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伸張廿一世紀中國話語權 （之四）

大一統之可能與不可能

　　「話語權」其實應理解為是對行為規範和價值觀上的「定義權」。下定義的實力要透過機制來落實，美國牢牢地掌握了幾個主要機制：軍事上透過北約、經濟上有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全球的金融遊戲規則由華爾街主導（還有全球通用的、三間美國金融評級機構）。政治上的影響力則透過聯合國進行，還有威力如水銀瀉地的互聯網，全球最大的入門網站和社交網站，均由美國公司經營。美國的強大足以令布殊赤裸裸地實行單邊主義，美國至高無尚的權威根本不必假手中間人「間接呈現」。美國掌握著幾乎所有國際組織的實權，也主導戰後世界秩序的規劃，其中美金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為美國話語權提供了鐵一般的保證。

　　掌握話語權的國家的文化，有能力令自己成為「被」趨之若鶩的典範。美國麥當奴漢堡飽、可口可樂和肯德基炸雞等在美國被稱為垃圾的食品，成為全球推崇的品牌，它們所借力的，是西方文化優越感這道東風。同樣，荷里活電影成為全球最多觀眾的電影，美國流行音樂天后嘎嘎小姐是全球推特第一紅人。當《阿凡達》和《孔子》在中國同期上映時，《孔子》因佔去部份《阿凡達》院線竟然被部份中國網民發起抵制。在整體的文化強勢下；媒體，只是文化實力的其中的一環。

　　但正如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在文化和價值觀上要達致全球一體化是沒有可能的，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並不等於要西化，反而在現代化過程中累積的綜合國力，會再一次提振民族自信，對自身文化重新認同。所以，亨廷頓認為世界各國爭相現代化的同時，各國的文化分野會更加明顯，也更有機會釀成衝突。

　　率先挑戰美國「新大一統」地位的是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國家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與西方截然不同。美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里班等國家的矛盾，以及九一一恐襲，其實也屬於話語權之爭。基於石油等重大國家利益，美國必須緊握中東地區的話語權，對於不接受「招安」的中東國家，一律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甚至軍事打擊。美國在中東行使話語權的特質是雙重標準，對於抗拒的國家會指責之以「普世價值」──人權和民主自由；對於服從的國家，則默認其違反「普世價值」的政權。九一一事件並未削弱美國在中東的話語權，反之給予美國再次證明誰才是主人的機會。小布殊對伊拉克啟動先發制人之戰，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告訴中東諸國別意圖挑戰美國。有利比亞狂人之稱的卡扎菲全看在眼裡，在美軍推倒薩達姆政權後，立即主動投誠，放棄大殺傷力武器，並向西方各國拋出橄欖枝，批出大宗經貿合同，包括將十三億美元國家主權基金交由美國高盛管理（結果虧損９８％），意圖以經濟利益求取管治權之安穩。

飽受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衝擊的突尼斯、埃及、也門、巴林、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於今年因經濟不景而先後爆發群眾騷亂。革命群眾反獨裁暴政，打出爭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口號；可是，由於群眾意欲推翻的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他們的「普世」訴求令美國處境尷尬。奧巴馬政府為保持對中東地區的持續掌控，最終選擇了有取勝機會的一方，既拉倒與美國有數十年交情的埃及「裁獨者」，也令新近歸降的卡扎菲最終暴屍街頭。從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以至中東茉莉花革命和利比亞內戰；從布殊年代強硬的「非友即敵」，至奧巴馬口中的「美國在中東發揮領導角色」，其實是殊途同歸，無非表明中東事務的話語權握在美國手上，茉莉花能否綻放，還是需要美國的「祝福」。

反戰的奧巴馬其實應該感謝好戰的布殊，是布殊「平定」了中東，令他可以專心應付美國話語權的下一個挑戰者──中國。

如何伸張廿一世紀中國話語權 （之三）

一國獨大與「普世價值」

　　至於共產新中國的毛澤東，應該可以說是自晚清以來，唯一能勇敢及成功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中國政治人物。新中國剛成立，介入韓戰的美軍直逼鴨綠江，中國警告美國要退回三八線，美國總統聽而不聞，於是中國以數十萬志願軍渡江，血肉奮戰，贏得了中國在朝鮮半島的話語權。到克魯曉夫時代，中蘇意見分歧，毛澤東敢冒失去蘇聯援助的風險，與蘇聯老大哥展開尖銳辯論，甚至在珍寶島開戰。不過，敢於得罪美蘇兩超級大國的新中國，並不等於便完整地擁有國際話語權，因為當時中國的綜合國力仍有限。中國亦只能利用美蘇冷戰的夾縫，從中鞏固自身的國際生存空間，中美建交便是在美蘇角力下達致的成果。於美蘇看來，中國也只不過是他們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國際話語權之爭，鬥的依然只是美蘇兩大國。

　　提起美蘇冷戰，自然令人聯想起雙方的軍事競賽。如換個角度、例如話語權來描述，那何嘗不是一場話語權之爭。你會發現那是個嶄新的年代。整個十九世紀和廿世紀初，西方列強以武力、而不是什麼偉大思想來奪得國際話語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蘇冷戰，既是西方資本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之爭，也是西方擴張百餘年來，首次遇到話語權的強力挑戰；而說到底，這挑戰具體表現為軍事對峙，某些地區甚至是「熱」戰而非冷戰。

