來奪得國際話語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蘇冷戰，既是西方資本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之爭，也是西方擴張百餘年來，首次遇到話語權的強力挑戰；而說到底，這挑戰具體表現為軍事對峙，某些地區甚至是「熱」戰而非冷戰。
冷戰期間，英美官方媒體發展多語言廣播，試圖突破電訊干擾直接滲透共產國家，以增加美國在共產世界的影響力。可是，成效未見顯著。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贏得了冷戰，功勞不在於長年的廣播滲透，而是西方的自由貿易，蘇聯的計劃經濟給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比下去了。列根高調發展星球大戰計劃，成功誘使蘇聯虛耗國庫，也逼得戈爾巴喬夫知難而退。
至此，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似乎取得了絕對勝利，葉利欽要邀請美國經濟專家指導規劃俄國經濟，連中國也要向市場經濟進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似乎成為世間唯一的標準， 在國際取得了絕對的話語權。「歷史終結論」等學說之出現，是順理成章。
在再沒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的情況下，「反共」已經失去意義，在國際貿易和非政府組織全球化的趨勢下，你願意或不願意也好，「普世」都被「被普世」了。「普世文化」、「普世價值」躍然成為潮流，彷彿國際間不問國情、不分文化，都有可共用的普世萬用尺，標準劃一化。普世術語成主流，反映西方國家地位優越，世界由他們打造新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l Hungtington)不認同有所謂普世文化，指出普世文化其實源自達沃斯文化。話說西方頂端財經精英和政府官員，每年都在休閑舒適的瑞士達沃斯（Davos）召開經濟論壇，謀劃和擺佈全球的政經大事；而所謂普世頂多只是這群精英的共識，其思維包含市場經濟、個人主義、代議政制等西方文化元素。亨廷頓指出這群政經精英及其所認同的文化，除西方外，也許全球不到１％的人口能分享得到。但由於西方擁有軍事、經濟、政治和國際法上的話語權，西方的價值標準便彷彿等同世界標準，蘇聯倒台令這種信念更加牢固。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信仰自此不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而是具大一統傾向的「普世主義」。於是，落後國家進入現代化便被等同為西化，並等於必須接受「普世價值」的規範。而大量使用普世價值作為美國政治術語的是奧巴馬。
大一統之可能與不可能
「話語權」其實應理解為是對行為規範和價值觀上的「定義權」。下定義的實力要透過機制來落實，美國牢牢地掌握了幾個主要機制：軍事上透過北約、經濟上有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全球的金融遊戲規則由華爾街主導（還有全球通用的、三間美國金融評級機構）。政治上的影響力則透過聯合國進行，還有威力如水銀瀉地的互聯網，全球最大的入門網站和社交網站，均由美國公司經營。美國的強大足以令布殊赤裸裸地實行單邊主義，美國至高無尚的權威根本不必假手中間人「間接呈現」。美國掌握著幾乎所有國際組織的實權，也主導戰後世界秩序的規劃，其中美金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為美國話語權提供了鐵一般的保證。
掌握話語權的國家的文化，有能力令自己成為「被」趨之若鶩的典範。美國麥當奴漢堡飽、可口可樂和肯德基炸雞等在美國被稱為垃圾的食品，成為全球推崇的品牌，它們所借力的，是西方文化優越感這道東風。同樣，荷里活電影成為全球最多觀眾的電影，美國流行音樂天后嘎嘎小姐是全球推特第一紅人。當《阿凡達》和《孔子》在中國同期上映時，《孔子》因佔去部份《阿凡達》院線竟然被部份中國網民發起抵制。在整體的文化強勢下；媒體，只是文化實力的其中的一環。
但正如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在文化和價值觀上要達致全球一體化是沒有可能的，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並不等於要西化，反而在現代化過程中累積的綜合國力，會再一次提振民族自信，對自身文化重新認同。所以，亨廷頓認為世界各國爭相現代化的同時，各國的文化分野會更加明顯，也更有機會釀成衝突。
