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文革 （四）

　　因為社會大環境及人均素質的轉變，昔日樣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國重現。不過，這並不等於文革的思維和權力鬥爭方式已在中國社會完全消失。

　　什麼是「文革思維」？簡單說就是為了達到打倒政敵目的，可以憑藉某種被視為至高無尚的權威，不經提證或司法程序，直接宣判政敵罪名（扣帽子）並進行懲處。「文革式」權力鬥爭手法極之簡單，一點都不複雜，不必任何精心設計的陰謀，只要使出獨裁專制權威，點名誰有罪，誰便有罪了。當然，並不是誰都可以純靠扣帽子便可以消滅政敵，關鍵還是權力。沒有實權或權勢不如人的一方，說什麼都不管用。

　　如果以「莫須有」方法清除異己只限於高層權鬥，對百姓的影響可能還是有限度的。可是，毛澤東卻採用了全民運動方式，打擊目標並不限於特定政敵，而是要利用盲目崇拜他的青少年，在全國製造白色甚至血色恐怖，徹底壓制住任何異見，強逼全中國只能有他一人的聲音。對毛個人而言，這是一種十分有效率的政治手段，但對中國社會的遺害極深。全國沒有一個角落可以倖免，誤導人們以為打倒對手不必靠公平競爭，更不必經公正司法程序，只看誰夠勢力，便可以狠狠地杜撰罪名。

　　今天在網絡上的好些所謂政論，都不是理性的辯駁，更多是空洞的罪名一大堆，帽子亂飛，對辯明事理毫無幫助。猶幸這些民間或知識界的爭拗雖然不脫文革式的粗暴手法，但由於都是一班沒有公權力的平民，最嚴重的後果也不過是受語言暴力所傷而已。在網絡世界，誰也別想打敗誰。要達到如文革般將全國聲音都統一到同一調子上，沒有相當公權力是不行的。

　　所以，民間政論團體不論是偏左或是偏右，都沒有發動文革的能力或可能。至於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便要比拚誰的力量大。但就算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優勢，因為社會開放程度和民智的進步，在上者試圖複製當年壓倒異見的效果幾乎沒有可能，頂多只能製造出類近文革的氣氛。儘管如此，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沒有與時俱進的政客，仍然以文革思維方式，自以為一言堂時代沒有過去。在不同層級的領導裡，確是普遍存在這種幻覺，妄想借公家宣傳機器，便可以「我說什麼便算什麼」，結果反而是導致官民矛盾日深，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中國要實現有價值的真民主，便先要摒棄文革思維，不靠權勢暴力壓倒對方，而是藉理性爭論，民主表決，依法尋求大眾認可的共識。很可惜，315事件所呈現的卻並不如是。

民主與文革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一段極其傷痛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史無前例的一場暴烈政治運動，它的形成有極特殊的歷史和人為因素。倘若文革要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再度爆發，那種基本元素必須同時俱備。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具有最高的軍政實權，以及近乎神格化的個人權威和魅力。軍政大權是毛澤東從革命生涯中累積而來的，至於個人權威和領袖魅力則有幾分玄妙，這並不是某一個人自信心爆滿地說有便有的。除了自身的能力性格外，還必須要有願意臣服的受眾。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形成，離不開由黨的推動。經過長期的個人崇拜運動，毛主席在全國百姓中的地位獨一無二。就算是非「信徒」們，因為巨大的群眾壓力，也完全沒有表達異見的可能。

　　這種全國性的個人崇拜運動之所以能成功，必須條件是公權力的介入，說洗腦也好，教育也好，總而言之是由上而下令百姓相信毛就是那位不可以替代的最高領袖。此外，當其時對毛的崇拜不純是政府的高壓，不少人也是真心的信服了。有說當時「民智未開」，這說法好像欠缺尊重，但也是客觀事實。經歷了近百年的戰亂，中國社會自清末列強入侵以來便沒有休養生息，好好推動全民教育的機會。國民思想較單純，又嚴重缺乏外間資訊等因素，讓人們普遍更容易接受政府的宣傳教育。

　　以上這些都是文革出現的客觀條件，但也不是說有此兩種因素便自然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出現，是因為毛澤東使用了他的權力與威望，挑起群眾暴力鬥爭，強制全中國只能服從他一人的政治主張，消滅所有反對或質疑聲音，最終維護了其絕對領導地位。