冷戰期間，英美官方媒體發展多語言廣播，試圖突破電訊干擾直接滲透共產國家，以增加美國在共產世界的影響力。可是，成效未見顯著。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贏得了冷戰，功勞不在於長年的廣播滲透，而是西方的自由貿易，蘇聯的計劃經濟給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比下去了。列根高調發展星球大戰計劃，成功誘使蘇聯虛耗國庫，也逼得戈爾巴喬夫知難而退。

　　至此，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似乎取得了絕對勝利，葉利欽要邀請美國經濟專家指導規劃俄國經濟，連中國也要向市場經濟進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似乎成為世間唯一的標準， 在國際取得了絕對的話語權。「歷史終結論」等學說之出現，是順理成章。

　　在再沒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的情況下，「反共」已經失去意義，在國際貿易和非政府組織全球化的趨勢下，你願意或不願意也好，「普世」都被「被普世」了。「普世文化」、「普世價值」躍然成為潮流，彷彿國際間不問國情、不分文化，都有可共用的普世萬用尺，標準劃一化。普世術語成主流，反映西方國家地位優越，世界由他們打造新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l Hungtington)不認同有所謂普世文化，指出普世文化其實源自達沃斯文化。話說西方頂端財經精英和政府官員，每年都在休閑舒適的瑞士達沃斯（Davos）召開經濟論壇，謀劃和擺佈全球的政經大事；而所謂普世頂多只是這群精英的共識，其思維包含市場經濟、個人主義、代議政制等西方文化元素。亨廷頓指出這群政經精英及其所認同的文化，除西方外，也許全球不到１％的人口能分享得到。但由於西方擁有軍事、經濟、政治和國際法上的話語權，西方的價值標準便彷彿等同世界標準，蘇聯倒台令這種信念更加牢固。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信仰自此不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而是具大一統傾向的「普世主義」。於是，落後國家進入現代化便被等同為西化，並等於必須接受「普世價值」的規範。而大量使用普世價值作為美國政治術語的是奧巴馬。

如何伸張廿一世紀中國話語權 （之二）

話語權在歷史長河中的變化

　　那麼，中國曾經擁有過話語權嗎？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話語權，這天下由我皇說了算。自先秦以還，中國一直捍衛著這種話語權，其間雖屢受挑戰，也曾依匈奴要求送去金錢財帛和美女，但沒多久，漢武帝主動出擊及大舉經營西域後，不單匈奴全族被逐，中國還擴充話語權至中亞細亞。中國話語權的高峰期應為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之時。中國強大的航海能力，將中國的影響力伸展至東南亞或近非洲一帶。中國古代國際話語權的具體表現見諸藩屬制度，中國對於沒有實質佔領的國家，施以名義上的統治，這些依然獨立的國家被視為天朝的藩屬。他們的皇帝由中國天子冊封，藩屬有進貢的義務，而中國在必要時也會出兵干預藩屬的內政。

　　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話語權一直維持到清代中葉，因西洋人的到來而遭受到毀滅性的挑釁。這段歷史就不必贅述了：滿清政府由最初可以只限外商在廣州與十三行交易，及後任由列強選擇開放那些口岸；由堅持外使三跪九叩，至李鴻章親自赴日道歉；不單被列強逼得逐一承認藩屬國的獨立地位，連中國沿海也淪為外國租界。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向全球展開殖民軍事侵略擴張，儼然成為世界的主人，連東方第一大國──中國，也淪為次殖民地。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列強已經佔領了全球八成四的陸地，英國更成為日不落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土地被強行送贈日本，中國代表只能拒絕簽字。由此可見，中國話語權的建立與喪失，與中國的國力是同義詞。從而反思，如果今天感到中國的話語權不足，治理應由根源入手──中國的綜合國力。西方列強於十九世紀藉船堅炮利摧毀了中國的話語權，今天中國如要從西方強國手上奪回話語權，顯然並不是壯大中國媒體那麼簡單便能成功。

　　二次大戰後，歐洲殖民地勢力因列強內鬥而衰落，英國的世界軍事與經濟龍頭地位被美國取代，美國從此繼承了西方世界的話語權，一個因追求獨立自主而誕生的國家，諷刺地逐漸搖身一變成為有意識地要統領全球的無形帝國。其時，只有共產蘇聯能與之抗衡；至於中國，不論在國民革命或國共相爭時期，都未曾擺脫過大國的干預。民間學者王康指出，著名的國共重慶談判，其實也是美蘇在幕後催逼而成，毛蔣兩人只不過是應大國要求在台前演出而已。辛亥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始便重拾話語權，袁世凱要看日本臉色、蔣介石要依賴美國、毛澤東要跟隨共產國際。

　　國共內戰，蔣介石並不能一個人說了算，美國的態度和立場是國民政府決策的關鍵。國府遷台後，無論蔣介石應否反攻大陸，以至美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台灣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決策，主導因素竟然全是美國國家利益。從新近維基解密材料可知，已實現政黨輪替、彷彿民主自主的台灣政府，其政客竟然仍牢牢的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上。

