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魂沒了

　　今天是美國總統初選的超級星期二，到了晚上十來個州的選舉結果出來之後，民主共和兩黨由誰在十一月底對壘，相信基本可以確定了，剩下的變數只是彭博會不會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戰。

　　論到今屆大選最鮮明的看點，其實就是一個亂字。共和黨政客好奉「列根保守派」為正統，幾名總統參選人也自我標榜列根信徒，但似乎沒有太大的效用。反倒是口沒遮攔，一點都不列根的富豪特朗普，胡言亂語一通，卻成了大熱門。其實從國會議長出缺，共和黨沒法協調出接任人之時，共和黨內部衰敗便已經暴露無遺。

　　同樣的情況其實也出現在民主黨，希拉莉處心積慮要選總統是眾人皆知的。儘管她醜聞纏身，負責指數高企；但由於她財力和人脈實力雄厚，挑戰者寥寥無幾，更經一度大有自動出線之勢。直至後來左翼的桑德斯奮力挑戰，才為民主黨初選添一些生氣。

　　政黨最大的資產本應是其治國的信仰和理念，只是兩黨這些年在選戰時所標榜的政治口號，越來越有走向小眾化。一場又一場的政治辯論，經媒體過濾報道後，只剩下誰罵了誰？誰又說了出格的話？之類的政治八卦。戰後幾十年的政黨輪替，與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律的關係也越來越不明顯，「政客與我何干？」是不少選民的感受。兩黨政客已很少高談理想了，政治變成為一種純操作。於黨性不強的選民而言，兩黨的分別已模糊得很。然而，二零一六的美國總統大選將是關鍵的一年，是美國政黨政治的分水嶺。

特式暴政

　　香港時下的政治運動大大顛覆了好些詞語的本義，如「勇武」和「暴政」。群毆警察、放火燒雜物、暴力衝擊政府或大學會議場地，以及禁錮異見人士等行為，均被美稱為「勇武」抗爭手段，而不算是暴力。至於為何選擇「勇武」，這些人會說是受「暴政」所逼。連新一屆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也公開表達了同一觀點，並明言支持港獨。

　　事實又卻是如此嗎？口口聲稱「勇武」抗暴的「義士」，一個個蒙面包頭，害怕被認出；連對他們向來友好的傳媒也慘遭他們攻擊，只因怕記者鏡頭拍下他們犯罪過程，留下罪證。而一旦被警方拘捕後，則躲在律師身後以千奇百怪的理由開脫罪名，至今就沒有見過慷慨就義的。

　　至於用「暴政」或「殘暴政權」之類的字眼來形容現在特區政府，極其量只能算是挖苦和調侃。公眾有目共睹，當今特區政府治下，警察被暴徒追打幾無還擊之力；政府大大小小政策，只要泛民政客不滿，全都被拉布封殺了。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內被反對派議員隨意擲物襲擊，在外遭示威者指罵，而網上網下對其本人和家人出言不遜或直接羞辱的，完全沒有被追究的。連剛領受畢業證書的學生也可以在台上向特首擺出不文手勢，請問天下間有如此「殘暴」的政府嗎？

　　可是，這顛三倒四的歪理經政客和主流港媒的不斷灌輸後，已成為生於安逸的青年們的核心信仰了。如果說香港沒有前途，主因將是社會在共同培養出這種理性和知識失調的下一代。以暴力港獨代表人梁天琦為例吧，他除了以立法會候選人身分參與暴動，又表示暴力抗爭沒底線外，最驚人的是他對港獨的構想。他說香港獨立後不愁因為失去大陸而生活物資不足的，因為獨立後的香港還可以繼續同中國做貿易。可笑嗎？

　　暴徒原來並不是最可怕的，幼稚無知的暴徒才是極品。

高鐵兩重天

    《洛杉磯時報》特派記者朱莉。馬基寧（Julie Makinen）在大年初一坐了一回從北京到平遙的高鐵，並且將旅途感受寫成報道發表了，字裡行間流露出記者對中國高鐵由衷讚嘆。