率先挑戰美國「新大一統」地位的是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國家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與西方截然不同。美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里班等國家的矛盾，以及九一一恐襲，其實也屬於話語權之爭。基於石油等重大國家利益，美國必須緊握中東地區的話語權，對於不接受「招安」的中東國家，一律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甚至軍事打擊。美國在中東行使話語權的特質是雙重標準，對於抗拒的國家會指責之以「普世價值」──人權和民主自由；對於服從的國家，則默認其違反「普世價值」的政權。九一一事件並未削弱美國在中東的話語權，反之給予美國再次證明誰才是主人的機會。小布殊對伊拉克啟動先發制人之戰，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告訴中東諸國別意圖挑戰美國。有利比亞狂人之稱的卡扎菲全看在眼裡，在美軍推倒薩達姆政權後，立即主動投誠，放棄大殺傷力武器，並向西方各國拋出橄欖枝，批出大宗經貿合同，包括將十三億美元國家主權基金交由美國高盛管理（結果虧損９８％），意圖以經濟利益求取管治權之安穩。
飽受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衝擊的突尼斯、埃及、也門、巴林、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於今年因經濟不景而先後爆發群眾騷亂。革命群眾反獨裁暴政，打出爭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口號；可是，由於群眾意欲推翻的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他們的「普世」訴求令美國處境尷尬。奧巴馬政府為保持對中東地區的持續掌控，最終選擇了有取勝機會的一方，既拉倒與美國有數十年交情的埃及「裁獨者」，也令新近歸降的卡扎菲最終暴屍街頭。從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以至中東茉莉花革命和利比亞內戰；從布殊年代強硬的「非友即敵」，至奧巴馬口中的「美國在中東發揮領導角色」，其實是殊途同歸，無非表明中東事務的話語權握在美國手上，茉莉花能否綻放，還是需要美國的「祝福」。
反戰的奧巴馬其實應該感謝好戰的布殊，是布殊「平定」了中東，令他可以專心應付美國話語權的下一個挑戰者──中國。
中國和平崛起為何惹眾慮
客觀而論，中國並不如一些中東國家般刻意挑釁美國的霸主地位，從列根至克林頓，中國的改革開放仍只屬起步階段，仍需發展國際貿易，千方百計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西方國家俱樂部，當時最熱門的議題是「中國如何與世界接軌」。作為發展中國家，與世界接軌的想法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最先指的是國際貿易，後來延伸至相關財務、司法等領域，甚至有提出全面接軌之說，要接軌的包括政治體制和文化。
當貧窮的中國還是世界工廠時，美國正在向網絡和金融產業猛進，在國際經濟層面上可謂各取所需，沒有太大的直接矛盾。而美國民間和輿論界的中國威脅論，也僅僅是投訴中國的廉價貨品搶走了美國低端勞工的工作機會。可是，也許誰也沒想到中國的綜合國力以驚人的速度全方位增長。卡特和列根看到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老布殊和克林頓見到一個掙扎長成、可作為合作伙伴的中國；小布殊則開始感受中國的潛在競爭力。美中南海軍機相撞，美國態度強硬，只因九一一而無暇兼顧中國。而真正嚴肅部署應對中國威脅的是奧巴馬，站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立場，奧巴馬並沒有錯。
奧巴馬出任聯邦參議員時便提出成立關注中國問題小組，不論到大學演講或是競選運動，「抗衡中國」不斷出現在他的講稿裡。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和平崛起，無意稱霸世界，但於美國來說，沒可能不提防喪失話語權的威脅。
