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鐵路部發言人王勇平被調職，引來網絡和媒體熱議，有的窮追狂打「落水狗」，有的表示惋惜，認為王只是鐵路部的代罪羔羊。筆者從事新聞工作廿餘年間，遇到過或看過不少政府部門發言人，也看了王勇平那場備受爭議的7.23動車事故記者會，對於王被媒體和網民爭相「圍毆」，以至現在被調職，感到無限的唏噓與同情。
釀成巨災的鐵路部在事後，本就不該只派出一個王勇平去主持「萬箭攻心」的記者會，他一人要面對：遇難者家屬的哀慟與悲傷、公眾的憤怒責難、斷送了國家民族光榮事業的罪咎、以及國際社會此起彼落的冷言譏諷。京華時報記者這樣形容記者會：「對事故有無數疑問、滿懷悲憤的記者」，連專業上本應冷靜的記者都「滿懷悲憤」了，可見7.23事故的震撼度實在難以用文字形容，作為肇事單位的發言人，王勇平在記者會上承受的壓力也同樣是言語沒法表達。
顫抖的聲線與不知如何自處的面容，王勇平當天應是鼓盡了平生最大的勇氣和努力主持記者會，但顯然仍是力不從心。除了那兩段被反復擴大狂轟的回應外，王在記者會上的一舉一動都在經歷最嚴苛的挑剔。如在進入記者會會場後，王問在場記者們他應站著或是坐著講話？這本是平常和沒關重要的一句話，卻引起記者們批評說：「這樣的話語被當做不適當的調侃，主流的回應也飽含憤懣」。在這樣惡劣和充滿敵意的情況下，王勇平起立向一名事故中倖存的記者作九十度鞠躬致歉，如沒有強大的內心和誠意，相信很難做到這一步。
在事故發生後的前幾天，由公眾以至媒體，都陷入前所未有的複雜情緒反應中。對鐵路部仇恨如火山爆發般，情緒是一切，謠言也變成事實，而官方的資料又貧乏得如此可憐，換了誰也沒可能主持好當天的記者會。輿論迫切要與鐵路部算帳，王勇平此時出現，成為箭靶是必然的；而事實上他的部份職能也就是當箭靶。
重大事故後現身的政府發言人，最大的功能其實並不是提供詳盡的資料。就算是在九一一後，政府來源的資訊也是矛盾和零碎的，因為客觀環境是事故才發生，現場情況不斷變化，千頭萬緒，發言人本身也只能靠聽到什麼便說什麼。所以，發言人最大的功能本應是「穩定公眾情緒」，讓民眾知道政府已在工作中。不論是白宮、國務院或是地方縣市部門，美國政府部門的發言人其實都是官腔能手，從他們口中得到新鮮信息的機會不高，更多是只是在重複既定的官方立場。
看看國務院或白宮的記者會，發言人沒錯逐一回應記者的提問，但絕大多數時間是答了等於沒有答一樣，這便是職業發言人的本領。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後，內閣官房長官支野幸男作為政府發言人，天天穿著齊整工作服主持記者會，而公眾的評價卻是他從來沒有回答真正的問題。但無可疑問，他每天出現在公眾面前，確是令人們相信政府已積極處理事故中，雖然事實上當時日本政府其實是束手無策的。
中國政府部門直接回應公眾的文化仍未建立好，發言人的功能和角色定位混淆，部門內後勤支援不足，公眾和媒體對發言人也容易有不對稱的期望。如果說要批評王勇平的話，他的錯應在於沒有準備好動聽的「官腔」，而是憑個人的經驗，帶感性地自主發言，將不安和無助的個人情緒表露無遺。
王勇平當天的記者會是失敗的，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錯並不全在於他個人，鐵路部要負相當責任，而不理性的媒體記者和起哄的網絡輿論也有責任；是他們錯誤導引公眾的怨氣衝向看來已心力交瘁的王勇平。找一個出氣袋，其他人一擁而上打落水狗是多麼容易之事，但這又於事何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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