　　茱莉這篇散文式的報道，寫出了現今中國高鐵的幾個特點。首先是舒適高效，且票價符合大眾化原則。與他同一車廂的有一名五十來歲的建築工人老王，也有高薪白領太太帶著兩歲女兒露露。茱莉比對一下，同一路段高鐵票價比普通慢車的貴一倍，但高鐵只需四小時，而慢車則要十六小時。

　　文章又介紹九年前中國還沒有高鐵，但今年春運的三億三千萬火車乘客中，將近一半是坐上高鐵的。而中國這幾年間開通運行的高鐵線共長一萬九千公里，佔全最世界高鐵線的六成。

　　北京到平遙要經過一段隧道，茱莉用帶有孩子幽默的手法介紹了這段隧道。這是一段長長的隧道，她為了計算出其長度，先設定好手上的秒鐘計時，再乘以車廂內顯示的列車運行速度。答案九分廿秒後出來了，全長十七點三英哩。她驚訝的說這可以由洛杉磯下城到洛市國際機場的公路距離，此時的老王在閉目養神。茱莉說這是目前中國高鐵系統中最長的隧道，但這紀錄很快便要被打破了，兩條更長的高鐵隧道將分別在青海和甘肅建成。

　　文章結束段茱莉寫道：我站起來準備下車時對老王說：「我們剛走過一條很長的隧道，才九分鐘呢！」老王聳聳肩，「真的？我不知道，」他說。「我只知道，我回家得更快。」

　　邊讀這篇報道時邊想起香港立法會正為港段高鐵費增撥款而激烈爭論，泛民拉布反對撥款，誓要高鐵爛尾；而一些港獨分子則說港高鐵隱藏軍事用途，是大陸「入侵」香港的工具。這些反港高鐵的言論多麼可笑和無知，只可惜現今香港就是如此反智，對中國的識見竟然連一名外國記者都不如。

法官謬語

    香港警察和司法界在港英時期擁有至高無尚的權威，律師和法官更是社會的上等人，其威嚴不可犯的程度，一點都不比中國古代的官衙差。殖民地主統治外族之民，必要嚴法度，才有鞏固統治威權，這是不難明白的。所以在港英時期警察和法院的威嚴是不容絲毫挑戰的，只是在回歸後為了打擊特區政府，才有政治勢力處心積慮地一步一步破壞警隊的尊嚴和執法能力，某程度上他們已取得極大的成功。然而，反對派卻沒有以同樣手段觸碰法院，何解呢？

　　法院也是一個政府的權威象徵，也是公權力的最終維護者。各方挑戰特區政府治權的勢力，為什麼會對法院如此心慈手軟呢？最直接和合常理的答案是：「法院被他們視作為自己人。」特區政府法治的皇牌原來早就不翼而飛了。

　　最新一例是旺角年初一晚，造成九十多名警員和記者受傷的大暴動。當晚站在與警對峙最前線，手拿揚聲器站得高高，大聲喊叫：「我同你玩大佢」，以及倒數三、二、一指揮暴徒衝擊防暴警察的黃台仰，隱身多天後被警方拘捕及起訴暴動罪。拘捕行動中警員還搜出五十多萬現金、棍棒等武器、一些據稱可以製造爆炸品的化學劑，以及一批受管制藥物。

　　可是黃台仰在首度提堂時竟然獲得法官批准保釋，法官開出的其中一個保釋理由是不相信被告會重犯。這可真是國際笑話，全香港都在找黃台仰之時，黃本人透過社交媒體發放錄音，聲言：「寧為玉碎，不作瓦全」。請問法官明白被告這句表白嗎？連被告都公開說自己不會妥協，寧死都要抗爭；法官卻為了放人，竟然裝聾作啞，這是對社會治安負責任的法庭嗎？