　　所以，如果有人說有文革復辟的危機，則必須要問今天的中國有另一個如毛澤東的人物嗎？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十三億中國人，會如六七十年代一樣盲從威權人物，或者也會如以往一般沉默不敢作聲嗎？答案十分明顯，這兩種元素都不存在了。所以，有形的文革不可能出現，就算是經常公開嚴辭指責所謂「極左派思想」的自由派理論大師辛子陵，也不止一次的說沒可能複製文革。但有形的文革搞不成，不等於「文革式」的思維和作風一去不返，也許是因為文革海嘯般的震撼力，中國好些人仍然未完成去「文革化」過程，思想和行為模式有濃濃的文革味。　（待續）

民主與文革 （二）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會上提及「文革」，猶如投下一枚震撼彈，頓時引起全球矚目。中國人對於「文革」，就算是未曾親身經歷，也必然有所耳聞，但到底何謂「文革」？當溫總說「文革」可能重現時，指的又是什麼呢？

　　經溫總這麼一提起，朋友們之間見面聊天總會談到以上兩個大問號。於一九六六年正式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政治背景在此便不贅述了，簡略是毛澤東因為推行經濟政策失敗，黨內支持改由劉少奇主導經濟建設。毛澤東深感其地位與權威受到威脅，更不認同劉少奇以建設經濟作為國家發展基本策略。由於劉少奇新政初見成效，在黨內高層有一定支持，毛澤東於是便借發動以學生為主力的全民政治運動，藉暴力手段剷除異己。所以，「文革」既是一場個人權力鬥爭，亦是黨內路線分歧鬥爭。

　　不論國籍或文化，政治人物之間或政治團體內部有不同意見本是自然規律，至於如何處理分歧，大致只有兩種手段。一是以暴力手段，直至一方被消滅或壓倒為止；另一是透過某種和平民主協商機制，尋求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共識」。人類歷史中最常見是前者，其結果是戰爭、政變、政治謀殺……等等。雅典和羅馬的議會制度被視為西方民主的鼻祖，發展至當代的歐美民主制度，暴力干預民主協商的情況便一直沒有停止過。美國學者雖然歌頌西式民主政制為人類最完美的制度，但美國卻不斷使用暴力在別的國家強行移植「民主」，諷刺得很。

　　至於中華民族，雖然沒有等同西方「民主」概念的政治術語，但處理分歧的手法同樣是協商與暴力並用。除傳說中堯舜禹經協商移交管治權外，中國改朝換代都必經暴力，同一皇朝中的王位繼承也時涉暴力。不過，與此同時，治國卻有卿相六部，國家事務採用的是君臣共議制度。雖是君尊臣卑，但臣子可以道德責任要求皇帝自律，不論是唐太宗或萬歷皇帝，也沒法時常心想事成。所以，上下三千年的中國政治並不完全是獨裁專制；而擁有權力者試圖用暴力壓制異見，卻是中外皆然。

　　話說回來，「文革」就是暴力政治，牽涉層面不單是權力鬥爭圈中的政治人物，還把全民都捲了進去。毛以個人獨有的權力和威望，強制全國只能跟隨他一人的政治主張。可是，以眼下的中國社會與政治環境，文革真的會重現嗎？那便要從「形」與「神」兩方面分析了。　　（待續）

民主與文革 （一）

　　315事件的震撼過後，挑起了社會大眾對中國政治更深層的思考。不論採取何種立場，激盪起這場反思都有利於中國繼續往前發展，但前提是這種源自民間的思考先不會被官方扼殺。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年後，因經濟利益和政商利益分配不均，社會矛盾不斷擴大，成為執政者頭號難題。十年前，當胡錦濤還只是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時曾到三藩市訪問，據一位有機會與他坐下來交談的人士轉述，胡當時表示中國貧富不均是他最擔心的。溫家寶總理近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不但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轉眼間十年過去了，問題依然存在，中央政府的維穩開支卻逐年擴大。由高度受關注的房價、到公路收費，甚至豬肉價格，無不衝擊著小市民的現實生活。

　　在蛋糕問題上，溫總理也多次提到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住經濟成果，意思是蛋糕分不好，與現行政治體制有直接關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只是改革都是針對特定的政府機構運作（如大部制改革），一般老百姓較不容易感受其變化。