美國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一個對美國毫無敵意的中國，只要循現軌跡平穩發展下去，美中利益矛盾只會不斷擴大。中國不是中東，美國不能以武力和經濟制裁來控制；更不是已經長期受美半支配的歐洲。擁有十三億人口和五千年獨特文化的中國，竟然以非西方（非美國化）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成功地走向小康，並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最龐大的中產階級、數量最多的高校畢業生；而且無論在國防工業、太空探索、應用科技等範疇都步步緊隨美國之後，於美國而言，會有壓逼感。因為，中國「強勢」地進入了向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所以，奧巴馬才會一再聲稱，美國是不會受做世界第二的。
經金融海嘯一役，美國焦頭爛額，而中國卻成為全球最後一片綠洲，此時此刻美國經濟仍未見真正復蘇，中國卻要爭取國際話語權，易地而處，便可想像美國將如何應對。有一種講法認為美國包容性強，是真心的接受中國崛起，所謂圍堵中國的說法根本不成立。持這種看法的人士大概不明白，只能做老大是美國文化的重要一環。美國即世界，美國的標準即世界標準，美國價值即世界價值。自１９０３年以來，世界棒球系列賽（World Series）的冠軍隊都是美國球隊。原因？因為所有參賽隊伍都來自美國，所謂世界賽本來就是美國的國內聯賽。
中國要爭取話語權，要在國際組織上得到合乎中國份量的權益，並在國際事務上伸張自己的觀點，這不單衝擊了美國的既得利益，更正面衝擊到美國的自我形象。過去中國說求同存異，有分歧但仍可和平共處。可是這並不是美國的哲學，完全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和自我形象。美國自二次大戰以還，從未需要與另一國家平起平坐。今日美國的狀態與當年的滿清十分相似，都以天朝自居，自視為天下的中心。
奧巴馬也好或他的下任也好，對中國國力的壯大絕不會視若無睹。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站在胡錦濤身邊的奧巴馬說，新興國家的冒起全賴美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今年夏天在英國國會演說時，奧巴馬又重彈此調，重申美國今後仍是世界領袖。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太陽能公司倒閉了，奧巴馬還堅持資助政策，明言是因為不能敗給中國光伏業。國務卿希拉莉到非洲訪問時說：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會有所謂「中國模式」。從美國領導人的言談不難看出，他們對中國提防和顧忌。
難以韜光養晦後的下一步
美國不會相信你「和平地崛起」、自己也難以只得韜光養晦一招回應國際社會時，中國可以怎麼辦？答案只得一個：嘗試擁有話話權，對外來挑釁或打壓據理力爭。
一般而言，話語權之爭取大概由新聞媒體入手。2011年9月中，來自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俄羅斯、澳大利亞、巴西、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港澳台等遍佈五大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400餘位華文媒體老總前赴重慶（連內地參加者共600人），參加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閉幕當天發表了《重慶宣言》。
類似的活動無疑起號召作用，製造氣氛與氣勢，也起標舉旗幟的方向性作用。海外華文媒體也者，是維繫海外華人的發言權，以及保持中文及中國訊息流通的華文媒體。以前者為例，可以用一些工作經歷來說明。20年前，為了放大對主流社會的影響，三藩市《星島日報》每期也將社論翻譯成英文，當時的三藩市市長佐敦曾因一篇批他的社論要求向《星島日報》解釋澄清。時至今日，三藩市《星島日報》已不用再翻譯社論，市長辦公室會有專人關注中文媒體。這並不表示我們華文報紙辦得有多好，而是以三藩市為例，華人佔據了16%到18%的選票，影響力增加了。由此可見，與英文本地媒體相比，海外華人的華文媒體如被重視，背後的客觀原因是華人人口增加令選票百分比增加這硬實力。
三藩市《星島日報》的例子與「半島阿拉伯頻道」的成功有一個共通點，都不是以英語作為報道語言，而是以受眾的母語發聲。他們能引起西方社會的重視和關注，是因為他們的讀者和觀眾本身的戰略價值。所以，做強華文媒體對華語圈人口的服務，在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一點都不低於發展中國的英語媒體。