　　從各方輿論反映，越來越多人明白到香港法官的個人政治立場經常干擾判決，但苦於法院自身的權威，百姓倍感無奈，又有誰會想到，暴徒竟會有如此好幫手呢。　

我錯了

    對於今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我最初認為共和黨那邊小布殊出線機會極高，於是２０１６將是布殊三世與克林頓二世之爭。但布殊三世因為選情冷清而退出角逐了，而克林頓二世也遇到強勁的挑戰，雖然比布殊狀況好多了，但仍然不敢再說十拿九穩。

　　在美國做了廿多年的新聞工作，從布殊一世選舉起直至如今，筆者內裡已養成了對政黨政治的一種慣性思考方式。可是，對於這屆大選的直覺錯了，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作為認真的時評人，必須好好反省。

　　被步思量大概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思路被麻痺了。關注和分析過無數次各級大大小小的選舉，確信金錢和勢力人士和團體的支持，是勝選的根本，也是最大的保証，這也是美國政治選舉數十年來運作的既定規律。所以論金錢和人脈，布殊三世都有絕對的優勢，為什麼就走不下去呢？難道美國政黨政治已悄無聲色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嗎？

　　對了，一場無聲、無色，甚至沒有人氣的政黨政治革命可能已經發生了。這是一場冷凍式的革命，沒有什麼拋頭顱灑熱血之類的口號，也沒有旋風式的奪目政治領導。只是一群又一群的選民出軌了，對兩黨政治已心如死灰；可是他們也沒有衝上街頭革命的勇氣和興趣，抵制傳統政客成了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於是乎，大選的規律在今年都亂套了。我們看到一個四分五裂的共和黨，以及如一潭死水的民主黨。

　　也許，特朗普現象所表明的，只不過是人們對政客的厭惡和不信任。只是制度嚴重落後於民心，要改變美國兩黨政治模式談何容易？選舉還是會繼續的，管它能否回應時代和人民的需要，選民也只能作消極的抵抗。但別少看政治機器的能耐，也許在下一屆的大選，便會有全新的吸引選民策略了。

法官與黨爭

    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亞今日舉殯，但總統奧巴馬將不會出席，昨日他已在一悼念儀式上表示過心意了，但為什麼不親自參加大法官的喪禮呢？總統在周末要趕忙些什麼呢？據白宮官員表示，總統奧巴馬在周末將研究接任斯卡利亞的人選。果真是逝者已矣，也許總統認為還是抓緊時間搞好接替人選吧。

　　美國總統擁有任命內閣及眾多主要聯邦高官的權力，其中被視為至關重要的是聯邦法官的任命權，而大法官的任命更是重中之重，因為不是所有總統都有機會任命大法官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制，除非大法官主動辭職或退休，也就只有上帝能動得了他們。在落任之年的年初再得委任大法官的機會，奧巴馬又怎能放過呢。

　　不要批評奧巴馬不近人情，其實當斯卡利亞去世消息傳出後，正是屍骨未寒，兩黨已為任命接替人選大鬥出手。因為年底便是總統大選，共和黨仍有機會入主白宮，不能眼白白讓這難得的任命權被民主黨截去。兩黨就大法官人選的爭拗是司空見慣的，從中反映了所謂司法公正的真實面貌。

　　為什麼兩黨要爭著委任自己人呢？大法官不都是依法公正公開公平的判案嗎？由哪一黨來任命有關係嗎？當然有關係，因為法官都是人，有個人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傾向，這些人為因素必然會影響都日後的裁決傾向。所以，公眾應該明白，法庭的公正是有盲點的，特別如最高法院這種純以法官個人主觀為是的法庭，法官本人的信念無可避免地左右了他對案件的理解。也因此，所謂的三權分立背後，其實也是互相干涉的。只能說天下本就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

無族之民

    一名聽眾朋友來電批評我是「大民族主義，好危險」。到底我說了什麼讓這位朋友認為我是危險的民族主義者呢？原來此君所指的是我感概與不認同台北法院批准一名日本兵的後人獲得六百萬二二八事件賠償款一事。台灣內政部原是以就慰安婦向日索償未果為由，基於互惠平等原則，拒絕了日本兵後人索賠，但台北法庭則批准了。批評我的聽眾認為人人平等，不能因為向台索賠者是日本兵後人便不予賠償。

