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權勝美

港人權勝美

　　中國國慶日將到，西方主流媒體慣性地湧出了一則又一則的「助慶」新聞，其中一則出於美國一家網上新聞媒體，題材是香港中文大學所做的每月民意調查。報道指中國國慶在即，但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不滿升到另一新高點。而所謂的高度不滿度，其實是指有16%的被訪者不滿北京對港政策。

　　16%港人不滿意北京被美國媒體重點報，而昨日（29日）奧巴馬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又如何呢？據Rasmussen的逐日追蹤調查結果，有38%美國人強烈不滿奧巴馬的施政。於美國政治而言，三四十個百分點的不滿意度是常見的，不是什麼奇特現象。但為什麼當香港有一成半人不滿意北京就是新聞呢？經常有言論指共產黨強求統一思想，難道美記者也要港人統一思想，百分百唱好。

　　好些事情如果來一個港美對比，會得出一些很值得細心玩味的結果。又如美國似乎被公認為「人權天堂」，但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昨日的一宗判例卻足以令美國自愧不如。公署接到市民投訴香港郵政局把商業宣傳單張派送到住戶或商戶信箱，指郵局觸犯《人權法》和《基本法》，公署研究後作出報告，稱投訴成立，指責郵局濫用郵政服務。

　　美國讀者們每天的郵箱都會收到各式各樣的宣傳品，習以為常，那一天郵箱內空空的，反而會覺得有些怪。原來美國民眾不明白，他們天天在被侵犯人權。香港回歸後，泛民政客經常大吵大嚷說港人自由不保。依這郵局事例，港人權狀況比港英殖民地時期應好多了，甚至比美國還要好，有什麼可擔憂的呢！

婁婧的故事

婁婧的故事

　　廿歲的上海戲劇學院三年級學生婁婧最近成為網絡紅人，她是今年東方衛視節目《加油，東方天使》比賽的選手，而她爆紅的原因卻是令中國人丟臉丟到國外的種族歧視。筆者是從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婁婧的故事。

　　文章稱；婁婧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單親親家庭，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美籍非裔，在婁婧出生前便離開中國一去不返。婁靖在進入上海賽區最後五強後，引爆網民她們母女的強烈人身攻擊。周刊所引述的惡毒言辭，筆者看後初期帶有些懷疑，是否外國雜誌又在小題大造，抹黑中國人呢？可惜，在中文網絡搜尋下發現，這原來都是真的，醜陋的種族歧視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據網上搜尋的資料，在一個比賽環節中，電視台請了婁婧的母親上台為女兒打氣，但同時播出旁白，揭露她是出生在一個單親家庭，爸爸是美籍黑人，又指當年他並不知道婁媽媽已經懷有身孕，因為種種原因離開了婁媽媽，回到了美國。這揭露達到了製造話題的效應，有較清醒的網民指責電視台為了收視和廣告，借婁婧的身世炒作。如惡意炒作屬實，電視台應向當事人道欺及賠償。但一隻手掌拍不響，如果沒有一批充滿惡劣種族歧視思想的網民，又怎能炒出個「國際醜聞」。

　　事件發展至今，中國政府應該插手介入調查，並且為婁婧主持公道。筆者不清楚中國的反種族歧視相關法例，但誹謗和損害名譽也應算是違法。中國富強了，但人均素質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問題被國際傳媒熱炒之際，婁婧事件可以被當作為中國人慣於歧視少數族裔的活例證。中國人在國際間長期飽受歧視，好應該樹立榜樣，做好反歧視教育工作。

抓往逐漸逝去的傳媒公信力

抓往逐漸逝去的傳媒公信力

　　美國Pew民意調查機構九月中公布了關於美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的最新調查結果，自1985至今連續做了廿五年的這項追蹤調查，今年的結果顯示僅有29%的民眾認為新聞媒體的報道是正確的，這是一個歷史新低點；另只有26%認為媒體沒有政治偏見。至於廿五年前的1985年，相信媒體報道的民眾卻有五成五。上述這個調查結果是個嚴重的警號，可是主流媒體顯然不太重視報道。是不想「家醜」外揚嗎？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再低調的處理也阻止不了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特質已逐漸萎縮。

