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也瘋狂

　　香港警察廿四及廿五兩日在旺角協助執行法庭指令，清除非法擺放在道路的障礙物，從早上至深夜，警員和佔道者在多個街口都發生衝突。幾乎在同一時間，在美國多個城市的警察同樣面對示威群眾。從電視看兩地示威現場的報道，深覺兩地傳媒在採訪騷亂現場時不同的專業表現差距甚大。

　　在弗格森現場，媒體報道有高空設備作俯瞰式的拍攝，記者則在街道邊作現場報道，一般都是較遠離最激烈的衝突或事故現場，也有個別拚搏的攝影記者會跑到最前線。但總的來說，都是依靠器材作最貼近的直擊，現場記者則多個外圍報道，主要工作是收集來自現場目擊者和警方等各方面訊息。

　　至於香港佔旺清場的電視報道卻很不一樣。畫面所見一大堆手持各式拍攝工具的記者擁在警察面前，在其身後才是示威者。也許當中不全是專職記者，更多可能是自媒體，但他們成了現場一道特別的屏障，將警察和示威者分隔開。只要有新的警民衝突發生，這些所謂記者便從四方八面湧出，衝到警察的面前拍攝。因此，從電視上所看幾乎都是警員的畫面，甚少示威者那一邊的情況。由於記者貼身在警員跟前「採訪拍攝」，雙方發生碰撞的場面時有發生，這次也不例外，亦如過去的同類情況，總有記者投訴被警員推撞或襲擊。

　　筆者在灣區媒體工作廿餘年，當年三藩市因為金恩案發生打砸搶，筆者也在市場街現場採訪。雖然身上掛有警察局發出的記者證，但證件明明白白的說，持證人可以進入警消封鎖線採訪，但沒有特權，不得干擾警消工作。記者們都很明白我們是要服從現場警員的指示，他讓你走多近你便能走多近，一旦越界，結果只會是自討沒趣。

　　香港的一些記者似乎沒有這套標準，連警察在激烈執勤的情況下，記者彷彿擁有無上的權力，也可以隨意在衝突現場無限制的活動。以電視畫面所見，港記者在現場對警員已構成嚴重的干擾。如果同樣情況發生在美國，恐這批記者早已被警員移走了。記者的角色是以冷靜的第三者角度報道事實，一旦自己也成了參與者，媒體應有的社會功能已蕩然無存了。

尊重法治

　　今年稍早前在密州弗格森市的一名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員射殺，觸發當地歷來大規模的種族騷亂，事態嚴重程度至州長要派出國民警衛軍介入。數月以來，全國都在關注案件的調查進展，而當地社區仍不時有示威。經過深入調查後，大審陪團決定不起訴開槍警員，原因是有足夠證據顯示警員當時是在遭遇死者襲擊後才開槍自衛。

　　由於輿論一直把該宗事件形容為典型的司法種族歧視，彷彿唯有白人警察遭到起訴才算是公義得到伸張。所以，當局為裁決宣告後的可能騷亂提前做準備，州長再度宣告緊張狀態，並且要求國民軍戒備。另一方面，則透過社區領袖和教會呼籲群眾冷靜。早作準備的不單是弗格森，全國各地非裔人口較多的城市都有部署。

　　在裁決宣佈後，意料中的暴亂也終於發生了，在弗格森除了有民眾上街示威外，也發生暴力及縱火事件。灣區屋崙亦有近千民群眾上街，一度衝上高速公路的出入，公路巡警為安全計需要封閉部份路段。

　　大陪審團從清楚他們的決定極有可能引發全國性的示威浪潮，也很明白當地社區的激烈反應。但大陪審團仍然作出有違「公眾」期望的判決，說明他們頂住巨大的壓力，依法履行了他們的職責。司法的尊嚴在於被落實執行，只有人人都尊重法律，不以個人情感或好惡代替法律，真正的法治才能彰顯。從弗格森事件上，香港年青人應從中學習，在喊叫「我要真普選」之前，請先說一聲「我要真法治」。

回歸英國

　　香港發生佔中後，末代港督頻頻發話支持佔領者，好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樣。而英國國會一些議員也趁機抽水，批評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並且組織稍後前來香港考察云云。這些舉措可能令到一批以年青人為主的港獨人士表錯情，以為英政府真的要為他們出頭，於日前到英駐港領事館請願。但出乎他們意料，領事館竟然閉門不納，連門也進不了，還被領館派員及報警驅趕。