新聞細心讀

　　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標題為：《卡扎菲化學武器庫曝光》，文章附有據稱是武器庫內貌的圖片，圖片說明是：「扎菲曾公開承諾銷毀這批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食言了」

　　卡扎菲已死，報道一名已死的人「食言」應不是大不了之事，特別是對於一名經常被稱為狂人的獨裁者，「食言」也該是家常便飯吧。本來表面不甚重要的報道卻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前天才花了一個早上去看維基解密上關於利比亞的美國大使館電文，剛好看到了幾則與利比亞大殺傷力武器有關的電文。

　　從這些美國駐的黎波里大使館的機密電文中發現，利比亞曾多次與美國駐利比亞大使交涉，要求美國配合解決銷毀大殺傷力武器所引起的連串問題，但雙方沒法取得共識，新聞報道說卡扎菲食言似乎把問題簡單化了。

　　2009年11 月30日美國大使館一封電文提及卡扎菲兒子賽義夫於11月27日與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會面 ，其間賽義夫抱怨美國沒有改善利美關係的誠意，沒有履行在2004年與利比亞就銷毀大殺傷力武器所簽訂的協議，於是決定暫停銷毀可供發展核武使用的鈾元素，

　　賽義夫指出，根據協議利比亞願意銷毀所有大殺傷力武器，美國則承諾給予利國軍事和經濟上的補償或援助。賽義夫指美國並沒有實踐諾言，連銷毀大殺傷力武器的以百萬美元費用美國也不肯負責。

　　美國大使則提醒賽義夫別以核原料來發洩不滿，警告果會相當嚴重。大使一再重申利比亞歡迎泛美洛克比空難的凶手邁格拉希回國，嚴重傷害了美國人民的感情，是利美兩國關係不能積極改善的主要原因。

　　另一封絕密電文報告了利比亞軍方主管銷毀B型飛毛腳導彈系統的艾哈邁德．阿茲瓦伊將軍會晤了美國大使。會議主題仍然是投訴美國沒有依承諾提供導彈系統給利比亞。大使則表示利比亞對當年的協議條文錯誤理解，美國並沒有義務替利比亞找尋替代武器系統。

　　從美國外交部的這些絕密文件看來，卡扎菲食言之說並不完全正確，準確地說是利美兩國沒有就銷毀武器的相關事項達成共識。妖魔化容易辦到，尋找真相便艱鉅多了。

如何伸張廿一世紀中國話語權 （之一）

話語權從何而來？

　　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早前在中國重慶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大會閉幕宣言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受到衝擊」。西方長期霸佔國際話語權是事實，但如何才能突破壟斷，提升自身傳播能力就足夠了嗎？要打破話語權的壟斷，且先拆解何謂話語權。

　　「國際話語權」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能力，而所謂輿論空間，客觀上透過媒體構建而成。因應發展歷史和經濟實力等因素，西方媒體長期主宰國際輿論空間是事實，也從而彷彿擁有了對國際事件的解說權。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想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新興經濟體便要發展可以抗衡西方媒體的媒體力量。中東的卡塔爾、俄國和中國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面向國際的英語系媒體，在搶攻大氣和版面上有一定的進展。可是，這僅僅是外在「有形」的寸進，對於話語權之爭並非關鍵。

　　硬件的建設向來都是最容易的，尤其得現今科技之便，衛星電視和網絡平台輕易便令媒體達致覆蓋全球的效果。在國際間「有形」發聲難度不大，能有多少受眾及影響力，卻是另一回事。以中國在紐約時報廣場買下巨幅電子屏幕打形象廣告為例，錢是花了，輿論反應卻絕大多數還是負面的。

　 擁有無遠弗屆的媒體，並不等於就擁有話語權。因為國際話語權從來就不是源自大眾傳播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政治力量。民間不同媒體之間的影響力競爭，與國際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為商業機構，媒體競爭同一市場內的份額，可以靠投放資源，做好內容和市場推廣來達致。而國與國之間，或東西方的話語權爭奪，靠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似個別傳媒機構競爭市場那麼簡單。中國古語有云：「弱國無外交」；同理，弱國的聲音不論如何正確，都不會有「話語權」。政治就是如此現實，在國際間能指點江山，說一即一，甚或指鹿為馬，靠的不是有多少個強大的傳媒機構，而是國家實力。

　　中國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滙儲備最多的國家，更是美債的第一大債權國。可是，中國政府卻常感自己的觀點被歪曲或不受重視，在國際輿論上苦於沒有說話的空間。西方媒體至今依舊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記者未經深入了解，便自認為可以對中國評頭品足。西方記者「信心滿滿」並不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機構多麼財雄勢大，而是他們自信擁有對世界事物的終極解釋權，或說「定義權」。而這種自信並不源自個人，源於他們所本的西方文化。

