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不可怕

    香港大學學生報鼓吹港獨受到特首梁振英批評後，學生報編輯們奮起反擊，在新一期學生報中繼續推出港獨文章，並且明顯加重挑釁性，其中一篇文章題為《本土革命，誓守族群》，讀完文章的第一段，赫然發現港獨言論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

　　文章首段是這樣的：「共產黨漠視章法，判死普選。港共政權棄守邊關，助紂為虐。匪賊亂港，指鹿為馬，港人不甘受宰，奮勇起義，釀發雨傘革命，堵塞街頭力爭普選，聲勢浩大，洶湧澎湃。然而革命過後，政治改革了無寸進，一眾義士平白蒙冤，港共爪牙更形囂張，矢志殲滅港人族群。如今風雨飄搖，港人面臨滅族，只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自救。」

　　我說港獨言論不可怕，因為還有更可怖的。看官讀罷上述一段文字，是否也打從心底冒起寒意，真的是有點毛骨悚然。想到，堂堂香港大學生，在代表學生水平的學生報上，發表如此精神分裂的文章；其恐怖程度，比在夜雨無人小巷中遇到長髮濕身白衣女子更甚。

　　黃之鋒信口開河，亂七八糟我不怪他，因為始終他也只是一名要公開大學破格錄取才得一席學位的成績低劣中學生；但港大乃全港歷史最悠久，地位最尊貴的高等學府，港大生竟然寫出如斯超離現實的怪異文章，很令人擔心作者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狀況。

　　懇請泛民政客高抬貴手，不論你們抱有何種政治目的？或需要保護哪種利益？請你們勇敢的自己上陣作戰吧，不可再讓這群可憐的青少年為你們衝鋒陷陣。君不見，他們病了，而且病情不輕。請撫著你們的良心自問，作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能見死不救嗎？

法乎下者

　　《易經》有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意思是告誡人們立志必須從高處看，因為往往我們一心想向上等學習，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成果；向中等學習的，就只能得到等而下之的結局。日前看到香港沙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邀請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到學校向同學講話，因而遭到家長到校抗議，但校方則堅稱做法沒有不妥。

　　黃之鋒是出名的街頭示威和暴力衝擊活動搞手，在中學時期便出位成名，但學業成績則見不得人，僅得公開大學破格錄取。呂明才在香港屬一級的中學，邀請黃某跟同學講話，其實內容反而次要，邀請本身的含意影響最壞。

　　因為能得到校方准許到校向學生講話的講者，會被同學認為必然是有非凡之處，是可作為學效榜樣的人物。那麼，到底校長期待同學們在黃某身上能學到什麼呢？從公開資料和媒體信息，我們看到的黃某善於紅衛兵式鬥爭，好鼓動學生違法衝擊政府建築和官員，政治演說儘管滔滔不絕，但前言不對後語，誠信屢受質疑。對於這樣一位無品兼有爭議的政治人物，校方難道要借他洗同學的腦，把呂明才同學都變成街頭抗爭先鋒隊嗎？

　　請問校長：法乎其下，能有什麼好結果。香港中小學校園遭到一群政治校長和教師的長期政治洗腦，其遺害令人擔憂。

地下書記

　　自《潛伏》後愛上看國內的諜戰劇，主要是因為本來就喜歡懸疑類別的故事，與黨派政見完全沒有關係，亦因為戲劇本來就是虛構藝術，壓根兒就沒有把劇情當真的看待過。相反，由於此類政治題材劇作必經政府的嚴格審查，從這類諜戰劇的演變，反而可以觀察北京對兩岸關係的宣傳導向。由《潛伏》的國共堅決對立，至最近一齣接齣以國共合作抗日的劇集，明顯北京要借電視劇宣傳「兩岸一家親，敵人是日本」的主題。