　　這些過去經常把港英殖民旗穿在身上，或揮舞英旗參與遊行的青年，對於英領事館的冷淡感到氣憤難平，聲言要留守包圍領館，直至英國議員接受他們的請願信為止。當中一名情緒激動的示威者自稱自己持有英國屬土海外公民護照ＢＮＯ，是英國公民，他指摘英領館拒絕開門，形同中國註銷學聯回鄉證，是「喪權辱國」所為。

　　數月前筆者在香港的七一遊行上，也看到這群主張回歸英國的港獨分子，他們大多是年青人，香港回歸時可能還是小朋友，或甚至還未出生。他們對英國臣服的情懷，到底應作何理解呢？

　　相信可以粗略歸納為一種扭曲性的「殖民地優越感」吧。這種優越感在台灣也存在，服臣對象換了是日本罷了。出現這種國民身分認同的錯亂，主因是本國知識貧困，特別是對歷史與民族發展認識嚴重不足；其次是崇洋自卑心理作祟。社會上出現這種痴戀殖民地身分的現象，更說明國民教育刻不容緩。但對於已經走上街頭的那些，以乎不必太在意，既然他們自認是英國國民，就讓英國政府處理好了。

政客心思

  　總統奧巴馬以行政指令方式容許約五百萬非法移民能夠合法地留在美國，部份更能申請工作簽証。政策本身是實事求事的，因為指令並沒有改變現行移民法規，也沒有鼓勵新的非法移民，只是針對已在境內的非法移民，並且是以家庭團聚為目的，最大程度上減少拆散家庭的悲劇性遣返行動。所以，整體上來說，奧巴馬此移民政策新指令是一項德政。

　　指令內容不是問題，推出時間點才是。奧巴馬在任總統已經六年，為何選擇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大敗後才強行推出移民改革呢？奧巴馬向來都關注非法移民的家庭團聚狀況嗎？大概總統希望民眾忘記了，他是歷任美國總統中遣返非法移民最多的一位，拆散大量有合法子女在美的無證移民家庭，也是奧巴馬前幾年數度引用為政績的光榮史。移民權益組織近年來一直抗議奧巴馬的鐵腕遣返政策，為何總統要到今天才聽進耳裡呢？

　　答案很簡單，如果不是因為民主黨選舉敗了，又如果不是兩院都落在共和黨手上，又如果不是總統選戰即將揭開序幕，奧巴馬不一定會單方面以行政命令挑戰共和黨。說到底，所謂移民政策，也只不過是兩黨鬥爭中的棋子罷了。不是嗎？民主黨籍的克林頓總統在一九九六年簽署法案，大幅削減合法移民的聯邦福利，也同樣是在中期選舉大敗，競選連任在即之時。

　　政客的心思其實一點都不難猜，個人與及黨派的政治利益永遠是最優先的。公權力握在他們手上，民眾或利益集團要政客為他們服務，便要抓緊彼此利益的交匯點，亦只有兩者交集，才是政客辦事之時。

衝擊再衝擊

　　香港佔中進入了新階段，如何收科？萬眾期待。執達主任在中信廣場順利清除障礙物，但這並不代表餘下的被佔領區也能如是。就在十七日凌晨，數十名示威者便暴力衝擊立法院，打破多道玻璃門。從視頻所見，有的衝擊者是希望阻止立法會正常會議；有的試圖仿傚台灣太陽花，佔領立法會會場。相信隨著警方進一步清場，類似的暴力衝擊將來陸逐有來。在全港大多數人對佔中已意興闌珊之時，這類衝擊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

　　民調顯示反佔中市民數目急升，而鬧出「return home card」國際笑話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梁麗幗則不以為然，認為民意是流動的，如果有狀況發生便會出現變化。梁的思維反映了佔中運動的要害錯誤，也是大多數佔領策動者的歪曲心思，他們以為激烈的行動可以帶來勝利。於是，當一階段的行動沒有帶來成績時，便策動下一波的更激進行動，以此刺激更多人加入，向政府施壓。從學生領袖口中聽得最多的就是：假如ＸＸＸ，我們便把行動升級。

　　這種不達目的便不斷升級的模式，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柴玲也用過，其本質是一種極度野蠻的不負責任行為。提出政治主張的人，應先要想到如何實踐，如何在現實環境中找出路，才好號召群眾加入。一味的往玉石俱焚路上走，只會把運動帶向死胡同，害人害己。佔領學生走上不歸路已很明顯，目前餘下的問題只是理性的社會還有必要容忍多久呢？