　　何謂善？何謂惡？何謂正義？何謂好政府？何謂民主？甚至何謂優質生活？等等，西方國家及其媒體都認為定義權在他們手上──很大程度上也確是如此（如ＣＮＮ最近便把中國的皮蛋評為世上最噁心的食品）。尤其是蘇聯解體、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美國學者福山發表人類歷史終結論，宣稱西方價值下的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模式，潛台詞是西方文化絕對優越，無與倫比。這種大西方思想，始自歐洲從工業革命後便獲得的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


（八之一）

誰為卡扎菲鳴冤

　　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被擊斃後，利比亞過渡委員會宣佈全國解放，內戰也基本平息了。誰也沒想到本該忙於籌組新政府的過渡委員會，面對的第一宗棘手問題竟然是卡扎菲之死。

　　自從法英促使北約介入利比亞內戰後，卡扎菲早已是命懸一線，被捕時死去，或是被捕後審訊處死，也只是遲早之別，誰會為卡扎菲鳴冤呢？過渡委員會的新聞部長說很意外西方如此關心卡扎菲的死因表示不解和意外。過度委員會主席最初說卡扎菲是死於兩軍交火，在多方質疑之後，又改口說是卡扎菲的親信殺人滅口。對卡扎菲屍體進行檢驗的醫生說不能公佈死因，要等待過渡委員會批准，並表示最初沒有人認為需要驗屍的。

　　追究卡扎菲死因的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國際人權組織要求徹查卡扎菲死因，其次是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人權組織在利比亞的工作本來是為了證實卡扎菲政權的暴行，但在過去幾個月裡，卻不斷發現內戰雙方都有犯下戰爭罪行。除了卡扎菲明顯是在被活捉後擊斃，人權組織在利比亞一酒店內發現五十多具屍體，相信是卡扎菲的支持者被集體屠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在卡扎菲被捕現場有九十多具屍體，很多是被處決式槍殺。過渡委員會武裝從一開始便不是什麼仁義之師，以暴易暴的新政權在「解放」利比亞後是否會遠離暴力，看來並不樂觀。

　　至於曾動用戰機和導彈轟炸卡扎菲住處的美國，不是早已立心要置卡於死地嗎？如今又一副替卡扎菲討回公道的樣子，有評論指是在貓哭老鼠。非也。過渡委員會本來就是龍蛇混雜，中國俗語說：「初歸新抱，落地孩兒」，都是需要調教的。借卡扎菲的屍首，西方國家給過渡委員會一個信息：辦事得要有規有舉。否則贏的勝仗，可否又要背上戰犯的罪名。事情會否鬧得更大，主動權在西方國家手上。

奧巴馬作出了艱難但正確的決定

美國總統奧巴馬廿一日在白宮宣佈將於年底前撤出所有駐伊拉克美軍，僅留下足以保護當地美國大使館的兵力。理論上，這並不是奧巴馬的決定，他只是執行前總統布殊在二零零八年與伊拉克政府簽訂的協議。可是，奧巴馬在宣佈依約撤軍後，立即受到共和黨人四面八方的攻擊。正確的政治決策往往不一定即時受歡迎，也許奧巴馬為此要付上少許政治代價，但這也可能是目前最合適的選擇了。

於伊拉克政府而言，美軍一日不全部撤離，國家的主權便會一直蒙受陰影。所以，美軍完全撤出是伊拉克政府官員的普遍共識，雖然這不一定符合美國的利益。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前總統布殊，在任內一直拒絕從伊拉克撤軍，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爭取到現今的撤軍日期。所以，指責奧巴馬沒法將布殊擬好的撤軍日期延後，是不公道的。

至於美軍是否有需要留駐伊拉克，這是一個冗長的辯論題目。仍然相信反恐戰的，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證明美軍在中東的作用；也有些人會因為美軍在伊拉克傷亡慘重，總覺得現在空著手班師回朝，對不起那些流血及付上生命的戰士。亦會有人從政治角度出發，認為沒有駐軍在，伊拉克政府日後更會親近伊朗，對美國阻止伊朗勢力擴張極為不利。

以上的說法都確切有其一定道理，可是，一再重申支中東國家民主化的奧巴馬政府，怎能夠在伊拉克政府反對下強行駐軍，讓伊拉克繼續做美國的附庸國呢？在沒有任何即時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危急情況下，倘美軍賴在伊拉克，將會是對美國已經大不如前的國際信譽的又一次致命打擊。再者，美國目前經濟如此惡劣，國債沉重，削減駐軍在財務上也符合美國聯邦預算。

二零零八年競選總統之時，奧巴馬曾經大聲疾呼要結束伊拉克戰爭，在當時也得到大多數美國民眾的響應。但廿一日宣佈正式撤軍之時，奧巴馬全程聲調微弱，語調平和甚至帶點疲憊，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便轉身走了，與當年拿反戰作為競選口號時意氣風發的樣子，可謂判若兩人。由此反映，奧巴馬本人也可能對撤軍有所顧慮。

據美聯社報道，奧巴馬政府原意並不是全數撤軍的，此前還在希望說服伊拉克讓數千名美軍留守。最後因為伊拉克拒絕為留駐美軍提供免責保護，奧巴馬才逼不得已決定撤回全部部隊。可見，奧巴馬明白全部撤軍會讓共和黨有批評他的口實，在競選年，沒有誰想給予對手攻擊自己機會的。只怪奧巴馬的外交團隊能力不足，沒法讓總統保留一點面子。