　　電視劇看多少，更深信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中共地下黨自不然都是有理想又敢犧牲的民族英雄，見慣不怪了。不過，對於劇中的地下黨員有一句經常出現的對白：「為了我們的信仰」或「我有我們的信仰」，聽起來總是感覺怪怪的。心想，什麼是「信仰」？一個極其含糊的詞語，大概是連編劇也不懂如何形容當時的共產黨員精神吧，所以才選用這個可作任意解釋詞語來敷衍了事。再結合目前中國國內貪腐成風，這類歌頌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戲劇還「信仰」不離口，不是很諷刺嗎？直至在網上偶然看到了陳修良的故事，才有了另一番的體會。

　　陳修良於1907年出生於商人家庭，分別在國內和蘇聯接受高等教育，後來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1946年下定必死的決心，離開丈夫和女兒，接受任務孤身一人，以闊太太身分到南京潛伏，主持地下黨工作，擔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在她之前已有八名南京地下書記被國民黨殺害。這位外表柔弱，年不到四十的地下書記，成功扭轉南京地下工作的困境，並策反了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等部隊將領先後起義轉投中共，並促成南京相對和平地解放。

　　可是，新中國成立後陳修良並不是從地下轉為地面的書記，而是被降級分派到別的工作，後期在長達廿年時間裡更被打成右派，改革開放後才獲得平反。在平反後她沒有怨恨，繼續出任政協職務及編寫地下黨史，以高齡九十一於1998年病逝前仍計劃整理黨史。從陳修良的身上，諜戰劇裡「信仰」一詞的不再空洞了。

四仔主義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上周一篇網誌引起多方批評，亦讓筆者回想起在中大的那些年。

　　沈校長在網誌上替大學生抱不平，指因為現今大學生畢業後沒法到好工作，買不起房子，連生兒育女都不敢；校長因而要求社會明白年輕人的憤怒，更責成政府要認真為他們找出路云云。沈作為中大的校長，卻說出如此否定高等教育的話，令人咋舌之餘，更嚴重的是從沈網誌中所描述的大學教育，竟完全是賺取優裕生活的手段。

　　筆者當年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之時，校園推崇的是「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並且對在大學生中流行中的四仔主義加以批判。至少在校園政治正確層面，不論是學生領袖或是老師們，都會鄙視「四仔主義」。何謂「四仔」？就是指有些人視讀大學是為了買屋仔、娶老婆仔、買車仔和生ＢＢ仔；其實就是物質主義的通俗形象化描述。卅年後的中大，沈祖堯以校長身分，在中大官方網站，竟然為學生「沒法」完成四仔之路而撰文鞭撻政府。

　　大學一年級那年，沈宣仁老師在課堂上開玩笑說，大學生在校園談戀愛可以，但不該只說情話，要討論一下阿里士多德的哲學。沈教授意思是提醒我們大學生是知識分子，思想和生活都要有更高的追求，不要流俗。沈祖堯校長卻以賺取金錢多寡當作大學生的前途指標，夠實用主義的。不過，如是這般，沈校長便應把中大改為金融投資學院好了。筆者終真的明白了，香港出了這麼有問題的年輕一代，根源還是出在教育他們的成年人身上。

語無倫次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先生近日發表一篇題為《希望社會了解年輕人的憤怒》的網誌，其內容可用四字來概括之：語無倫次。而其中邏輯嚴重混亂程度足以讓人懷疑是槍手急就章之作，若果真出自沈校長之手，只能嘆一句：校門不幸。

　　沈祖堯此篇網誌先概述貧富兩極發展的世界狀況，然後指出香港貧富懸殊如何扼殺了年輕一代的夢想，令挫折失望逐漸轉化成社會怒火。沈呼籲社會要明白年輕這股憤怒。沈說：「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能找到好職位，勤奮工作不一定能成功。雖然我們的年輕人竭盡所能，但美滿生活和燦爛前程卻是渺茫的希望，年輕人的工資大部分用來供樓或交租。」

　　