　　可今年不一樣，溫總將政改與文革掛勾了，立即引起中外媒體熱炒。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對現代中國造成沒法彌補的傷害，談起文革，定必觸動每一名中國人的敏感神經，特別是由國家領導人如此高調的提出。溫總先是警告倘若不進行政治改革則文革可能重演，然後又將重慶書記薄熙來與文革相提並論。與此同時，溫總一再肯定推動基層選舉，更有個別外媒傳說溫曾提出平反六四。不出兩三天的功夫，溫總便成為了媒體上的中國民主希望之星。

　　中國社會內部矛盾有激化趨勢，政府必須對應百姓需求而改革是大方向。但為何忽然跳出「文革」？中國已經去文革化了嗎？選舉與分蛋糕、文革與民主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待續）

紅帽子

　　香港特首選舉白熱化，候選人之間的攻訐除了黑材料外還有紅材料，其中一位候選人梁振英被對手陣營指為共產黨員。在目前政治環境下，這頂紅帽子足以令梁民望大跌。可是，這本是很不合符常理的，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連國家元首都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特首作為地方領導就必定要由非共產黨人出任？香港泛民政客鼓吹中國要行多黨制，但在香港卻獨是排斥共產黨，搞雙重標準假民主。

　　受殖民地背景影響，香港政客反共，好扣紅帽子不足為奇，但在中國政圈也來扣紅帽子，確是怪異得很。在未有更可靠官方公佈之前，薄熙來被免職的主因是政治路線錯誤。總理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責令薄熙來要反思後，緊接提到了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次會議主要內容是否定文革路線及平反冤假錯案。顯然，溫是將薄與文革掛勾了。這讓人們立即想到重慶的「唱紅」活動，薄是因「極左路線和復辟文革」而下台之說便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甚至好些外國媒體也如是報道。

　　這頂超級紅帽子不單把薄熙來立馬轟下台，全世界因各自的原因而嘩然。除了向來批判中共一黨專政的自由派雙手拍掌喝采外，更多人是頓時一頭霧水，重慶人更是沒法接受「被文革」了。３１５之後，收到多名從不相識的重慶人透過微博來郵，要求筆者代為向外界說明他們的感受。其中一位來郵者說：「眼淚不停地流，為什麼容不下我們？」另一位則指出說「重慶在文革」的都是沒有來過重慶的人，他只知道薄來渝後他們一家人生活大大改善，父母都轉了城市戶口。他公司的老闆更說，如果重慶也來直選，薄熙來肯定高票當選。倒薄不得民心的程度，可能超出中央預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昨日在微博上直接說：重慶不是文革模式。

　　事實上，被視作為薄熙來「死罪」的唱紅歌活動，一直也得到中央支持。去年重慶舉辦了全國紅歌大賽，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長春還發了賀電。唱紅更不是重慶的專利，全國各地唱一直都在紅歌。現在中央狠批重慶唱紅，中央空降大員到重慶後，傳出當地公園貼出告示不准聚眾唱歌，並發動傳媒機器不斷重復指令重慶人要與中央保持一致。所謂殺一儆百，從今以後是否全國都不能唱紅歌呢？那整段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文化是否需要留白？

　　

　　一夜間翻天覆地轉變叫好些重慶百姓難以接受。重慶於去年和前年連續兩年才被國家媒體評為全國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兩會後便變為要中央派員來「撥亂反正」的「災區」。薄被免，新書記來了，當地報章統一口徑說「重慶人幸福了」！如此說，前兩年又是什麼呢？

　　粗略查閱網上言論，挺薄者佔多數，其中不盡是對薄個人有好感，而是肯定他四年來在重慶推動以民生為主導的新政。使重慶從黑幫當道、兵賊商勾結的落後城市，以驚人的速度成為西部最閃耀的大城市，重慶模式更成為其他省份探討的新發展方向。

　　依目前的材料合理地總結：紅帽子只是不過是終結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的借口，重慶熱也許才是背後原因。薄被批與中央不一致，從今後地方官誰還敢思考創新，「因循」將成為保官位的最佳政策。由中央主動引爆的315事件，其影響極可能超越八九年的政治事件。

我有一個夢

　　在重慶看過一場《唱讀講傳》晚會，節目內容之一是中英文朗誦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的著名演講詞──《我有一個夢》。筆者也有一個夢，一個光明正大而智慧的中國政府。