　　上述單項的數據並不能反映美國人對媒體的全部態度，所謂不足三成人相信媒體說真話，應理解為：不相信「某些」媒體在說真話。因為對於不同的新聞機構的好惡感，與民眾黨派政見立場直接掛勾。同一份調查發現，72%的共和黨人士和43%的民主黨人喜歡霍氏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同樣，近75%的民主黨人和44%共和黨人對ＣＮＮ有好感。亦即時說，大部份民主黨人會對霍氏的新聞報道有意見，而共和黨人則大多不滿意ＣＮＮ。在不同的類似調查中均發現，美國民眾已習慣只收看、閱讀與自己政見立場相近的媒體。所謂逾七成民眾認為媒體不可信，是反映了民眾偏向信賴政見立場與自己一致的媒體而已。

　　這種各取所需的現象表面看來並無不妥，或許有人會將之理解為「言論市場」的自由。過去媒體都強調社會公信力，即是不偏不倚、客觀持平、不受外力干預、只管報道事件真相。美國著名新聞主播Walter Cronkite於今年七月辭世，於美國新聞界而言，這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主播說甚麼便是甚麼的時代已經終結。Walter Cronkite的報道或所主持的新聞節目能有幾近不能被質疑的公信力，隨了是當其時媒體競爭較少外，與今天傳媒機構對新聞工作的理解已悄悄地發生轉變有直接關係。微妙地，「尋找事實真相」這概念於今天已被曲解或被偷換；越來越多現代新聞媒體由客觀陳述事實，漸變為主觀解說，有些甚至不避嫌疑，借鋪陳資料來宣導機構或編採人員對事物的立場。事出有因，轉變背後存在政治和市場因素。於六、七十年代，人們曾普遍高度相信媒體。及後，聰明的政客或利益團體便來個「反制」，有組織及系統地利用媒體製造有利於自己的輿論。近年最大規模的一次演繹，應是布殊政府為出兵伊拉克「造勢」一役。當時由白宮官員利用私下獨家報料等各種方式，成功地操控輿情。不過，控操是一種雙向、複雜的互動關係。當民眾開始感到媒體逐漸由中立走向有立場時，他們會「回應」操控，那就是對媒體的選擇由對比資料的質量，轉為選擇媒體的立場。在這樣的一種互動關係下，媒體為保持市場份額，會越發鮮明地展示立場。結果，發表議論和觀點成為今日新聞的新主流作業模式；而深度陳述事實或客觀分析未至於絕跡江湖，卻只能在沒有商業價值、觀眾量不多的公共媒體裡才找到。較少涉及國際或全國政治的地方媒體，公信力反而超過幾大新聞網絡。

　　這現象其實並非美國獨有，美國媒體已經算是在門面上、技巧上懂得保留一點中立的模樣。美國之外，帶偏見和既定立場來進行採訪的記者越來越普遍，好些甚至以「新聞自由」作為包裝。至於向布殊總統擲鞋的伊拉克記者，他的「有立場」是另一種故事。在比「新聞自由」更深邃沉重的「國家被襲」此因素下，當天，他「選擇」成為「人民英雄」，而不是基本意義下的記者。

　　進入網絡時代，大道小路消息氾濫，人們已經不需要定時定刻的守候在電視或收音機前接收資訊。傳統的專業新聞媒體在訊息量方面已沒法與互聯網競爭，於是有業者認為傳統媒體或應以提供觀點來突圍，因為新聞題材本身已極難有獨家，觀點卻可以。不少大新聞機構目前正朝這方向走，大量的評論員成為編輯部的新寵。

　　跟評論化相反，讓媒體恪守客觀中立的「古典」原則，會不會是個更有前景、更有市場的抉擇？在訊息量以光速傳播的今天，訊息量無疑已幾近泛濫；可是多不等於好，也許，今天傳媒的生存之道，是用最大的力量在紛亂的資訊之海裏整理或還原事物真象，實行反樸歸真。當然，這除了是經營方向的抉擇，也考驗基本功扎實的記者是否足夠。