　　這種似是而非人人平等這概念，其實是混淆了個人與民族兩個不同的層面，特別是兩個存在敵對關係的民族。人人平等是一個大而化之的說法，現實中個人權利是受到特定相關法例的規範的，比如同樣活在美國，公民、綠卡持有人、持各類簽證短期逗留人士和無證人士的權利便大有不同。又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美國政府關到集中營的日裔可以得到道歉及每人兩萬元的賠償；但因排華法案而受到逼害的華裔則沒有得到正式的道歉，更沒有半分錢的賠償。

　　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不久發生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其起因和事件真相至今民間仍有不同的論述；留台日裔在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亦有不同說法。對比日軍侵華其間在台灣和大陸犯下的滔天罪行，則是鐵證如山。可是日本政府日前還公開否定強徵過慰安婦，至今也一直拒絕台灣和大陸民間的所有戰爭索償。基於民族尊嚴，台內政部過去拒絕該名日兵後人索賠是恰當的。因為相關事情不是私人糾紛，而是涉及兩個民族後戰爭時期的時代大背景。不忿日人先在台得到賠償，到底「危險」在哪兒呢？

　　放眼當今世界，美國公告天下要再領導全世界一百年，絲毫不掩飾其大美國民族主義；俄國、英國、日本、印度等的政治領導人都在宣揚民族復興，重尋昔日歷史的光輝。以色列人亡國千年還能復國，靠的就是民族精神。除了遭受種族滅絕至全無反抗能力的美國土著，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講究民族精神的呢？其間只是民族振興能力的差異而已。為什麼在華人世界中，總就有一種自我奴化的聲音，處處壓抑自己的民族精神？除了若干華人外，也沒聽說過哪些國家的人民會追求當什麼「國際公民」，唾棄自己民族的。

　　中國經歷百餘年的外侮，千辛萬苦才走到今天迎向民族復興之際，在港台和海外，甚至內地竟然跳出一群嚮往殖民統治的華人,？實在令人不解，也許誠如有人說：「過去當漢奸是為了生存，現代漢奸是為了炫耀。」吧！

反智年代

    年初一香港旺角大暴動，反對派在避過頭一天的風頭後，連日來全面展開歪理攻勢，泛民政學界連番上陣為暴徒護航。只可惜暴行經現場直播公示天下，反對派沒有那麼容易顛倒是非了，只是更徹底曝露他們嚴重反智的本質。

　　在傳統歡慶新歲的日子，近乎無風起浪式的聚眾圍毆警務人員和記者，造成九十多名警員受傷，其暴力和兇殘程度令人震驚。也可能暴徒出手之狠超出了反對派政客的預期，所以事發後個別泛民政客也曾說過一兩句譴責暴力之類的話。但回過神後，他們便來一個理性大轉彎，試圖把矛頭指向特首梁振英，要梁為暴動負最終責任。隨後，大學生團體和所謂學者也加入維護暴徒，高喊「造反有理」，暴力應得到體諒。

　　五花八門的辯解理由其實都離不開四個字：「官逼民反」，反對派意圖用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再次指鹿為馬。可是，大年初一的，誰逼誰呢？香港目前的失業率比美國還要低，美國大學生置業能力一點都不比港青強，為什麼就沒見到美國年青人在大除夜上街暴動呢？若說對梁振英政府施政不滿，所以上街殺警也是合理的；那麼美國國會支持度低於兩成，奧巴馬的民望也與梁振英不相上下，為什麼美國人不會深夜聚集襲擊警察呢？

　　立法會泛民政客全體拒絕譴責暴徒，也沒有慰問還襲受傷的警員。當有議員提出應立法禁止蒙面示威，反對派議員的反對理由竟然是口罩可防止傳染病。香港年青一代確是面臨空前的危機，但並不是買不起樓或找不到理想工作，而是患上集體失智和反智症，而病源就是那群別有用心的黑心政客。

