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中美關係是單純的。此時，美國國內掀起瘋狂的麥卡鍚反共白色恐怖，中國也經歷著革命精神熾熱的火紅歲月。兩國基本是一種準戰備敵對狀態，是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上的對峙，經濟上兩國則沒有瓜葛；是一段只有分歧與猜疑，沒有共同利益的時期。由於「敵我」如此分明，危機意識反使得中國政府對美的出處進退更容易掌握。
踏入七十年代，中美關係出現了微妙變化。美國在總統尼克遜策劃下大幅度調整了全球戰略，具遠見的他意識到維護美國的中東利益，要比與蘇聯冷戰重要和更符合美國需要。於是，尼克遜高調提出撤出亞洲政策，從越南撤軍、裁減駐日美軍規模。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蘇聯有機可乘，尼克遜看準了中蘇交惡的時機，主動拉攏中國，在策略上借中國來平衡蘇聯在地區上的影響力。
隨著《上海公報》的正式發表，中美關係便有了質的改變。從過去的完全敵對變成求同存異，首次有了共同利益。而美中這時期的所謂「利益」全是國際和地緣政治，兩國彼此之間很明白是一種各取所需的關係，彼此都是為了蘇聯而握手。
於美國而言，是暫時放下身段，為了更大的目標而與中國改善關係。美國是穩賺不賠的，因為美方不需要有任何實質的成本，不像在韓國、日本或越南等，美國都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財力。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純是一種姿態，讓蘇聯明白其中利害便足夠了；況且尼克遜還留有一手，沒有按中國要求從日本撤軍，還把釣魚台送給了日本。雖然改口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尼克遜直至落任也沒有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先進武器照樣賣給台灣，對台軍售至今仍是美中關係的敏感議題。
此外，其時的中國於美國而言也只有政治價值，中國落後的計劃經濟，美國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的。只要美蘇冷戰的政治大環境因素不變，美中這種合作是頗輕鬆的。當時的毛澤東雖已處於暮年，卻不是老頑固，竟與被他咒罵多年的紙老虎把酒言歡。毛心中應很清楚「超英趕美」不成了，但美國卻可作為保護中國國家安全的一枚棋子，說得更坦白，美中關係「由敵變友」，本來就是一宗政治交易，中國政府也算清了得失。
所以，不論是對敵時期或轉換成求同存異模式，中國於此段雙邊關係中的定位都是清晰的，與目前境況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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