　　請問校長，抱怨社會不公的年輕人真的已經竭盡所能了嗎？可知街頭運動中衝得最前當領袖的黃之鋒等雙學積極分子，可一天班也沒有上過，他們為社會為自己曾付出過什麼努力呢？未經奮鬥，校長便認同他們前途渺茫之說，是妄自菲薄，抑或是避難就易，無病呻吟呢？可知筆者同齡人的父輩們，勤勞終日也僅能糊的比比皆是，他們又是如何創造出當下香港的繁榮呢？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財富分配失衡是嚴重問題，但要抱怨也遠遠未輪到仍生活在蔭庇下的年輕人。

　　沈又說：「面對他們認為的「社會不公」，在香港想擁有自己的屋子、儲蓄、生兒育女，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有了新的意義。他們轉而追尋其他目標：平靜而非充滿挑戰的生活；資源平均分配和保護弱勢群體（老人、農民、低技術工人）；關注本地事務而非放眼天下，而最重要的是公平（不論它的意義是甚麼）。」

　　此段話，對不起，真的是狗屁不通。香港社會真的已經到了連生兒育女也遙不可及嗎？我無語了。另，按沈所言，年輕人已經連自己生兒育女都不敢奢望了，又怎會轉而去關心弱勢社群？又港青不放眼天下，何解是社會之過？看到沈以上的論述，筆者也真的憤怒了，也請沈校長明白。

暗鬥到明爭

  　奧巴馬總統昨天在每年一度的國情諮文中三次提及中國，兩處是涉及經濟，另一處是關於減排協議。三者中最尖銳的一項是指中國正在制定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地區（亞洲）的規則（rules），這將對美國工人和商業不利，美國不會任由它發生，這些規則應是由美國來制定的。

　　奧總講稿的用詞沒有清楚說明所謂規則具體是指哪些，從其上下文理應是指經濟活動的規範準則；但由於政經難以分家，白宮的所謂規則也可以是涵蓋所有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行為。

　　不過，到底奧巴馬此番話是專指經濟，還是泛指全部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在於由誰來制定亞洲區的國際行為準則？這又涉及兩部份，白宮指中國正在嘗試主導亞洲，而奧巴馬則堅定的認為應由美國擔綱。

　　可是中國真的如此嗎？而為什麼亞洲區事務要由美國主宰，而不是亞洲人自決呢？美國不是一直鼓吹民族自決嗎？奧巴馬此番亞洲事務必須受美國控制的言論，表面上是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沒有脫離殖民地主的統治思維，也就是說由西方人掌握世界是天經地義的。

　　由此可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論，美國是完全沒有聽進去的，更甚者是美或要跟中國鬥到底，而且不是暗鬥，是明爭。習主席在外訪時多次提出新世界秩序是大國與小國權利均等，這與大美國思維南轅北轍。二零一五年的白宮國情諮文，再次證明中美關係的對立是必然的，除非有一天美國願意不再「主宰」天下，但可惜，這並不是美國文化元素的一部份。

交流不得

　　可能是記者的職業病，也可能是說話者聲浪太高，在飯店裡聽到隔桌的食客在批評香港政府近日推廣的港生到內地交流計劃。其中一名男食客說：「又不見他（可能是指特首梁振英）把自己仔女送去大陸交流，反而都到外國留學去了。現在就強逼中學生去交流，只不過是想從小灌輸……」

　　按此食客的意思，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是交流不得的，彷彿政府支助兩地交流活動是在毒害青少年似的。兩地交流為什麼會變為洪水猛獸？港生到內地真的那麼可怕嗎？當國際政治和經濟重心已轉至中國之時，一些人卻竟然反對港生實地了解國內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反赤化」嗎？還是在培養井底之蛙呢？　　

　　從外表看，這位食客也是一把年紀了，絕不是佔中青年，但其思維卻與佔中一代頗為類似。早前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港大學生報鼓吹港獨，被泛民反批為搞白色恐怖。回歸後，香港確是出現了一股要斷絕國家連繫的力量，內裡可能各有因由，厭惡中國卻是他們的共通點。