被出賣的警察

    紐約市警員梁彼得因執勤時誤殺一名非裔而被判二級誤殺等五項重罪罪名成立，正在等待判刑。一直抗議美國白人警察濫殺非裔的民間組織對梁被判罪表示鼓舞，認為他們所爭取公義終於得到伸張。嗚呼哀哉！為了緩解非裔社區對串警察的激烈抗議，竟然這般赤裸裸地無辜犧牲一名華裔青年，這是公平正義嗎？不是，這只是醜陋不堪的替罪羊技倆。

　　近年全美各地接連發生非裔被白人警察槍殺事件，而涉事警員受到審訊及定罪的卻少之又少。不過華裔警員梁彼得卻被急急的送上法庭，向來被指官官相護的警隊，這回卻第一時間與梁撇清關係，不但同僚出庭頂證，警察工會也在落井下石。梁當日開槍的情況，真的比其他同類案件都殘暴和罪證確鑿嗎？

　　梁當日是奉命與拍擋到一幢治安極差的政府廉租屋調查，他徒步走在沒有燈光的樓梯，為了自身安全他先拔出了佩槍在手。就在過程中，佩槍走火射向牆壁，子彈再反彈射向正在下樓的死者。梁在開槍時根本沒有見到死者，談不上任何種族動機，但檢控官在法庭上卻強調死者手無寸鐵。這是把其他警察槍殺非裔的一般狀況套進梁案中，故意將公眾對濫開槍警員的不滿都投射到梁身上。

　　非裔社區認為梁被判刑便等於出了他們的一口冤屈氣，這不單是無理也是另一種冷漠與悲哀。受了不公平對待，怎麼也不能同樣以不公平手段找另一無辜者來出氣吧。說實在的，這只不過是兩個少數族裔在被玩弄而已。

　　只可惜美國華裔社區向來不善於，也不熱衷激烈爭取自身利益，一盤散沙和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現象仍普遍。梁彼得被他服務的警隊出賣了，華人社區能幫這位兄弟一把嗎？

克制陷阱

    近幾年經常聽到香港的高官和警方發言人嘴邊掛著「克制」一詞，彷彿已經成為了香港警隊執勤的最典範標準，表現「克制」等於行為優異，沒問題了；最怕是被批評不「克制」，因為這好像是犯了滔天大罪似的。於是乎，不論是特首還是警務處長，都以警隊能表現「克制」為標準模式，久而久之，一支不敢作為的警隊便煉成了。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應是天球之冠，近年更是官司頻頻，警隊一再被呼籲需要更多克制；可是，美國也自稱是全世界最民主、最尊重人權的國家。雖然如此，卻並無跡象顯示美國警察會從此服軟。三藩市不久前發生一名持刀非裔被警員連轟廿一槍斃命事件，非裔社區自然激動的抗議，不斷要求局長下台；然而，警察局長並沒有即時下跪，而是擺出不怕公事公辦的態度，支持將案件交由聯邦司法部調查。三藩市警察工會也罕有地在傳媒下廣告，反駁他們認為對警隊不公平的輿論指控。就在中國猴年大除夕夜，三藩市灣區主辦了美國足球超級盃大賽，三藩市警察在市中心部署超強警力，連自動步槍和狙擊手都出動了。

　　警察該辦的事仍是要辦的，如果因為怕輿論壓力便將警隊節制成為一支軟弱怕事的紀律隊伍，損害警隊名聲事小，危害全港治安穩定事大。一支警察隊伍的名聲在於能高效維護法紀，而不是和稀泥。年初一晚旺角大暴動便是血的教訓，所以別再標榜什麼「克制」了，市民需要的是恰如其度地執法，這樣才能給民眾實在的安全感。