這才是校長

    香港的大專院校近年流行在畢業禮上搞示威，通常是向主禮的政府官員做出各種侮辱動作。自佔中起動後，多間院校的畢業禮上加添了撐遮和抗議奏國歌等舉動，連教育學院的畢業準教師也玩同一樣的遊戲。而校長和應邀主禮的台上官員，通常只能陪笑或苦笑。昨日浸會大學的畢業禮上，同樣的示威戲碼在上演，但校長的回應卻很不一樣。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要求撐著遮上台領畢業證書的學生把傘收起來，對方拒絕，陳校長亦拒絕向對方頒證書，並且暫停典禮，要求學生自重，不要再撐遮上台。

　　陳校長做了教育工作者應做的事情。學生並不是天然就神聖，更不是自然就正義。學生會犯錯，而且因為年少氣盛，執迷不悟情況甚為普遍。正如本欄早前寫道，畢業禮是屬於全體師生的，也是屬於學校的，個別學生為了一己之私而破壞典禮程序和氣氛，是極度自私和不道德的行為。校方應對此等劣行當場棒喝，以匤正歪風。

　　香港教育失德失節，淪為反中反社會思想的溫床，其惡劣影響已根深柢固，恐非一、二十年難以糾正。期望香港的高等院校校長們都能向陳新滋校長看齊，切勿如中大校長沈祖堯般只顧盲目討好學生，更荒唐地將犯法學生喻後聖人之後。香港的前途只能寄望於年青一代，而到底未來社會主人翁是何等素質，大學校長們責無旁貸。

歪理民調

　　香港中文大學剛發表了一份名為《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的持續民調，該項調查由回歸前一年起，每兩年調查一次，今年已是該調查的第十份報告。調查報告的文字敘述特別強調兩點，即自稱純是中國人的比率跌至新低，僅8.9%，而選擇純香港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調查機構稱之為「香港人優先」者則創新高，達68.8%。該調查共訪問了797人。

　　這項港人身份認同調查在回歸前首辦，於其時有一定的義意。但當殖民地時代已過去，香港已經重新成為中國一部份，法理上所有港人都是中國人的時期，還不斷的追問港人身份，借民調報告宣稱港人的國家認同身份可以有不同選擇，究是何道理呢？除身份認同外，調查還查問對國旗的抗拒程度，乃至所調的「香港人優先」說法，除了宣揚港獨外，還有什麼具實意義呢？一些人在回歸前後努力發展和培植香港的所謂「本土精神」，其潛藏意圖明顯。

　　類似偽學術民調已成為香港個別黨派的政治鬥爭工具，但同一組數據，細看下其實可以看出不一樣的圖畫。以中大上述調查為例，大學強調「香港人優先」，但若看單純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數字，96年25.2%、98年28.8%、12年23.4%、14年26.8%，亦即時說十八年來並沒有重大的改變。純認同自己港者即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港獨人士其實應最在意這組數字，如果港獨真的成為主流，此組數字應急升才是。

　　可惜，不論調查設計上如何刻意要製造出所謂「香港人優先」印象，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港人一直維持在七成以上。若再細分年齡層，會發現18至34是所謂「香港人優先」的主力，也是回歸以後成長或出生的新生代，他們沒有受殖民地的洗禮，卻受著去中國（歷史）和（反政府）通識的教育。對於這份立心不良，以歪理解釋的所謂民調，如果還有什麼可參考價值的話，便是反映了香港後殖民地時期教育出了問題，國民教育刻不容緩。

　　此外，據台灣師大學於2011發表的港澳政策研究報告中指出，七分之一（14%）的香港人是大陸新移民。另港府數據，單是去年內地到港新移民便有四萬三千人。如果中大調查的抽樣是科學的，那麼這不斷增加，佔港人口比例急升的大陸移民，必定是到步後即大比例否定了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若然，這也是很令人好奇的現象，因為港獨份子一直痛罵新移民把香港大陸化的理論便不應成立了。

跛腳鴨

　共和黨重奪聯邦參議院控制權，一統國會兩院，時評幾乎一致認為奧巴馬從此要當跛腳鴨至落任為止了。這種說法沒有大錯，但也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綜觀美國歷來能連任的總統，在其最後兩年任內，就算沒有國會因素影響，在魄力和積極性方面，也會對比剛上任時要差得多。這是制度使然的定律，跛腳與否，主觀成分佔相當一部份。

　　總統任期法定不能超過兩任，原意是杜絕長期獨裁的出現，也讓國家就算遇上極壞的總統，也能有一個止血限期。任期限制的意願是美好的，但任何制度都會有副作用。於白宮這權力龐大的職位，任期限制的負面影響也成比例的變大。