　　聽罷食客此番言論，筆者感慨良多。月來接連看了多齣中國抗日劇，有的是「神劇」，有的水準極高，總的印象是感恩自己生於和平年代；但原來任何年代都會有自身的危機。古聖賢智慧，真的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未曾活在歐美日列強槍口下的一些中國人，開始閒不住了，又心思思要當一回殖民地奴才了。

去留兩是

  　全球四十名國家元首和政治領袖日前雲集巴黎遊行反恐，從媒體報道的圖片所見，法國總統和多位國家元首手扣手遊行，以示團結一致。獨美國總統奧巴馬缺席捱批；白宮連忙道歉，說總統本是樂意出席的。筆者看到這則消息之初，也十分奇怪奧巴馬為什麼沒有現身反恐，因為如果他老人家親自出馬，在法國總統身旁肯定會是他。至於事後道歉，等同承認錯誤，為何白宮幕僚會失敗如斯呢？

　　過了不久，答案找到了。全球領袖帶領百萬人大遊行反恐是多麼令人震撼的罕有場面，奧總怎能錯過的呢？原來白宮也是事出有因的。從當地電視台高空拍攝的畫面看到，原來元首們並沒有真正的與百萬民眾同行，而是在一條清空了場，前後有大批軍警封鎖的街頭齊齊拍照做騷。估計白宮幕僚事前得到的信息是要拍一張團體照，沒有想到照片會與其後巴黎街頭的大遊行連結一起。堂堂自由世界領袖，自然不屑專程到法國去拍一張團體照，一心就讓小的自己去辦吧。

　　所以，奧巴馬若參加了合照騷，格調便低了。只是萬萬沒想到，公眾這麼熱烈擁護這張精心擺拍的公關照片。於是，奧巴馬不去是正確的，事後白宮道歉也是真心的，因為平白錯失了一個全球關注的瞬間，能不後悔嗎。

　　對於平頭百姓的我們，從此事也可以反思，打擊恐怖分子，一張領導們的團體照真的那麼重要嗎？這群人可是連與群眾一起遊行的膽量也沒有，我們需要如此重視他們嗎？

過度守法嗎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上致辭時說，過分強調民眾守法是極權社會的特徵，又話官員強調依法辦事，是誤導公眾。石永泰這番政治言論十足反映了香港當前的法治危機根源是來自司法系統人員本身。

　　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年，期間一直採用英國的司法模式，九七年回歸後亦沿用至今。不分國家和民族，法治本身就是社會穩定的根基，也是個人民權保障的依據。不過，基於民族歷史和國情，各國的法律都有所不同。美國實行聯邦制，各州的州法也有出入。一九九七年香港以殖民地身分回歸，只做到主權回歸，由於司法系統沿用英制，並準許英籍及其他英聯邦國籍法官留任，香港至今作未做到司法回歸。亦即是說，香港的管治權在司法系統上留了一塊大缺口，容許外力干預的寬裕空間。

　　司法權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象徵，很可悲香港的所謂司法年度開啟儀式，乃前殖民地遺制，司法人員衣飾亦如是，連儀式使用的語言也是英語。期間，大律師公會主席竟然振振有詞地批評政府官員過度強調守法，石大律師指過度強調守法是極權社會的特徵。請問石大律師，何謂「法」？如守法有過度，即有些法便可以不一定要依了。如有法可不依，又在哪些情況下可不依？標準誰定？如守法標準可以因情況而改變，那還是法嗎？這種歪理在香港最高級別司法人員雲集的聚會上發表，其實反映了如石大律師之流的司法系統人員，已慣性拿政治因素來解釋法律，這是極度危險及不應容忍的，因它動搖了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日香港的司法系統內如果不去除殖民地思想殘餘，不徹底改變司法人員對國家的否定和妖魔化，香港便沒法真正的回歸。