　　總而言之，媒體究竟應該以甚麼方式生存下去已是迴避不了的大課題，值得傳媒經營者及從業人員深思。

正視雙語服務

正視雙語服務　　

　　三藩市訪谷區華裔居民最近提出要求警局增設中英雙語專員，警察局長及警委會必須正視。

　　訪谷區華裔居民對治安特別關心，早在十多年前，便由熱心的華裔居民發起邀請警察局定期派員與居民開會，聽取民眾對治安問題的意見。筆者當年也經常到訪谷採訪警民社區會議，察覺到高效率的會議翻譯特別重要，如果沒有翻譯，相信很多居民不會參加會議。當年沒有法例要求市府部門要提供雙語服務，所以會議翻譯都是由熱心居民負責。想不到十八年後，市府先後兩度通過雙語服務法例，華裔居民仍停留在爭取翻譯階段。是社區爭取不力，抑或是政府官員沒有正視社區的需要呢？

　　不諳英語的訪谷區華裔居民李希裕（音譯）不久前遭到警員入屋開槍擊斃。事件起因是李在當晚突然情緒失控襲擊屋內另一名住客，在受傷住客逃離現場後，多名不懂華語的警員進入只有死者一人的屋子內，經一番對峙，最終將李擊斃。在彼此言語不通的情況下，警員是依據什麼判斷要將李置諸死地？在沒有第三者受到威脅之時，警員是否有必要「速戰速決」，為何不等待懂華語的警員到場採取勸戒方式化解矛盾？如果當時死者能與說華語的警員對話，結局會否不一樣呢？

　　又日前警察局長到華埠與社區人士進行答問會，警局同樣沒有提供翻譯。雖然事後有解釋指這是由社區機構發出邀請，所以翻譯應由社區提供。但作為公僕的警察局長和出席的警察委員真的要這般計較嗎？為民服務的誠意何在？

　　享受平等市政服務是每一名居民的權利，不應受到語言的障礙。警委會不必過度敏感地自辯，把事情政治化，以為依法要求翻譯服務是針對警方或警委本身。社區只是要求平等的市政服務，不論是誰當局長或警委，這些居民權益都不能被忽視。況且，訪谷區居民已經等了超過十八年了。

大城小鏡

大城小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紀念日將致，應如何看待這才六十歲的「新興國家」呢？一些人會自我佩戴上道德光環，批判中國政府種種的不是，認為這六十年沒有可值得慶祝的，持這類想法的人在香港可不少。可是，正在美國舉行的Ｇ２０峰會，中國再度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焦點；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大發表的控制全球暖化講話，連一直以歧視角度報道中國的西方媒體，也必須認真的報道，指中國在此問題上發揮了領導作用，給美國造成壓力。

　　中國是一個人口龐大，社會發展問題複雜的國家，如何評價這六十年中國政府的功過，可不是三言兩語或一兩個模具式概念可以做得到的。不過，議論政府可以從民眾入手，觀察民生是政府最佳的成績單。

　　前日（9/23）在北京保利劇院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中國歌劇舞劇院在該處主辦了一場歌舞綜合晚會，海報和售票網站宣傳是由李玉剛主演。李是歌劇舞劇院的國家一級演員，也是中國當紅男旦，剛在澳洲悉尼個唱回來。由於李玉剛人氣旺，前天的晚會全院滿座，最貴票價高達1280元人民幣。可是，幾十名沖著李玉剛去看表演的觀眾，到場才知道李只演一個項目，極度失望之餘要求退票與劇場人員發生衝突，並且報了警。在場的網民寫道，一位年長阿姨向票務員哭訴說，她每月才掙得一千多元薪水，為了看李玉剛的演出買了最貴的票，不甘心被宣傳誤導。

　　這裡暫不管誰是誰非，只看一位月薪不及兩千元的平民百姓，肯拿出幾乎整個月的薪水去買票追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娛樂是與社會生活水平和穩定直接掛勾的，小老百姓如非自覺還能負擔得起，或是對生活前景充滿信心，那能如此。