　　

　　與零八年相比，現今美國選民已不關心中東戰爭了，就業和經濟才是頭號議題。奧巴馬實踐了諾言結束伊戰，並不會為競選連任帶來好處。相反，撤軍會被共和黨批評為軟弱和出賣國家利益。經濟不景時期，國民期望一位能幹的總統，民調顯示選民更相信共和黨能搞好經濟。此時撤軍既不會引來選民的歡呼，反顯得自己無能，還有撤回來的幾萬美軍很可能立即便加入到失業大軍行列，才幾年的光景，戰局對選情的意義卻完全變了味。

　　但無論如何，在沒有任何正當理據之下，美軍強駐在另一個主權國家都是說不過去的。無論是出於誠心誠意，抑或是無可奈何，奧巴馬年底前全數撤回所有駐伊美軍的決定是正確的，日後歷史將有公論。

如此評論

　　近日看到兩則不同新聞的評論，兩位評論員的觀點都無不令人拍案稱奇。

　　第一則新聞是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兩輛汽車先後輾過，而其後又有十八名途人行經血泊之中的悅悅，卻沒有一人伸出援手，直至一名拾荒老婦將小悅悅抱起求救。整個意外及途人見死不救的過程均被街道的監視鏡頭拍下來，在網上廣傳後引起普遍民憤，甚至連美國媒體也有報道。

　　不論是媒體評論員或網民，對小悅悅事件最直接和常見的評論是指責人性的冷漠，首先是肇事司機不顧而去，更可惡者是路過小悅悅身邊的十八名途人。公眾紛紛感慨及譴責人性的墮落，國民經濟生活改善，個人道德和公德心卻蕩然無存。不過，廣州時事評論員司馬春秋卻說：「此類事件根源在於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絕這類事，關鍵在於從政府層面給予保障。」

　　評論員不想拾人牙慧是人之常情，但在小悅悅事件中不批無良司機及冷漠途人，卻批政府搞社會保障不力，真的是匪夷所思的邏輯。可是，這類社會大小事情都是政府錯的評論，卻在中港甚是流行。

　　另一則新聞是疑似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的私人帳簿在網上流傳，其中內容顯示黎自2005年起對香港泛民政黨的大手筆捐款，每筆均是二三百萬元；而最引人關注是前天主教港區主教陳日君曾收取黎兩千萬元款項，教區則指沒有此記錄，應是私人收取的捐贈。

　　傳媒大亨是泛民超特大金主，引起一片熱議，紛紛質疑媒體和個別政黨的密切利益關係。學者蔡子強則想出替泛民和黎智英辯解的新奇理由，蔡稱：「一個人的捐款可以佔一個政黨收入的大部份，顯示出政治現實的悲涼。公眾應該想想，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蔡又指在美國流行的個人小額捐款在香港難以普及，所以泛民未來在籌款上仍有困難。

　　蔡教授真的自以為有三吋不爛之舌乎？得到金主長期以百萬元計捐助的政黨，到了蔡口中竟成為可憐的受害人，還要責成公眾反省，彷彿是社會對不起領了千萬元捐款的政黨。蔡還要補充指在香港難籌集小額捐款，意指民主／公民黨接受動輒二三百萬元的捐款是有必要的。可是，民主黨副主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卻說籌款沒有問題，在兩場群眾活動各輕易籌得一百萬元。蔡教授若早知民主黨如此回應，大概也不必費盡心機想這古怪的護航理由了。

爭先恐後

　　剛過去的星期六早上在家看電視新聞，原意是想跟進「全球佔領運動」的情況。本以為這應是當天的必然頭條新聞，但在幾個新聞台也只能偶然看到簡報，知道意大利的示威者與警察有嚴重衝突，其他地方的佔領消息幾乎沒有報道。而有線電視新聞網ＣＮＮ當天早上不停播報的是另一則「要聞」。

　　ＣＮＮ周六早上在拉斯維加斯擺開大陣仗，主播在外景點實地播報，邀請名人輪番到現場訪談，配以預早錄製的報道穿插其中，搞了整個上午的新聞是什麼呢？就是內華達州與佛羅里達州、愛荷華、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日期「爭先戰」。共和黨參選人洪博培因支持新州初選日期，而拒絕出席ＣＮＮ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候選人辯論會。

　　美國每年的正式選舉日法定為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的翌日，但各州初選日期並不一致。向來新罕布什爾州都是全國首個舉行初選的州份，每遇總統選舉年，新州三月份的初選便成為傳統上的選情風向標。但這個傳統近年屢受挑戰，包括加州在內的好些州都把初選月份推前，理由是初選越早，越能吸引候選人的關注。爭先風今年到了白熱化，首先是佛羅里達州把初選提前至一月卅一日，內華達把初選日提前至一月十四日，愛荷華因而強烈不滿，要求內華達要更改日期，新州更聲言會將初選日提前至今年的十二月。最新消息愛州的初選定在一月三日。

