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場點兵

　　近日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了穿上戎裝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蒙古主持閱兵，以慶祝解放軍建軍九十周年。由於這次閱兵是在軍隊訓練基地舉行，報道標題多稱之為「沙場閱兵」。

　　看到這標題，立時想起了一位曾親歷沙場的詩人辛棄疾的詞：「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裡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辛棄疾是中國歷代詩中極少數有披甲上陣經歷的詩人，他的壯志不單是形諸於文字，更在其劍鋒之中。很可惜，在那半壁國土淪喪的年代，他縱然有心報國，但一直沒有得到南宋王朝的重用，北伐殺敵壯志未酬，鬱鬱含恨而終。

　　所謂的「沙場秋點兵」，只是辛棄疾那悲涼的夢而已。看到自己的國家慘遭外敵侵佔，詩人多麼渴望自己能加入一支強大如軍隊，以霹靂之勢驅逐侵略者，保百姓的平安。夢畢竟只是夢，醉裡挑燈看劍的他已無力再衝鋒陷陣，僅餘兩鬢蒼蒼白髮。

　　辛棄疾的悲歌在南宋往後的世代一再重演，孫文先生不是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嗎？中華民族唯有自強才能自保，習主席沙場點兵，可告慰辛義士於九泉之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那可欺的弱國了。

一地兩檢何難

　　幾經波折的香港段高鐵即將落成，但最激烈的爭議應才剛開始。反對派自港高鐵始建之時便緊盯通關安排，並且早便表態反對採取「一地兩檢」方式，理由是指此舉將讓中國官員在香港執法，違反了一國兩制。一個本來既單純又利民的高鐵項目，卻遭反對派弄成為了政治鬥爭的靶子。

　　反對派本質就是反回歸派，他們的政治底線是不承認和不接受香港回歸中國。於是乎任何將香港和內地聯繫上的項目和事物，他們都會歇斯底里的反對。所以，高鐵工程被一拖再拖，成為了全中國最昂貴的高鐵。至於一地兩檢還是兩地兩檢，反對派根本不理會高鐵的特性和利民原則，一心只想借機大炒通關議題來拖高鐵的後腿。

　　如果有人自以為搬出一國兩制便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對一地兩檢，則請先回答為何一國又能夠兩制呢？當年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是為了穩民心，使香港能順利回歸。提出兩制是為一國，即國家的統一。所以，任何自稱捍衛一國兩制的人，都不能否定一國。那麼，既然是一國，內關的流程如何安排，乃一國之事，又有何可爭辯的呢？這本來就是中央政府的權限。

　　香港好些政客仍不斷以扭曲後的一國兩制論來矇騙公眾，習近平訪港時已特別明確的說明，不能用兩制來否定一國。所以一地兩檢根本就沒有政治爭辯的必要，利民便民才是最大的原則。

唔好走 隊冧佢

    香港法庭在處理涉及政治的案件時為何備受爭議？看看最新近的一宗判決便可以明白公眾為什麼會有意見。

　　香港大學前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去年一月以學生會會長身分，率眾包圍參與校務委員會的委員，阻止他們離開會議場地。其間，馮敬恩叫喊「唔好畀佢走！唔好畀李國章走！隊冧佢！（即殺死他的意思）」。終於在一片混亂中，校務委員李國章被逼退回會議室。事後李國章報警指當時受到馮敬恩恐嚇，馮因而被拘捕和起訴刑事恐嚇罪名。

　　裁判官高偉雄裁決時表示，李國章和保安是誠實可靠的證人。不過，怪異之處是高法官判馮刑事恐嚇罪名不成立，改判其在擾亂公眾秩序罪名成立。前後兩罪有輕重之別，而法官自稱相信證人的情況下仍判馮較輕罪名，原因何在呢？高法官解釋，因為沒法證明馮敬恩叫喊「隊冧佢！」是針對李國章的，法官理據是當時馮與李之間隔了幾重人，所以不能斷定馮出言的對象是李國章。

　　看官服了嗎？怎能不服呢？法庭接受了證言相信馮敬恩當時確是說了「唔好畀李國章走！隊冧佢！」，但又同時認為此句話不一定直指李國章。這不就是活生生的課本教材，教育人們學會什麼是官字兩個口嗎。

　　

華埠沉思

    每每與朋友們談起舊金山華埠的現況，都會聽到連聲的嘆息之聲，尤其是年輕一代華裔都不愛來埠，社區老化問題嚴峻。有說一個社區的興衰有其自身與大環境的因素，也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使然。要是這樣，舊金山華埠的興衰也是自然規律的一部份了，那便什麼都不必做嗎？也有人說華人遍佈灣區，早已經是遍地開花了，各城市都有華人商場或小唐人街，又何必在意舊金山華埠是否沒落呢？

　　這些說法都其一定道理，但舊金山華埠的存在價值並不單純是族裔的聚居地，她所承載的意義豈是一兩個商場便能代替的呢？

　　舊金山是華人踏足美國的第一片土地，華埠先是支撐著遠道重洋而來的血汗華工們，作為他們在異國他鄉飽受歧視甚至襲擊之後的庇護所。後來，華埠更逐漸發展成為區域性的華人經濟與生活中心。這一百餘年以來，這小小才幾段街區，既是本地華人移民安身之所，亦與千里以外的家鄉互為呼應。由滿清到民國以至新中國，本地華人都一同感受著神州大地的風雲跌宕。華埠既是孫文革命的海外根據地，也是保皇黨份子康有為的大本營；既有過熱血抗日的一碗飯運動，也曾是萬人保釣大集會的主場。

