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伴隨著諾貝爾和平獎走過了逾百年的歷史，今年評委選出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爭議之聲再起。爭議往往聚焦於多元世界對得獎者的不同評價，劉曉波獲獎爭議進一步反照出中西觀念差異。
諾貝爾本人對和平獎的定義是授予「盡最大努力在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兄弟情誼、推動裁減常規軍備或主持國際和平會議的人士」。但於評審實質操作上，早已遠離了諾貝爾的初衷。誰能得獎，權力掌握在評審委員身上。今天的和平獎僅能反映五人委員會對當前國際時局的評點。
事實上，僅由五名挪威的和平獎委員們所評選出的獲獎者，未見得就必然成為全球公認的和平英雄。越南的黎德壽曾拒絕領獎，而與他同年獲獎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則氣走了兩名和平獎委員──辭職抗議。巴解領袖阿拉法得獎後，被一名和平獎委員譴責為恐怖分子。去年奧巴馬在上任後不足兩星期，便成為諾獎的被提名人並最終得到獎項，引來全球質疑。
自公布劉曉波獲獎後，中國政府除了與諾委會的言語交鋒外，更發動友好國家抵制頒獎禮。原先有十九國表示不出席，其後在歐盟的壓力下，塞爾維亞改變立場參加了頒獎禮，令最終有十八國抵制。引發爭議於諾獎時有發生，但能引起如此多的國家及組織支持抵制，卻應還是頭一次。
對於中國的激烈反應，西方媒體普遍以此來論證中國政府不尊重人權，並認為是恃其經濟實力蠻不講理地向國際社會反施壓。頒獎禮結束了，西方輿論大都以此作為概括今屆和平獎，與過去西方媒體上的中國形象吻合。若然如此，則中西雙方，都平白錯過了一次增進了解的機會。
全球暢銷書Megatrends的作者John Naisbitt在他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變化的新書中寫道，西方人沒有真正的了解中國，是因為他們一直用西方的價值觀和思維來審視中國，並且認為西式民主政制已經是人類社會的臻善臻美的制度，亦即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誠然，不少西方人眼看中國用了短短三十年時間，便從一個落後封閉的國家，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會簡單地認為這是西式化或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結果，並進而期許中國進一步把政府也來西化，與世界、尤其是「他們西方」接軌。在這等待的過程中，對於中國與西方社會標準不吻合的表現，會一律加以批判。
不過，這種思維及要求，似乎忽略了需要結合中國文化和近代史等具體因素來審視中國。中國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為西方文明敞開大門；但與此同時，卻又努力重振傳統文化。中西文明和價值觀的碰撞和融合天天在中國出現；門開了，就合不起來，更何況中國決策層看來也不打算走回頭路。然而，且別以為中國從此就會成為一個黃皮膚的「西方」國家。經歷百年受外國侵略的近代史，堅持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在兩超級大國夾縫中成長過來的不變原則。
按和平獎委員主席自己說：「（該獎）是為向中國發出信息，讓其知道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相配合是極為重要的，也顯示（委員會）對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的人士的支持。」
「經濟改革必須輔以政治體制改革，保障人權和推擴民主」等概念或內容亦不止一次諸於中國領導人的工作報告中，由此看來，雙方的矛盾及分歧應該不是南轅北轍的「天壤之別」。那麼，中國政府為甚麼會對委員會如此反感呢？關鍵可能就是在於「向中國發出信息」這種態勢。
和平獎主席沒有察覺到這種指導和教育式的態度，就是中國經常提醒西方的：「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在當前亞洲區軍演頻繁的複雜國際形勢之下。每年中國派出無數政府官員到西方國家學習和考察，推進中國在各領域上的進步，但這演變的進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掌握。借授獎予一位支持布殊以武力移殖民主到伊拉克，及倡議用西方政制重新構建中國政府的異見人士，並認為藉此便可以改變中國，除了顯示頒獎方對中國的認識不足外，暫時看不出還有甚麼更大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