　　政府和其領導人唯一的責任是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過上好生活，而不是爭奪國際光環。鄧小平之所以偉大，是在全沒有客觀條件下提出改革開放，敢於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他有清晰的目標──中國人要過上好生活。這三十年來中國能如此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是鬆開了對人民思想以至行為的束縛，調動了每一個人的能量和積極性。

　　文革時代要求統一思想，不惜以武力和各種懲罰逼使所有人服從單一的政治任務。改革開放才是真正的百花齊放，思想多元，包容的社會才有生機和活力。本以為今天的中國已十分包容了，因為在網上滿眼都是昔日會被認為只能出自漢奸口中的言論。整天自殘詆毀自己的民族的這些人，不少還能吃著公家飯，都是什麼教授公知之類。真的沒法想像到，315那一天，竟有此大動作搞統一思想路線，忽然間令人想起「整肅」時代又來了。都說中國必須要向更民主方向發展，民主不包括包容嗎？別讓中國退步，因為中國傷不起。

　　西方國家害怕中國強大，這本無可厚非，因為透過競爭會威脅他們的既得利益。在中國的強大似乎沒法阻擋時，西方便退而求其次，希望中國跟著他們的指令走，永遠做其光鮮的老二或老三。

　　卅年的改革開放急促發展，在一些中國領導人還未能充份準備之前，中國已經被推到國際舞台的前端。炫目的鎂光燈，喝采與叫罵聲混雜，中國該如何與對手同台應接呢？是跟著跑龍套，還是爭取做主角？是按著人家的程式演，還是使出本色？是替人家當和音，還是唱出自己的旋律？

　　去年曾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國的話語權問題，其中主要觀點是必須要堅持中國模式，因為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千萬別以為做些什麼可以討好誰，或一廂情願地以為改喊別的口號，便可以得到所謂「國際認同」，便以為自己是跟著什麼世界潮流走。這種不負責任的隨波逐流，只會導引十三億中國人走入迷霧。

熙来薄己厚重庆，国家为何薄熙来。

新浪微博上一首懷念薄熙來的詩歌：

作者@中原逐鹿人：


巴渝百姓尽伤怀，唯愿苍天佑英才；
纵使用人真不察，瑕不掩玉放光彩。
唱读讲传扬正气，打黑除恶荡尘埃；
缩差共富建小康，经适公租筑大爱。
五个重庆深亦远，民生十条慷而慨；
三进三同人心暖，共分蛋糕民称快。
拳拳丹心受排挤，耿耿忠心遭忌猜；
熙来薄己厚重庆，国家为何薄熙来。

透明與問責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閉幕的總理記者會上責成重慶市委領導要就王立軍事件反省，翌日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被免職了。薄熙來下馬除了顯示中央要他為王立軍事件負責外，更有輿論解讀為這是中央否定了薄在重慶多年來的政績，也否定了「重慶模式」。若此說法屬實，則與溫刻意標榜自己為「政治改革者」的形象極不符合。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說中國若不作出政治改革，便有可能出現二次文革，藉以表明政治改革的急切性。溫家寶以二次「文革」來警告必須政改，指控相當嚴重，內容卻含混。既沒有界定何謂政治改革或該如何改？也沒有進一步說為什麼在今天的社會大環境還有文革復活的可能？提醒人們莫重蹈文革覆轍可能是用心良苦，但倘若沒有具體內容，則難免有扣帽子之嫌。

　　事實上，「政治體制改革」於中國至今仍是一個極抽象名詞，可以任由聽者自行解讀和定義，但至少可以理解為政府需朝更民主方向發展。溫總在記者會上回答半島電視台記者提問說，民主是不可以阻擋的。政府行政架構的改動複雜，沒有理由指望任期只剩下數個月的溫總來執行，但既然是崇尚民主和經常強調依法執政，則在處理薄熙來事件上為何沒有基本的透明度。

　　溫總在記者會上還說王立軍事件仍在調查中，那麼在仍沒有結論或未經司法定罪之前，便確定薄要負責任，其中原因為何？所依是那一套程序？是人治還是法治？也許最終調查結果也將顯示薄要負責，但在沒有結論前便先執行處分，是傳統的中國家長制文化，與民主沾不上邊。