　　舊金山華埠那份厚重的歷史，曾吸引著史學家麥禮謙先生付出畢身的精力，試圖盡個人之筆，為先僑的足跡留下文字記述。麥先生走了，他的許多工作還未完成，也聽聞企李街上的華人歷史學會經營也陷入困境。這幾代華人移民共同建造的這個華埠失去了活力是客觀事實，可是作為新一代華埠人，又怎能眼睜睜看著她從此衰敗下去呢？不敢言人定勝天，但事在人為也是不無道理的。華埠的未來，正掌握在我們這代人的手上。

政治不是遊戲

    香港法庭再裁定四名現屆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無效，同時喪失了議員資格；後續的上訴和強闖議事廳的戲碼相信還會持續上演一段時間，各類聲援遊行也是例行公事。但在塵埃落定之後，當事四人以至香港社會整體，都應明白政治不能當作為兒戲了。

　　自從香港回歸以來，反對派在立法會一直採用遊戲人間的方式問政，因為只需破而沒有立的責任，因為輿論機器掌握在他們手上，於他們來說完全沒有公共監督可言。於是乎逢政府必反，逢中必反，只管盡情地反，不必顧慮後果。不但議會如此，整個香港的政治氛圍也是這樣，沒有認真和深度的政治思想和理念辯論，只有空洞的口號和做騷式所謂抗爭，一大群老老少少政客爭相出位上鏡，但他們到底在爭什麼？誰也說不清。香港反對派已成功將政治徹底低俗化和淺薄化，立法會也淪落為綜藝真人騷表演場。

　　所以，按人大釋法嚴肅要求立會議員宣誓，最大的意義是挽回立法會的尊嚴，也讓反對派明白遊戲人間「玩嘢」式問政已行不通，政治是嚴肅的，是關乎民生甚至人命的，怎能交付予一批抱著玩樂心態的政客呢？在香港當反對派成本低回報高，一天不打斷當反對派的利益鍊條，香港政治便一天不能走上正軌。

時代過客

    劉曉波因肝癌病逝，所有想消費他剩餘政治價值的人這幾天都將傾巢而出，也許他們心中也明白，再過一陣子，劉曉波這名字也將不能激起什麼漣漪了。在中華民族邁向全面復興之際，劉君該居何位置？在歷史的長河中又會有他的地位嗎？

　　作為一個搞政治的人，其歷史地位應與其政治思想和現實成就相掛鉤的。那麼，劉的政治主張具有何等政治價值呢？他又具體完成什麼對現實社會有影響的事情呢？總不能因為他曾經坐牢，便能自動成為英雄吧。

　　從劉本人的著述及採訪可見，劉對中國政治的主張可用「全盤西化」四字概括。他是從根本否定了中國人能自強建設完善現代國家的能力，他相信只有架接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用全盤西方文明來改造，中國才有希望。因此，他才會提出中國須接受西方三百年殖民才能完全進步的激進說法，以及提出另立新政權的所謂零八憲章，也因此而招致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這種中國文明一無是處，必須徹底西化的論述不是劉首創的，自清末以來早有此說，並且盛極一時；至今時下不少公知也是此輩中人。之所以有中國智識分子有此說法，絕大多數是因為被西方的文明震撼，對自己民族的信心被摧毀了，認知被模糊掉了，甚至良知也迷失了。

　　在清末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被西方船堅炮利和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驚嚇倒，是情有諒的；在八十年代從貧困的中國去到美的劉曉波，也許是經歷了類似震撼。可是，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全方位的急促發展，不但經濟上獲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在精神文明方面，有著五千年生命的中華文化也正澎湃地湧向復興之途。如果仍有人固執地堅持中國必須全盤西化，這就是不講道理，盲從附和了。眼下西方政治和經濟建設停滯不前，以及社會內部諸多問題和危機，足反映出劉等人的識見短淺，未能對中國發展帶來丁點貢獻，只能權充大時代的旁觀者和路人甲吧了。

華埠生病了

　　來美國三十年，算不上是老華僑，但眼前所見的華埠變遷，也真有點滄海桑田之嘆。

　　三十年前的華埠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城，一個小中國。走進華埠就如回到家一樣，鄉愁盡解。這裡有廣東茶樓和各式餐館，清晨坐旅巴前往李糯前，還可以飲早茶，晚上回來深宵時份也不愁找不到吃夜宵的餐館；可供社團聚會或婚宴選擇的大型酒家不下十間之多。除了吃之外，還有三間播放港產片的戲院；如不想花三個小時看兩齣電影，錄影帶租賃商店成行成市，回家看影帶也是方便得很。

　　可是，從華埠帶回家的主角並錄影帶，而是新鮮及價廉物美的農產品和中式食材。要煮一頓美味的家庭菜，到華埠買材料是必須的。此外，華人所需的日常用品在華埠也一應俱全。士德頓街日間川流不息的人潮，曾經創造過多間天價的旺鋪。

在購物和消閒外，華埠也是社團活動和華人政治的中心，與中華文化傳承的教育基地。社區非牟利服務機構也匯聚華埠，不論是看病就醫或查詢社福服務，都可在埠內全搞定。總而言之，華埠就是本地華人的生活中心，新老移民都可以從中找到家的感覺。

　　時光飛逝，今非昔比，有在華埠經商數十年的老闆說：「華埠已經玩完了！」他用的是過去式──「已經」。在此也不必多形容，讀者走進三藩市華埠必然也感受到今天華埠衰敗的蕭瑟和冷漠。難道當新中國光鮮亮麗地站起來之後，曾經是海外最繁盛的唐人街就此緩緩步入歷史嗎？今天的華埠還有什麼景致可堪賞呢？請不要告訴我就是佔了99%華埠公共車位，一行又一行掛著傷殘泊車證的汽車，竟成了今日華埠的第一大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