　　各州爭先恐後辦初選，主要原因是在選戰初期，候選人都會想開門紅，媒體對於首場初選也會格外關注。所以雖然新州及愛俄華州人口不多，且都不是大都會區，在選民結構上並沒有全國的代表性，但就因為一馬當先，候選人搶著來，媒體也要跟風而至。

　　相關州份為辦初選而生的惡性競爭，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悲哀。嚴肅的選舉變成為遊戲，小州純因初選早便得到青睞，大州如加州，不要說初選，就算是總統大選日，因為位處西岸時區而經常被忽略。美國正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民眾質疑國家賴以為支柱的金融體系，佔領運動蔓延全球，這些問題不比哪一個州先初選重要嗎？電視台重本報道，各州政黨和選務官員唇槍舌劍，讓人感覺這些媒體和人士彷彿活在另一個世界裡似的。這樣的選舉文化，並不是什麼與時俱進，更像是僵化了的形式主義。

甚麼世道

　　根據美國《時代周刊》最新的民調，有81%的美國民眾認為國家方向錯誤，而認為方向正確的僅14%。認為國家方向錯誤，反映出民眾對目前狀況的不滿。超過八成民眾不滿現狀況，倘若在別的一些國家，很可能已經臨近爆發革命的邊緣了。但在蔓延至全美多個城市的「佔領運動」，參加人數仍然未見十分踴躍，至少與沒有一點會爆發革命的氣勢。為什麼美國人不滿現狀又不革命呢？

　　是我們的民主政體給予民眾希望嗎？是一人一票普通使民眾有信心能選出能替他們解決問題的政治領袖嗎？讓我們又看看蓋洛普最新的民調，不滿意國會表現的民眾同樣高達81%，肯定國會表現的僅13%。八成國人認為國家在走入歧途，同樣比例的百姓認為國會沒有做好本份，但仍然沒有大規模的上街抗議示威，是因為我們有一位備受信賴及為人們帶來希望的總統嗎？

　　同樣據蓋洛普的最新民調，奧巴馬總統的民望僅38%，不認同者其表現者達54%。而在時代周刊的民調裡，相信奧巴馬有能力履行總統職責者亦只剛好達五成。國家方向錯、議會無能，另只有不到四成民眾支持國家元首，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道？為什麼還能運作下去呢？

　　這三組的民調數據其實揭示了大多數美國都不願意深究，卻十分之陰暗的現實，我們的政治制度已喪失「自我完善，修正錯誤」的功能，但百姓卻沒有危機意識。這猶如身體內裡某些器官的衰竭一樣，外面看不出來，內裡會逐漸敗壞，直至完全失效為止。美國需要真正的革命，但目前沒有政客願意坦白的講出事實，又或者他們自身也沒有這種覺悟。

　　然而，美國自二次大戰後累積了深厚的本錢，令美國不會出現崩盤的危機。美元仍是世界單一最大的儲備貨幣，聯儲局可以透過發鈔向全球抽稅。美國又擁有世上最強大的軍隊，藉此保證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可是，如果美國不來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革，終極只會把危機擴散至全球，2008年的金融海嘯便是一次預演。

奧巴馬道歉

　　維基解密公開了2009年9月份美國駐日大使發回國務院的一份基密電文，內裡提到日方反對奧巴馬在該年11月訪問日本時到廣島就原爆道歉。材料曝光後，不少評論批評奧巴馬，而白宮則否認總統曾提出向日本道歉。雖然奧巴馬的支持者指責右派媒體在炒作，但只要認真細讀電文原稿，幾可以肯定總統親身廣島道歉應是美方提出的。

　　美國不應該就使用原子彈道歉的理由應不必多說，兩受原子彈襲擊並不能改變日本是侵略國的歷史事實。死於日侵略軍刀槍之下的各國人民以百萬計，倘戰爭不因原子彈而提前結束，相信還會多犧牲一兩百萬人的性命。這些都是黑白分明不必爭辯的事實。維基解密此電文的意義並不在於美國應否道歉，而是從中可以讓我們更認識奧巴馬，一個膚淺和自我中心的奧巴馬。

　　奧巴馬於2009年上任，當時被輿論吹捧為一位可以改變世界的領袖。在競選時出現這類誇張的讚美，可以理解為競選文宣，但在上任後當時人果真以為自己有改寫歷史能力，則是另一回事了。奧巴馬似乎過度迷戀自己的競選口號，自以為真的可以改變世界，於是總是想幹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情。他上任後即提出要重設美國的外交政策，提出與回教世界友善對話。這些本來都無可厚非，但想到要以美國現任總統身份親到原爆點道歉，則是以羞辱自己的國家來換取個人虛榮。

　　諷刺是奧巴馬親臨謝罪的請求竟然被日本拒絕，從電文中可見日本是考慮到國內新政府剛上台，在未站穩陣腳前不欲出大亂子。此外，日本也顧慮美就原爆道歉會對日國內反核派的刺激作用。日本政府從現實角度出發，認為道歉只會增添政治困擾，因而建議奧巴馬不要道歉，訪問行程也盡可能環繞東京。兩方相比對，可見奧巴馬務虛，而日本則務實。奧巴馬只看到「道歉創舉」的轟動效應，而沒有顧及可能產生的負面政治影響。