　　在沒有實質的政改方案之前，中國官員的任免當然必須按目前規制辦事。不過，若是真的有心推動政府走向民主和公開透明化，在官員的任免上便應具體向民眾交代原因，那怕只是一個官腔式的原因。嘴巴才剛說過要民主，為何就不能展示一點民主風範？　　

溫總政治生涯的最大敗筆

看了溫總的記者會內容，溫總看來頗情緒化，流露出個人的一些感觸，也影響了他對一些關鍵提問的回答水平。就記招上的一些問題，我甚至不太認同他的觀點意見。而以總理身分主持記者答問會，似乎不應於大部份時間內有過多的私人情緒！以我看來，這是他任總理以來最差勁的一次中外記者會。 

中國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但這不應等於是照搬西方僵化制度的潛台詞。完全不能認同溫總「不改革便成文革」這說法。這說法脫離現實，甚至有愚民和恐嚇之嫌。中國政治改革不成，會出現社會動盪，......這不難理解；可是，卻難以明白因何「不改革便成文革」，當中的關聯如何扣起來？此外，什麼是文革？今天還有文革形成的元素嗎？ 反而溫家寶此言更像是文革式的扣帽子鬥爭手法。

溫一方面以政治改革者自居，日前在記者會上，還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可是，兩會閉幕後翌日，卻以不透明的程序處理了薄熙來，這不是很諷刺嗎？既然聲稱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理應是支持政務公開、更民主和更公平才對。為何對於一個直轄市的領導人之免職，連一個理由也不公布，就算是一個不真實的理由也比沒有交代強。溫日前指重慶市委要為王立軍事件反省，但到底什麼是王立軍事件？此事如何定性？如薄要負責，是哪方面的責任？在王事件仍未清楚說明時，就先免了薄職，是否有違溫聲稱要推動的民主改革呢？

中港為何矛盾 （八）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名句，而最先從中富起來的一群人中，包括了不少香港人。可以說，香港人是中國後文革時期新政的直接受益者。不過，這並沒有令九七回歸變得更容易，反而在好些港人心中形成障礙。

　　作為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對外窗口，香港佔盡了地利與人和。相對於內地，這種因經濟地位懸殊而得來的優越感，讓一些香港人養成了瞧不起內地人和社會的習慣。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小商人在內地成為了大企業家，普通遊客彷彿也成了大豪客。可是，與此同時，香港人卻面對回歸問題，自認為是更富裕和進步的香港人，忽然間要接受中國政府的管治，就算是有一國兩制的保證，部份港人對於「一國」仍是十分抗拒。這類港人心理上需要一種有別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因此，即將喪失殖民地公民身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接受的無奈，從而心生怨恨。

　　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心理狀態。一方面香港享受在內地的「尊貴」地位，也不放過搭上改革開放的順風車的機會，卻又沒法接受自己與內地人同成為中國公民的事實。爭取居英權失敗，讓不願接受回歸的港人出現了身分認同問題。沒有了英國護照，退而求其次便是強化「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以「本土化」為名從新塑造一種身分認同。這就是為什麼象徵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皇后碼頭不許拆，天星碼頭也要保留，包括殖民地時期監獄的一大堆所謂古跡保育個案紛紛湧現。而「六四事件」便成為拒絕中國的最佳理據，讓這部份港人彷彿可以站在至高無尚的道德高地俯視中國，「不做中國人」變得何其合理，甚至有幾分神聖。每年悼念六四也因此總是情緒的宣洩，少有理性的史料分析或多角度評論。因為，於部分參加者而言，他們不需要六四的真相，所求的只是一種認同和慰藉，一種繼續抗拒認同中國的道德理據。

（待續）

中港為何矛盾 （七）

　　香港人在中英談判前後徬徨焦慮，前景的不明朗轉化為一種心理排斥和失落感。不想變是最自然的反應，回歸變得多少是一種無可奈，而六四事件的發生更強化了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這種排斥和無奈感直接導致了移民潮，直至九七回歸，在政治上持觀望態度的港人應仍佔多數，比熱切歡迎回歸的要多。所以，如果不直面從殖民地回歸這一關鍵過程，是沒法正確和全面理解港人對內地的心理轉變。