海外華文媒體，乃至用華文策劃的文宣工作有沒有實效，端賴用中文申論之餘，當中有沒有「中國人的話語權」、中國人的立場及角度更為重要。假如用中文承載的是西方字眼、術語，以及「普世價值」下的批評判斷，則再把華文「新聞機構」此硬件做大做強，那怕於機構規模而言由內地強到海外，也未必達致爭取話語權的效果。中國大陸和海外華文媒體現時不少已發展為中英雙語版，甚或擁有報紙、雜誌、電台、電視、網路等全方位的媒介，但真正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新聞報導的內容。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實是，部分華文媒體的新聞報導，從角度至內容都未有自己的聲音，又或者水準參差。長此下去，即使中國國力再強再大，華文應用的範圍再廣，話語權也不會因而提升。
本文之前的長篇論述，旨在點出「話語權」主要是一種軟實力，而且是綜合力量；它確有「硬」的一面，不一定見之於新聞機構此硬件，更關鍵的是軍事和經濟實力。透過華文媒體爭取話語權，是間接式的爭取，功效並不保證。
新聞媒體攻防戰略
媒體話語權亦有攻守兩個層面。不論是攻或守，都應先認清話語權不等同「宣傳」，「宣傳」這單線從上而下的思維方式，完全應付不了複雜的國際話語權爭奪戰。２００９年４月３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向華盛頓拍回一封機密電報，電文標題是：《中國新「半島」式媒體意欲提升中國形象》，電文分類是宣傳和心理操作，電文內容是就中國將出資四百五十億元人民幣發展中國對外媒體一事，美國情報人員約談了一批包括中央電視台監製在內的中國媒體人，收集他們對事件的看法。電文結論是：中國官媒挺進海外是因西藏暴亂和奧運聖火傳遞的公關災難而起，受約談的中國媒體人一致不看好政府這大手筆的主動出擊。
這封電文的內容可能並不十分有爆炸性，但從側面看卻意味深長，很有趣。中國官媒大張旗鼓真金白銀到外國發展，北京一批官媒編輯記者卻跟美國情報人員侃侃而談，否定這項發展大計的作用。中國政府冀望資金充裕的官媒在海外加強「宣傳」中國，美國政府第一時間便盯上了，並且從中國媒體內部的線人入手探虛實──可笑地原來連自己人也沒信心有成效。
更有趣是電文用了「中國半島式媒體」這講法。總部在中東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開播才十五年，便成為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半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事中均曾被美國導彈襲擊，因而在阿拉伯世界享有崇高的公信力。這個曾經被美國政府點名為反美的中東媒體，年初卻得到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讚揚，說半島新聞內容紥實，表現更勝美國主流媒體。希拉莉這表現怪嗎？答案被維基解密破譯。
維基解密上有一批發自卡塔爾美國大使館的機密電文，內容記述了美國情報人員長期與半島台長和網站主編會面，美國會對半島的新聞內容和編輯方針提出看法和具體要求，並且得半島積極配合。美方還邀請半島編採人員到美國考察培訓，雙方很有默契。在半島與美國人員的接觸過程中，「提高新聞專業水平」的說法經常出現，這似乎是半島和美方的共識，而具體結果是半島頻道和網站上關於美國的負面報道大幅減少，並給予美方更多反駁的時間和版面。看明白嗎？提高新聞專業水平等於減少對美國的負面報道。２００６年，半島董事會加入了一名新董事，是一名與卡塔爾皇室有密切關係的美籍媒體人。該名新董事向美國人員說，他進入董事局的目的是平衡半島內部的親伊斯蘭勢力。
要明白出資建立媒體硬件容易，但掌握話語權還是要看國家綜合實力。半島為什麼要向美國情報人員低頭？中國一些媒體從業員又為何樂於與美國情報人員「交心」？
「中國模式」底線不容有失
總括而言，以長期目標審之，話語權的提升需要有歷史過程；西方各國強勢了百多年，其強勢乃至話語權之緊握，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逆轉。雖然中國因素為海外華文媒體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但華文媒體話語權的提振，不一定與中國改革開放完全同步。畢竟刻下改革開放帶來的民族復興仍只見於經濟及科研層面，人民素質的全面提升需要過程及時間，快不來；一如有科技與有科學精神可以不是同一回事。當中國經濟堅實穩定增長、人均素質提升、教育更趨普及、綜合國力扶搖直上……，屆時世界自然會主動尋找、瞭解來自中國的聲音。