從這件小事可以說的還有不少，但簡單而言，中國社會實質的轉變，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為何需要港台

為何需要港台

　　香港電台角色定位的爭論終告一段落，港府宣布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兼擔任公共廣播的任務，並且強調港台編輯自主，可以繼續批評政府政策。除了妾身名分確定外，港府還大額撥款發展港台，增聘公務員、興建新大樓和增加本地製作。特首此舉討好了港台員工，或許可以令港台節目少向自己開刀，但對於廣大納稅人是不公平的。

　　由政府經營廣播媒體並非必然的，有的國家有官辦的廣播部門，但更多是沒有的。美國政府用少量公帑資助一些非牟利的公共廣播機構，但並不承擔全額費用，更沒有將之納入公務員系統。美國政府唯一全資的電台是純政治宣傳的對外廣播機構，如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等。倘香港政府選擇繼續用納稅人的錢來經營一個廣播部門，便得先清楚說明需要何在，亦即是港台將擔負什麼功能。是為了宣傳政府政策，抑或是作為「大氣廉署」──監督政府的另一部門呢？

　　廣播媒體的主要功能是娛樂和資訊，政府提供非商業化的娛樂節目，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只要庫房有能力承擔，這不是問題。至於包括新聞在內的資訊類節目，無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因素，由政府作為出資方，等同全體納稅人付費，新聞時事類資訊材料的政治傾向性又應如何監管呢？因為經費來自所有納稅人，所以港台理應不能有政治立場，僅能提供沒有政治意識形態內容的教育性質節目，一旦論政議政，便會產生角色混淆及社會輿論平衡問題。

港台也不應有編輯自主，所謂編輯自主，即是編輯部主管有權決定報道傾向。一般新聞機構為了社會公信力，必須有相當的編輯自主，而這是受到市場機制調節的。電台或報社的社會公信力和政治立場，間接與經營利潤掛勾，這是對私營媒體的最大約制力量。當然，不同媒體的編輯方向，會為各自吸引有不同的讀者或觀眾群。但公營電台卻不一樣，社會上百家爭鳴，出公家糧餉的新聞主管怎能有絕對自主。

香港時下流行一種極錯誤的觀念，認為批評政府即是客觀，便是獨立。於是港台也要標榜敢批、狠批。可是，卻忽略了批的水平和內容。再者，政府是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如果兼任媒體監察角色，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媒體在西方被稱為第四權，即是代表民間監督政府的力量。香港的非公營媒體相當發達，加上國際媒體在香港也甚為活躍，政府還需要用納稅人的錢，養一批專門來批判自己的公務員嗎？同樣，認為批判政府才是最高尚高檔的人士，為什麼又要爭取享受安穩的政府官員待遇呢？

下錯藥

下錯藥

　　總統奧巴馬為了推銷健康保險改革，透過連環在媒體接受專訪，實行對全國電視觀眾進行密集式轟炸。如此鋪天蓋地的在媒體曝光，已經創下白宮的新紀錄。但除此之外，相信不會對當前的健保辯論帶來什麼新動力。

　　由暑假時開始的社區會議遍地開花運動，到重量級的國會演說，以及周日起發動的媒體宣傳戰，一貫的思路是依賴總統的個人魅力和口才。可是，聽政客講話是美國民眾生活的一部份，再好的演說，再幽默的演譯，也只能有一時的效果。奧巴馬健改案不能受到大部份民眾的支持，並不是因為總統講得不夠，而是做得不夠的問題。

　　健康保險有多糟糕不必爭論，共和黨硬要說大部份滿意目前的制度，是昧著良心講的。可是，總統的所謂改革何嘗不是著眼於政治利益高於民眾利益呢？

　　美國醫療系統最大的問題是其牟利本質，任何改革如果不踏實控制成本，將不會帶來實質的改善。奧巴馬一直堅持不提出自己的方案，而是任由國會的民主黨議員與業界溝通出一套健改法案，無形中注定了「改革」的幅度和深度，都不會朝著民眾的利益出發。

