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目前部份港人對在港內地人士強烈反感，並不是來自物質資源上的競爭。六七十年代的那種與內地新移民共舟共濟的精神，在什麼時候開始逐漸變質的呢？1997是一個關鍵的數字。
談1997，先要說1984；當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自該日開始，香港便正式進入回歸期。英國政府本來是以為趁著中國在後毛澤東時期來個先下手為強，於1982年主動向中國提出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想一次過把香港治權永久撈過來。英國政府不明白剛踏入改革開放的中國，雖然表現出向國際開放的強烈慾望，但對於國土完整的底線並沒有絲毫的鬆動。經過多論的中英談判，英國人用主權換治權不成功，最終於1984年接受徹底交還香港。
中國政府一直低估了回歸對香港市民帶來的心理衝擊。於北京而言，香港回歸等同中華民族屈辱一頁的終結，是值得整個民族歡慶的當然事情。但於香港的幾百萬市民來說，這意味著已經習慣了的殖民地生活式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而且還不知道將怎麼變。文革雖然結束，但都是記憶猶新之事，改革開放初期的傷痕文學，提醒著人們這段黑暗的日子。向來不問政治，只顧生活的香港人，無可避免地要去思考撲面而來的政治轉變。面對可能整個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轉變，港人心裡七上八落可想而知，對不明朗前景的憂慮也是必然的。中英談判甫開始，移民潮便已漸形成。直至聯合聲明拍板後，港人知道回歸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如何準備迎接回歸，港府並且在安撫民情方面做任何功夫；在港英政府的長期壓制下，香港民間也沒有任何政治團體可擔負起為社會準備回歸的工作。
反之，港英政府在知道沒法再掌握香港治權後，於簽署聯合聲明的前五個月，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同年11月21日，即簽署聯合聲明的前一個月不到，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正式在香港推動代議政策。港英政府當時指出，此政策目的是要建立「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市民負責」的政制。
北京以為回歸祖國是天下炎黃子孫的必然共識，相信只要承諾維持香港的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便足以消除港人的所有疑慮。但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卻著手在香港培植與中國劃清界線的新政治力量，鼓勵港人認同一個與中國沒有關係的本土政府。而基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北京政府竟然配合著港英政府的此一撤退大計。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