　　在所有實施任期限制的職位，政客在上任的第一天，便要思想如何連任。於是天天努力的討好選民，拉攏各方關係，為下一次競選做準備。可以說，連任是第一任期間最重要的事務。一旦成功連任後，政客有兩條路選擇。沒打算退休的開始謀算下一個職位；沒計劃留在政圈的，更要籌劃好在商界或其他領域的出路。

　　所以，在第二個任期內最後階段分神分心極為普遍。於總統而言，一來不必再競選，二來下一任總統選戰已展開，除了一些短期政策外，政黨也不會與即將離任的跛腳總統合作什麼長遠規劃。總統如走過場，國會的重份量議員才是天長地久的。如果在未來兩年奧巴馬表現比過去還差，很可能不完全是他個人無能或不負責，制度也應是其中原因之一。＿

低智畢業禮

　　近年香港的大學畢業典禮接連發生畢業生在台上搞個人騷事件，並且情況正在傳染中。這些異類畢業生有的台上向主禮者嗆聲，或做出各種不禮貌的抗議動作；最新傑作是在科大畢業禮唱國歌時，有學生舉起黃傘，以及打傘上台領證書。這種舉動例必引起在場學生的起哄和掌聲，而顯露的卻只不過是當事人的自私和無知。

　　早前中國國內有一篇評論文章題目為《一國兩智》，其中點出香港社會朝低智化發展。低智化對香港未來長遠發展的影響值得嚴重關注。以科大事件為例，舉傘的畢業生不出十名，卻成為了所有媒體報道的焦點，示威者成功做了主角。於支持佔領的人士來說，撐遮的學生給他們加油，但於沒興趣或反佔中的畢業生來說，這同樣屬於他們的畢業禮被劫持了，說嚴重一點，畢業禮成為佔中舞台，被「強姦」了。

　　學生固然有個人表演或表達的權利，但也必須顧及場合。馬路是公眾使用的，畢業禮是屬於全體畢業生、老師與嘉賓的；一小撮人強佔領，是霸道所為，徹頭徹尾的反民主之外，更是極度自私。堂堂大學生，只顧滿足一己的虛榮，連起碼的個人道德都不及格。再者，撐傘走過場除了吸引鏡頭外，於公眾何益？與民主相干？只好形式而不談實質，正是低智化的表現。

　　這種低智化趨勢其實在香港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觀乎香港的影視、歌曲創作，其淺薄與低俗程度不斷挑戰更低限度。新聞媒體更是助長低智聲勢，就如佔中這有歷史性意義的重大事件，記者一味把鏡頭對準佔領的青年，月來只做表皮的煽情報道，沒有為公眾思考和識認事件的提供任何深入和多角度的素材。

　　在一個智慧退化的社會，湧出一大批嘴巴喊叫要「民主」的年青人，絕不是香港之福。如果這群人真的就是香港的未來支柱，情況更是令人憂慮。

失民心者

　　剛聽到一則新聞報道，忽然想起這樣一句話：「失民心者得天下」，看官不要以為筆者拋錯書包，的確是有些承認失民心者，仍確信自己能得天下。說出這創新意念的超自信人物，正是九月份發動中學生佔領政府總部前廣場的黃之鋒。

　　日前《紐約時報》刊出一篇以黃之鋒名義發表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語出驚人，對著反對佔中的政府官員說，自己將決定他們的未來。文章是否真的出自黃的手筆不得而知，但經常在講話中聲稱自己緊握香港未來的黃之鋒，年紀輕輕，已擺出一副政治領袖的模樣。

　　香港反佔中聯盟經過一周的簽名運動，合計徵集得一百八十三萬五千個反佔中市民的簽名。面對反對者的聲音，黃之鋒在講台上指控簽名做假。不過，與此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佔領運動不得民心。

　　作為政治家，一般來說如果承認自己的作為不得民心，應等同接受失敗，接著便自動下台了。可黃同學卻不一樣，面對接近二百萬個反對簽名，加上佔領地日漸冷清，他在佔領不得民心之餘，卻沒有承認失敗，仍自信通過一些措施，可以最終贏得天下。

　　人們到底應佩服這些佔領青年的頑固，還是要鄙視他們的剛愎自用呢？站在高台上疾呼為香港未來爭取民主的人，竟然可以自我催眠式的選擇漠視民意。這世上是什麼類型的政治人物，既知道自己不得民心，但又堅定相信可得天下的呢？這種不理會百姓感受如何，一心專注於自己追求的，正正是獨裁暴君的思維。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會見學聯五代表時說得好，民主不光是一種政治理念，也是生活態度。在香港街頭展現的不是民主，相反，是極其危險的專制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