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便以「世界警察」自居，如果沒有美國的參戰，德日的瘋狂獨裁者將會統治全球；所以，美國確曾擔負和履行了世界警察的角色與責任。這本來應特殊國際環境的臨時需要，在戰後被美國視為理所當然。其中，不單純是一種道德責任感，更重要是霸主地位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美國總統在國際場合只會強調美國如何「領導」世界，領導全球已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容不得半點挑戰。任何與美國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都難逃被妖魔化的命運。
由此角度下分析，便不難明白尼克遜當年震驚全球的訪華行動，是以維護美國世界領導地位作為出發點，並不能理解為美國從此便接納了中國共產政權，中國重返聯合國美國是投了反對票的。尼克遜當時所關心的是在亞洲地區如何牽制蘇聯，中國經濟於其時的美國沒有價值可言，更也沒有打算要在政治和社會價值上同化中國，因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沒有這個需要，北京只不過是美國棋盤上一枚棋子而已。
於中國而言，既可以挾美來抗蘇，又能削弱台灣的地位；與美關係正常化，更可以很大程度擴展了中國的國際空間，何樂而不為。在成本方面，除了在政治意識型態上收回昔日反美的宣傳，沒有太大的實質代價。所以，七十年代的中美關係在政治層面是平等互利的，並且由於兩國關係涉及的層面甚狹窄，中國沒有想到要「走出去」，美國也沒想要「走進來」，兩國產生矛盾的機會也自然不會太大。
踏入八十年代，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了這一切。蘇聯已經不再是中國最大的陰影，「貧窮落後」才是中國的最痛。鄧小平急切推動中國發展，並且主要是經濟發展。鄧要解決自晚清以來中國最難解決的社會問題──窮！孫中山先生論述其革命主張時便指出，要中國人團結救國難，但若是說要讓他們發財，百姓都會搶著來聽。
要斷窮根，中國便要學會賺錢，要賺錢便要搞貿易，搞貿易便要接觸世界，而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龍頭，中國人要富起來，必定要學會跟美國打好交道。鄧小平訪問美國戴上列根總統送的牛仔帽之時，與毛澤東在堆滿書的書房握著尼克遜的手時所想的，肯定完全是兩碼子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美關係因為經濟利益的介入而變得複雜化。國際政治的暫時策略性合作關係，可以說是較為抽象的，只有政府和政客才會在意；一旦涉及金錢實利，不但層面廣泛了，互動碰撞下引發的矛盾也許是中美兩國當初也沒有完全意識到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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