　　雖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國政府，但八十年代除了中英談判外，還有一種因素在影響著香港人對內地的態度，把中港兩地拉得更近。提出以「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時也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復出執政的鄧小平和中共元老葉劍英均明白中國必須改革，用鄧小平的話說：「中國再不能窮下去了」。「改革開放」是方向，但具體如何讓中國經濟發展起來，鄧葉選擇以靠近香港的深圳作為試點，廣邀請香港商人出謀獻策和直接投資。

　　自此，港人和內地的關係，從民間親屬的往來，增多了發展迅速的商業元素。最初到內地投資的大老闆不是很多，反而是在香港基礎不是太好的小商人更願意去闖一闖。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在內地當上老闆或港資企業的高管，香港經驗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內地獨領風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以至影視娛樂，如潮水般衝擊著內地。

　　香港就是先進的代名詞，就是時尚的指標。過去香港人只為內地的親友提供一點生活物資的幫忙，改革開放後港式文化便成為一股澎湃的潮流，受著內地的民眾的崇拜，香港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成就感。過去兩地百姓患難與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是一種尊卑之別。　（代續）

美須交代維持阿富汗戰爭理據何在

　　一名駐紮在阿富汗坎大哈省的美軍周日清晨潛離軍營，跑到附近一村莊對睡夢中的平民進行大屠殺，十六名平民遇害，其中九名是兒童。繼焚燒可蘭經事件後又發生如此嚴重的暴行，白宮的道歉恐難足以平息當地民憤。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初步反應顯得頗為克制，使用了一般罪案的措詞（shooting槍擊）來報道本質上屬大屠殺的事件，評論多把焦點放在仍在討價還價階段的美阿兩國合協議，猜測事件對美國繼續留駐阿富汗的可能影響，美國則已表明任何事件都不會阻礙美阿的「合作」。

　　北約發言人稱此次事件為是個別軍人行為，也有報道引述未經實證消息指行凶的美軍有情緒和精神問題。戰場的特殊環境足以導致正常人精神崩潰，開槍殺人者當然應接受審訊，但追究戰爭罪行斷不能止於此。

　　美國於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揮軍入侵阿富汗，當時的理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拒絕交出被指為九一一元凶的拉登及庇護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權雖然瞬即被摧毀，但美軍一直留駐阿富汗至今，歷經布殊和奧巴馬兩任三屆總統，是美軍歷來維時最長的軍事行動。布殊當年部署三萬餘美軍在阿富汗，聲稱主要目的是尋找拉登及追剿基地組織殘餘勢力。美國是九一一的受害國，打著反恐名義也算是出師有名。可是，在布殊八年任內，國際恐佈活動並沒有受到實質的遏止，基地組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依然猖獗。美軍在別人的國土上暴力反恐的功效成疑，由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新政府也越來越難向國民解釋，為何接受美軍在國境內不受約束的軍事行動。

　　於二零零九年剛上任便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調整了阿富汗戰略，認為美軍過去在阿富汗的兵力不足，是導致拉登在逃和塔利班死灰復燃的主因。於是，奧巴馬大幅增加駐阿美軍，由布殊年代的三萬五千名，激增至超過十萬名。擴大軍事行動的直接結果是美軍和阿平民傷亡數字急升。布殊八年於阿富汗陣亡的美軍共一千零四十九人，奧巴馬上任後的三年內，總計陣亡美軍便有一千七百九十八人。

　　為了追殺拉登，美國人似乎對於這位和平獎總統動武有極大的容忍。年前拉登在巴基斯坦遭美軍槍殺，更令奧巴馬民望飈升，增兵阿富汗也被評為成功的策略。可是，別忘記拉登未被誅滅之前，奧巴馬已經作出從阿富汗撤軍的承諾，並且開始與班利塔武裝分子談判，彷彿拉登與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沒有必然關係似的。

　　按白宮公布的撤軍計劃，奧巴馬說在二零一四年前美軍將結束在阿富汗的「戰鬥任務」，改為「支援任務」。一萬名美軍於去年底已撤離，在今年夏季前將再有兩萬三千名美軍離開阿富汗，估計年底前仍有近六萬六千名美軍駐守在阿富汗。與布殊年代的駐軍數字相比，奧巴馬的撤軍速度欠缺誠意。拉登死於巴基斯坦，塔利班已成為可以談判的對象，美國為何不能完全撤軍呢？