請一哥醒醒

　　香港旺角發生由多個政治激進團體策動的暴亂事件，傳媒報道有九十多名警員遇襲受傷，從各媒體發佈的現場視頻所見，讓人驚訝香港怎會變得這樣？一個個蒙面暴徒在眾多攝影鏡頭前瘋狂追擊警員，甚至在警員受傷倒地之後，仍然用棍棒、磚頭等硬物窮追猛打，其凶殘程度可謂令人髮指。

　　事後各界都在追問暴亂的原由，政治立場的人有不同解讀，這種爭論就不在這裡展開了。令我最難以釋懷的是看到警員在人數和裝備強弱懸殊的情況下被追打，而事後竟然還有人質疑警員鳴槍示警。要是相同情況發生在美國，肯定已經有暴徒中槍倒地了。為什麼執勤警員當晚會陷於如此劣勢呢？如要追究責任，俗稱一哥的警務處長盧偉聰難辭其咎。

　　追究盧偉聰除了他是警隊最高指揮官，負有必然的指揮失當責任外，主要還是他嚴重欠缺作為一哥的專業操守。首先，當有人質疑警員當時為什麼向天開槍示警時，盧偉聰並沒有即時肯定前線警員的應對做法，而是打官腔說警員使用槍械有指引，當事警員是個人依當時狀況作出決定。盧又說他只看到視頻中的幾秒鐘畫面，沒法作出評論云云。前線同事被過百名暴徒追襲，其中一人已受傷倒地不能動彈，作為一哥的竟然還在刻意撇清責任關係；不即時肯定警員開槍有理，明顯是留下後路如將來出現問題，好把責任歸到個別警員身上。如此長官，能不令下屬心寒嗎？更遑論提振警隊士氣。

　　而更沒法讓人接受是被問到警力調配是否失當時，盧首衝口而出的說派出太多警員會被批評過度使用警力。我的天呀！保護全港數百萬市民安全的一哥，當面對暴徒在街上縱火和襲擊警務人員時，你竟然首先關心輿論批評；難道就是因為怕泛民罵派出過多警察，就要擠牙膏似的抗暴嗎？如果執法人員只是想到政治後果，只顧討好政客，法律的尊嚴還有誰來維護？如果一哥只想做好人，就乾脆脫下警服吧。

又一老革命

    希拉莉的總統夢再度受到意想不到的強力挑戰，可惜她對中國文化沒有什麼好感，否則真的應該從中國傳統玄學角度，探究一下為何住了八年的白宮，搬回去就這麼難呢？

　　黨內初選一直順風順水的希拉莉昨日被逼得要奮起迎戰一位本來不是對手的對手──國會議員桑德斯。桑德斯在愛荷華州初選與希拉莉打成平手，在下一站初選的新布以罕什州更領先她廿個百分點，這對花了十多年經營總統夢的希拉莉來說，絕對是不可能接受的壞消息。

　　雖然從政數十載，桑德斯並未算是什麼重量級的政客，也甚少得到全國性的關注。在年屆七十五之年參選總統，對手還是財力和人脈都遠超過他的前第一夫人，所以人們一直把他作為民主黨初選的陪襯而已，誰又料到他竟會擁有今天的聲勢呢？而桑德斯的成功，並不是依靠財團或黨內元佬，而是相對清新的政綱，以及希拉莉自身的負面形象。

　　桑經常把革命掛在嘴邊，指出美國社會貧富懸殊嚴重，號召民眾起來推翻目前不公平的經濟制度。他這老革命的形象讓我想起已淡出政壇的前總統候選人保羅。他們兩人其實政見相近，都是社會主義思想色彩甚濃的極少數異見者。桑在信息深度和演說能力上均不及保羅，但兩人都是堅毅的奮鬥者，年逾古稀仍然為改革美國政治而孤身奮鬥。這是多麼讓人傷感的畫面，為什麼改革美國的使命都由老者來承擔呢？雖然他們吸引了一些年青票，數量上卻並未形成可以挑戰主流政客的力度。一方面為有這樣的勇者而高興，但同時又驚嘆美國年青精英的反思能力，很可能已被安逸生活銷磨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