市長與警察

　　屋崙新任市長史哈夫履新首日即前往警察局聽取警員的意見，並且坐警車一起出巡，此舉被認為比她的前任關麗珍聰明得多了。有媒體評論員翻舊帳，指關麗珍上任首日也是到警局會見警隊高層，但並不是去聽取意見，而是要求配合其新政策，並且批評警察工會沒有支持她競選。結果，關在任內多次更換警察局長，警察部門陷入嚴重危機，市長辦公室與警察隊伍的關係也持續緊張。

　　屋崙治安在全國大城市中不算特別好，警隊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市長雖然是最高行政首長，但市長個人不能直接將治安好轉，畢竟現在已非西部開發時期，市長可以帶槍充當執法者。史哈夫向警隊擺出友好姿態，有利於日後改善治安工作。難道有資深地方政治經驗的關麗珍市長當年就不明白這道理嗎？

　　當然不是，有謂是兩人各自不同的政治出身經歷不同，導致施政手段的分別。關麗珍是草根社會運動策劃者，上街示威是其手本，因而累積了對警隊的不信任，甚至敵視態度。而史哈夫則是州長布朗的前立法助理，是體制內打拚上位的，慣於從政府政策入手思考問題。一個來自街頭，一個來自政府辦公廳，對如何履行市長職務自然會有不同的想法。

　　時下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搞街頭運動的，比在體制內工作的要高尚，以及更能解決問題。現實卻一再證明，上街叫口號容易，辦好一件民生工程卻絕不是兩三句口號便能成事的。辦實事的思考方式，與以煽動群眾為主的街頭抗爭不可能在同一軌道上，為政者若只會一味追求街頭領袖的光環，最終只會落得一事無成。

天天打鬼子

　　相信已經是一個持續多年的現象了，中國幾乎天天在打鬼子。不是在釣魚台或東海，而是在電視螢光幕上。以抗日戰爭為主題或時代背景的中國電視劇集歷久不衰，也惹來好些議論。有的說天天吃山珍海錯也會厭倦，何況都是同一時代背景的劇集呢。也有說有些抗日劇也拍得太神了，劇中主角個個武功蓋世，用槍的百發百中，自己則在槍林彈雨毫髮未傷；那些不用槍的更神，不論是飛腿或是暗器，一律是一擊即中，而且一中必倒。嘲笑抗日「神」劇的人說，如果中國人當年真的如此威武，小日本也致侵佔了大半個中國吧。

　　如果純是基於商業考量，相信抗日劇的數量不一定如今天那麼充沛，製作受到某種政治因素影響，不言而喻。那麼，在當日社會普遍越來越富裕安穩，到日本旅遊人數年年月月在上升之時，抗日題材是否不合時宜呢？

　　這讓我想到小時候，主要是於七十年代，香港電視台充斥著大量的日本劇集和卡通片，有時裝有古裝，題材不一，但勵志精神卻是共通的主線。當年筆者年紀尚小，但從這些日本劇中能清楚感受到，也許說是被間接洗腦，對日本人印象十分正面，他們勤勞奮鬥，愛好和平，更是地球的保衛者。其中在《柔道龍虎榜》裡久不久會出現一些支那來的間諜，他們鬼鬼祟祟地在暗角刺探日本的情報。直至中學高年級時，在一間小戲院裡看了一齣名字叫做《慘痛的戰爭》抗日紀錄片，才徹底洗清了先前的錯誤認知。

　　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能只在物質上，民族精神和文化更需要健全。在劇集《二炮手》中有一句台詞，一名日本軍官說，要徹底消滅一個民族，必須要令到他們以自己的文化為恥。以這句台詞審視當下，能不警愓嗎？　雖然不必將劇集當作真實歷史，抗日劇對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新一代中國人是很好的教育。這功夫必須由國內堅持，香港雖然影視發展比國內成熟，但同類製作極少，甚至連電視新聞報道，也竟然是日本新聞比國內新聞有時還要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