　　為什麼總統不親力督導改革的細節呢？因為他所求的只是通過一個健改法案，好在歷史上留名，也是連任的保證。至於如何改革，他是深深明白與業界對碰只會增加通過法案的難度，於是捨難求易，讓業界有充足的空間控制健改的方向。

　　民眾不需要更多的訪問和演說，請拿出一套可以控制醫療成本，讓全民可享受合理醫護服務的方案吧。

自鳴得意（四）

自鳴得意（四）

　　正如先前所說的，新聞採訪及報道不同於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時評文章，理應以客觀反映事實為根本，這是傳媒的「核心價值」。記者本人的感受再深、再有立場，也不應以主觀判斷詮釋及帶偏向性地搜集、羅列材料。很可惜，以上種種只是「理想」，不是「現實」，現今的媒體報道都摻雜了鮮明的主觀評價。《六十年家國》是屬於深度報道類，理論上對傳媒的「核心價值」應有更高要求（因為記者有更充裕的時間去處理及消化新聞題材），可是《六十年家國》虹橋一集卻並不專業，記者熱熾於表達他的觀點、對虹橋工程、乃至整個國家基建的看法。是借材料表達想法的典型示範，不是從材料綜合、剖析現象。

　　無線電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之際推出一個名為《六十年家國》的新聞專輯欄目，題目相當吸引。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自古至今，「家」與「國」一直是中國人的兩大精神核心。《大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人以家為本位，與西方以個人為主位是很不一樣的生活哲學觀。修身是為了能齊家，而國又先於家，因為沒有國便無以為家，這層次概念延續了幾千年。年青的霍去病說：「匈奴未烕，何以為家？」；白髮蒼蒼臨終的陸游向子孫囑咐：「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亡告乃翁。」因京奧火炬在法國受辱，國內民眾會自發抵制「家樂福」。

　　「家」與「國」，在中國人心中有著特別沉重的文化含意。尤其是近代和現代史裡的家國。清中葉以後，歐美列強向中國步步進逼，中國由一個稱雄亞洲的超級大國，淪為國家主權不保、土地任由宰割的西洋帝國的禁臠。最後，連臣服中國逾千年的日本也公然挑釁。國土遭踐踏，不單是尊嚴問題，外國在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是清末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至孫中山先生發動革命推翻滿清之後，接踵而來的卻是軍閥混戰和日軍大舉侵華。自1840年英國軍艦向中國發射第一枚炮彈開始，至日軍於1945無條件投降，以及1949國共內戰的基本結束，整整一百零九年，戰火從未在中國土地上停息，老百姓都在動盪的夾縫中過活，「貧窮落後」四字是百年國情的寫照。

　　「六十年家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的六十年。在談這六十年的家事與國事之前，不能不提在它之前的一百零九年。因為新中國不是凌空誕生的，她是在卑微的起點上帶著五億多國民過渡到另一個歷史階段。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路不平順，不但經濟建設落空，錯誤的政策也令損失無法估計。一手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是前卅年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他說了一句很簡單、卻足以令人落淚的說話。鄧說:「中國窮了幾千年，不能再等了。」鄧老說這句話時心內想的是甚麼呢？不會光是想到要搞形象工程吧！他在說百多年來的中國，是一份老人心中急逼且厚重的歷史使命感，想到的是十億人的家與國。這就是「發展是硬道理」背後的真正精神。

　　由幾乎從零開始，到今日擁有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六十年這條長路充滿坎坷與跌宕，期間的變化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要好好理解、掌握她的變化談何容易，需要下點苦功。《六十年家國》專輯的記者與編輯輕省地用幾個個案便指點江山，他們究竟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角度和視野來看待這六十年的呢？專輯記者儼然站在道德高位來「俯瞰」中國現行的建設政策，既勾出所謂「國家發展與人民的矛盾」，也用畫面賦國家形象以「機器感」（畫面不斷出現把樓房推倒的重型吊臂），卻沒有用足夠的篇幅對建設的長遠意義作任何介紹和分析思考。當前中國人所經歷中的家國變化，絕不止於相對簡單的搬遷賠償和噪音灰塵問題而已。