　　白宮目前仍然與阿富汗政府協商二零一四年後的合作協議，美國沒有公開談判詳情。從媒體報道所見，阿富汗要求美國和北約繳付每年四十一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美國則要求保留基地及駐軍。有消息指美國要求長駐二萬五千人，也有說日後的駐阿美軍將全是秘密特種部隊，與中情局緊密合作，讓奧巴馬可以宣稱所有戰鬥部隊都撤離阿富汗了。

　　無論有拉登還是沒有拉登，有塔利班還是沒有塔利班，美軍總有軍事干預阿富汗的理由，兵力的調節和軍事行動目標也全純是美國內部事務。一名濫殺無辜的軍人應受到懲罰，但人們更應該問：軍事介入和控制另一個主權國家的理據是什麼？國際社會接受武力干預別國內政的底線何在？

中港為何矛盾 （六）

　　自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面對政權更替，老百姓對可能發生的變化感到憂慮是很自然的。當時的中國才開始改革開放，人們對中國的印象還未能完全走出文革陰影，「回歸」二字難免助長了「拒中」情緒。在關鍵的心理和信心危機關鍵時刻，中國政府除了一再口頭承諾五十年不變外，並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也沒有任何往績可作依據。另一邊廂，英國政府喪失治權在即，更沒有任何誘因使其會為香港順利過渡提供任何正面幫助。相反，英政府在回歸前的好些舉措，均有意無意地刺激著港人的不安和抗中心理。

　　英政府於1981年推出新國籍法，自1983起，香港人便喪失了原有的英國國籍，身份轉為沒有居英權的英國屬土公民。本來就受到「回歸」問題困擾的港人，忽然間連手上的英國護照也變質了，那種被遺棄的感覺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和徬徨可想而知。港人甚是安穩平靜的生活驟起波瀾，英國國籍沒有了；向來不被鼓勵關心政治，忽然區議會立法局等選舉撲面而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回歸」。

　　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進入休養生息期，五十六年代的香港雖然一點都不富裕，貪污和官商勾結盛行，但來自國內的大批商人和精英移民，結合英國以香港作為遠東貿易的據點策略，香港社會得以穩步發展。相對中國內地，戰後完全沒有休息期，為了抗衡美國軍事威脅，還沒來得及休整的解放軍便被北調到鮮朝，展開慘烈的抗美援戰爭，導致西方國家對中國長期的經濟封鎖。外患之外還有內憂，相繼而來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中國經濟發展幾陷於停頓狀況。八十年代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大陸優勝，著眼於經濟生活遠甚於政治的港人，完全看不到在生活品質層面上有任何回歸的必要。所以，當大陸曉以大義說「回歸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之時，沒多少港人能聽得進去；百餘年來在香港實施殖民地統治的英國，過去要求港人效忠英國皇室，只管阻止難民湧英，那管得回歸對港人的心理衝擊。港人因97回歸而累積的心理壓力終於1989年藉六四事件而爆發。

　　港英政府於六十年代施鐵腕打擊香港的左派團體，以武力阻嚇港人「過度」關心內地政治，內地關係是應聘一些公務員職位的必然背景調查。八九年情況很不一樣，自北京學運爆發，香港便出現了為學運提供物質支援的組織，企圖讓北京學運可作持久戰。過去被引導要「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的香港大學生們，變成了北京學運的後援。連月的學運令北京政權大有風雨飄搖之態，而香港北上支援的組織卻不斷壯大，筆者相識的一些朋友，在當時曾真心的相信自己在改變著中國的命運，為香港前途賦予不一樣的意義。

　　六月四日的鎮壓清場，轟動了全世界，更令港人本對回歸來就薄弱的信心跌至最低點。英國人要跑了，還把門也先關上，香港前途本來就只靠北京政府的單方面承諾；如今北京政府以軍隊鎮壓學生示威群眾，難怪港人恐懼和失去信心。早前就沒有干預港人支援學運的港英政府，此時大開方便之門，讓港人辦大規模的悼念，及接應逃離到港的民運人士。

　　六四事件於港人心裡上造成的創傷不下於「天安門母親們」，不是因為港人都親歷其境，或是港人多麼關懷中國前途。而是在這回歸前的徬徨時刻，讓更多港人確信回歸是一個「錯誤」。對六四天安門的哀悼，不排除更多是唇亡齒寒的傷痛所造成的。對「六四」的悲憤某程度地轉化為對回歸的排斥，又或兩者已混淆不清了。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人有一股特殊的六四情意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