　　奧巴馬這種務虛的作風同樣反映在健保改革法上，他只要求通過健改，好在史冊上留名，對於健改的內容卻沒有認真要求，結果成就了一套為健保公司謀厚利的所謂健改。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也是如此，他只要求在鏡頭前宣稱完成撤軍的威風瞬間，卻沒有理會自他上任以來，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地的死傷數字其實是上升的。

　　由此不難明白為何奧巴馬上任以來，諾貝爾和平獎拿了，多項大動作的法案都通過了，但百姓的生活壓逼感卻越來越大，經濟和失業沒有改善，國債危機只有深化而未見好轉。我們選出了一位演講能力超凡，政府工作經驗薄弱的總統，也就只能欣賞他在講台上的精采表演，別指望他能拿出幹實務的本事了。

阿Ｑ革命

　　魯迅筆下的阿Ｑ一生飽受欺凌，總是夢想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後來聽說革命黨得天下了，阿Ｑ也想參加革命，但苦於投身無門。後來鼓起勇氣去找假洋鬼子，還未開口便被轟走了。當不成革命黨，阿Ｑ卻被冤枉為搶匪遭槍斃了。不知革命為何物，卻一心想革命，革命不成又落得個搶匪罪名，阿Ｑ多冤呀！正在美國全國蔓延的「佔領ＸＸ運動」，不像中東的茉莉花，更似是阿Ｑ式的革命。

　　佔領運動正在遍地開花，但除了籠統的知道示威是針對華爾街的貪婪外，示威者到底具體要求什麼？有什麼行動目標？公眾都象是霧裡看花。這可以怪責主流媒體沒有認真報道，但主要原因還是運動參與者本來就是來自鬆散的小團體和個人，參與運動訴求和目的都不一樣。有支持佔領運動的人士指出，百花齊放才顯得運動是草根自發，是民主的真實版。

　　急欲為來年競選抓到著力點的民主黨，看中了佔領運動的潛力，上至總統下至國會議員和工會領袖，紛紛表態支持，等候著隨時騎劫佔領運動的機會。而不甚聰明的共和黨糊里糊塗的對號入座，認定示威者就是針對自己，於是尖酸刻薄地痛批佔領運動，將自己逼入死角。至於那逐漸失去敏感度的主流媒體，先是忽視佔領運動，其後又懶惰地套用黨爭角度來加以報道，將佔領運動與茶黨相提並論。

　　佔領運動參與者本來就沒法凝聚出一個強而有力的信息，再加上政客和媒體的張冠李戴，整埸運動發展下去只會更變成更模擬及混亂。佔領運動的產生，原於部份民眾對當前生活、社會及政治狀況的不滿，但到底問題根源何在？應如何解決？全沒有共識，這才讓政客有機可乘。想革命又不知應革誰的命；衝上了前線，卻又落得任由他人編織罪名的可憐境地，這場佔領ＸＸ運動能否開花結果？一點都不樂觀。

紀念辛亥

　　辛亥革命百周年，兩岸政府均舉行隆重儀式慶祝，但內含的政治符號卻很不一樣，並且刻意顯示各自慶祝的不同重點。回想百年前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百年後卻如是紀念，只顯得孫中山先生遺言所說：「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何等的真切。

　　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兩岸現狀是國共內戰未了而遺留下來的歷史與政治問題。無數有識之士於百年前捨身參加革命，為的是振興中華，免國家淪亡於歐美日列強手下。革命義士不計較奉獻年青的身命，因為他們相信殺身成仁，可以為中華兒女的下一代謀得幸福和太平。革命先烈怎麼也不會想到日後會出現兩岸分治局面，更不會想到外國勢力在百年後，仍能直接干預中國的政治。

　　孫中山先生立志推翻滿清，提倡三民主義，首重民族主義，保障中華民族於國際上獨立自主的生存空間。今天的中國仍未完成統一，個別政客卻主動邀請美國介入中國內政，企圖依仗外力來鞏固一己的政治地盤，其自私自利可見一斑。至於在中國大陸，也有一批所謂自由知識份子，標榜什麼「與世界接軌」等含混概念，一味崇尚西方，對中國現有的一切盲目地持否定態度。取長補短本屬無可厚非，可是在意識上甘於做假洋人，試問如何能面對革命烈士在天之靈呢？

　　認真地紀念辛亥革命，便應該繼承團結國人、振興中華的革命傳統，而不是標榜歧見。今天的中國不再擔心受到列強的軍事侵略，但國際間的政治和經濟競爭依然劇烈，現今稍安的日子並不是必然的。緬懷革命先賢，現代中國人便應自強不息，團結自省，攜手共創未來。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重發年前一篇關於電影《十月圍城》和辛亥革命的文章。

《港產辛亥革命歷史故事片 《十月圍城》陰伏的顛覆性》

革命能成功嗎

　　「佔領華爾街」示威行動進入第四個星期，並且已經擴散至首都華盛頓和多個美國大城市，甚至連加拿大的溫哥華也計劃發動聲援。看來有席捲全國之勢的「佔領」運動，會否真的能發揮撥亂反正效應呢？依目前狀況看來並不樂觀。