如以短期目標審之，不管是海外還是海內，華文媒體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時下流行一種說法：「過去中國與國際社會隔絕，自我封閉。改革開放後走向現代化，最終的目的就是加入國際社會。因此，中國一切政策及其導向，都應該以跟世界接軌為目的，中國要以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普世價值）來發聲。」
依上述越來越受中國知識界、甚至政界推崇的論調，中國便不必講究話語權了。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加入以「普世價值」建構的國際社會，只有配合和跟隨的角色，不必另起爐灶、另闢蹊徑找「獨立的聲音」，也即是自己的話語權。
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 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內提到，所謂中國崛起其實是文化中國的復興，中國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未來的世界將按中國的模式而調整。新中國的歷任領導人都堅守主權獨立、自主自決的原則，就算是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要強調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政府剛提出「建設文化強國」新政策，正切合現階段的需要。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便沒有另一種論述系統，也因而「中國模式之存在」是不容有失的底線。可惜，挑戰此底線的不單是西方國家，還有一批崇拜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和網民。
「與世界接軌」可能是個虛妄的議題。於新聞工作方面，新聞專業操守標準化，與借新聞報道提倡單一價值理念是兩回事。例如對中東之春的報導，華文媒體可以尋找西歐國家以外的角度，並用功地查找真相、敢於在新聞報導上不「被統一」。上文談及的半島新聞集團因為被滲透，即使成功開設英文頻道，也不見得足以「為阿拉伯成功爭取話語權」；反之，是有被人家「同化」之嫌，以西方「普世價值」的視物角度來報導新聞，甚至轉內銷予阿拉伯世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或跟擁有雙語頻道的《半島》有關。於是短期目標而言，在內地媒體雙語化及向海外拓展之餘，必須認清「中文媒體」這四個字的深層意義。
結 語
最後，無論是長期抑或短期，中國也不可能用「美國之音」的舊路來爭取所謂的國際話語權，最要緊是不見得這能起多大的作用。而話語權的體現，也難只仰賴官方或民營傳媒機構去完成任務。中國今天自覺沒有話語權──這種自覺值得被喚醒──因為中國客觀上綜合國力仍遠不如美國。要在國際間取得中國應佔的份額，在大前提上，中國人要敢於接受「跟美國不同」、以及正面競爭此事實，不能再夢想什麼與世界接軌。
在強弱勢未扭轉的今天，「與世界接軌」這種議題可以很弔詭；被「接」走的，會是經濟、文化、乃至綜合國力仍處於下風的一方。也別奢望幾塊廣告版便能扭轉中國的形象。因為今天中國面臨的、表面上是形象問題，歸根究柢是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在實實在在地成長，人口龐大加起來的力量令部份國家驟感鋒芒刺眼。
觀近年好些中國新派知識份子的言論，發現他們以為中國的前途繫於與美國接軌；在於擁抱含混不清的普世價值；甚或以為只要實施在西方已日漸暴露弊端的黨派政治，便一筆過簡易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這類對形勢、處境的「誤讀」，正中美國下懷。美國努力否定中國模式，「重返亞洲」動員亞洲各國干涉中國主權，無非是要中國服從於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
中國為爭取話語權而需要做的，是令「中國模式」在各層面（尤其是日常生活層面）、各領域好好成長。話語權就是定義權，中國要在政治體制、金融經貿、國防外交以至文化道德價值觀等方面都力爭中國的論述系統。假如連中國模式也建立不起來，就更不用提中國話語權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