　　今年初，中東爆發茉莉花革命浪潮，多個長期獨裁政權相繼倒台，群眾的力量無容置疑。美國的「佔領運動」與中東革命有著相類的誘因，都是因為經濟不景，導致嚴重失業，民不聊生；因而衝擊漠視民生的政權。不過，美國政府絕不會如中東政權一樣倒台，「佔領運動」也不會凝聚成如中東革命般的力量，然而這種「穩定」於美國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情。

　　茉莉花革命諸國經濟狀況惡劣，美國是金融海嘯的原爆點，失業率高企，國債危機深化，為何美國不會發生類似中東一樣具威脅政權的示威呢？

第一，美國政府雖然窮，但有印鈔術，可以靠無限制發鈔來支付社會福利，失業者可以領兩年的救濟金。良好的福利照顧，大大減輕了民眾孤注一擲的可能。

第二，政客懂得借力打力，不如中東獨裁者般頑固。面對佔領運動持續不散，白宮和執政民主黨政客官員紛紛表態同情示威者。用香港政治術語形容，民主黨是在「抽水」，彷彿示威者並不是針對他們，更把群眾運動借用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把矛頭指向共和黨。本來有點革命味道的運動，到了政客的嘴巴，又被拉回兩黨惡鬥的老路去了。

第三，主流媒體冷淡對待「佔領運動」，就算是報道也採取貶抑的角度，使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感受不到這場革命的「熱火」。

　　也許有人會認為美國人可以透過選舉來更換執政黨，並不需要中東式的革命。但倘若真的如此，本就不應出現今天的困局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鬥不過頑固的美國因循政治，反映了現有政治體制嚴重缺乏自省自理能力。沒法產生革命激情的民族，相對也難期望可以有更大的進步空間了。

加州蘋果總部前悼念喬布斯

加州蘋果總部前悼念喬布斯的人們留下各式祭品。

改變人類現代生活的喬布斯

他從沒有站在政治講壇上高談闊論，也不是什麼宗教哲學大師，更沒有發動過任何戰爭，但人類現代文明生活卻因他而改變了。他，就是剛辭世的美國蘋果電腦公司的創辦人喬布斯。

從個人電腦，到ipod、iphone和ipad，蘋果產品一再改變了現代人工作、通訊、生活以至娛樂的模式，而這一切都是源自喬布斯的創意。喬布斯在一九九八年接受《財富雜誌》訪問時說：「創意不在乎你在研發領域投入多少金錢，當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之時，萬國商業機器的研發經費要比蘋果超出至少一百倍。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你擁有什麼人才。」

誠然，喬布斯以完全證明了自己的說法，可以說：「喬布斯就是蘋果，蘋果就是喬布斯」。當傳統唱片業飽受數碼下載困擾之時，喬布斯推出ipod，從始改變了現代人享受音樂的方式。當多功能手機大行其道，黑莓手機雄霸商業客戶市場之時，iphone卻輕鬆地為「手機」重新定義，令最頑強的行內巨頭也被逼得惟有東施效顰。在筆記本電腦以其便攜和增強功能，逐漸替代座式電腦之時，ipad推出首日即售出三十萬部，讓人們開始懷疑筆記本電腦還能有多大的發展空間。蘋果產品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其意義已經遠超過商品本身的價值，它是在開創一種文化，一種現代人生活的模式。而這一切都是源自一個人──喬布斯，使到那些自滿的所謂業界龍頭上了慘痛的一課，原來這世上是沒有最好的產品，只有更好的產品。

今天沒有人會懷疑喬布斯的創造能力，但他卻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的是一名「天才」，他也曾經歷過失敗，推出過不受歡迎的產品，甚至被踢出公司。世間上本來就沒有隨隨便便的成功，大多數人只看到喬布斯的光采的一面，羨慕他無限的創意，殊不知創意的背後，更重要的其實是不斷的總結和堅持。別以為創意就等同如天馬行空的奇想，蘋果產品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能緊扣現代人生活的需要。不是喬布斯突如其來的發現了什麼，而是他能細緻地分析人們的真正需求，設計出最符合他們的產品，所謂前瞻性只不過是來自對眼前事物的總結。

那麼，沒有了喬布斯的蘋果還能再創輝煌嗎？今年八月辭去執行長職務時，喬布斯在辭職信上寫道：「我相信蘋果最光輝和最有的創造力的日子是在明天。」這可以理解為喬布斯本人對其一手創立的公司的期許，也許有人更會認為這只是一個無奈的美好願望，畢竟「創業容易守業難」。

對蘋果的未來存疑可能有其一定道理，但只要蘋果的接班人能夠繼承喬布斯的精神，以同一樣的堅韌態度面對挑戰，蘋果文化的傳承應該不成問題。喬布斯在生命臨近盡頭之際，表白相信蘋果能再創輝煌，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是他的獨到眼光。任何偉大的科學都不能再複製出另一位喬布斯，但喬布斯的成功秘訣，本是人類恆久對完美的追求精神，而得道與否，只在於能否堅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