　　中國只用了三十年走到了今天的光境，其速度之快舉世震驚。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幾十年來習慣了用低角度俯視中國。但昔日那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已猛醒，甚至比過去的香港更發奮進取。香港傳媒或一些政客如繼續用低角度俯視中國，恐怕將不能再自鳴得意了，不多久後也許只能看到人家的腳趾尖。

　　虹橋工程一集《六十年家國》所呈現的思路令人憂心和悲哀。當昔日鄙視中國的歐美日列強都爭相要把握中國發展的機遇之時，已回歸的香港，卻仍懷抱已過時的優越感，用粗糙、不專業的手法「發掘」中國發展的負面意義，結果是自我邊緣化。不是只可以唱好，也應該持有敏感的批判觸覺，值得留意的是水平與心態。中國在跳躍式的前進，難道香港媒體就只關心和等待她何時跌倒嗎？──而且，用的是又鬆又矇的舊鏡頭。　　（完）

自鳴得意（三）

自鳴得意（三）

　　《六十年家國》虹橋報道的另一大版塊是寫工程對百姓的影響，記者只提到兩點：強行拆遷與漠視環保。記者配以多段沒有直接說明出處（拍攝的時地背景）的怪手拆屋情況，以及警民衝突的畫面，用以「圖解」政府是如何鐵腕逼遷。此外，除了金錢賠償爭議外，記者也嘗試從人情角度講拆遷對居民的影響，於是訪問了其中一家住戶的戶主父女二人。父神情落漠地說昔日屋前樹上的鞦韆沒了，女說過去可以到鄰居家玩耍，現在卻沒了朋友，生活很枯燥。

　　除了影響徵地區內居民外，記者也探討工程對其他居民的影響。於是訪問了工地附近的居民，他們投訴廿四小時施工擾人清夢，也帶來損害健康的灰塵。而居民多次向政府投訴也沒有結果。上述種種被羅列的「個案」，主旨是要說明：這項「形象工程」是犧牲了無數人民的利益而得來的。他們家園被毀，健康受損。
　　
　　雖然上述個案內容都是人物訪問，是真有其人，有證有據；然而，立論辯證過程卻頗為粗糙。以拆遷部份的報道為例，記者用超大比例的篇幅讓幾名「苦主」投訴，但對於府的拆遷政策和執行程序，只是草草帶過。政府如何賠償、拆遷的行政安排怎樣個糟法，記者並未在節目內用跟「苦主」相近的篇幅展示。在任何涉及兩方利益衝突的報道裡，大忌是單方向陳述一面之詞，專輯的記者便犯了這毛病。被訪者正在與政府打官司的，對政府肯定不滿；認真的記者不應光想到替他們申冤，或是預設錯的必然是政府。記者在這裡不單沒有做到最基本的平衡報道，而且是借鋪陳材料的比例來製造某種傾向性，直接擔任了裁判員角色。

　　仍然是比例問題，記者在探討一項發展面積如澳門大小的工程對人們影響，但卻把焦點僅僅放在工地對面馬路的幾名屋苑居民，和一戶不滿賠償金額的居民身上，所謂衝突的「兩方」，在新聞曝光的份量上不成比例。當然，可能現實裡還有更多的投訴人，但至少在專輯內沒有交代（對沒有那麼有代表性的個案可以蜻蜓點水式出現。可是，專輯內欠奉）。至於這是記者沒有努力找，抑或以為材料已足夠，就不得而知。

　　因此，專輯內試圖以少數幾個人的例子來否定一個創紀錄的基建工程，論證過程難以服人──對理性客觀的觀眾而言。因為每一項政府政策都必然會有贊成和反對方，審視政府的社會政策或基建項目，應以社會公眾利益作為最大公約數。要問是否利多於弊？是否大多數人得益？對於難免受到影響的民眾，政府有沒有什麼補償措施？……這些問題，專輯的記者本該有責任交代及探討的。

　　也許，記者本人的「底牌」是要質疑這個項目，想「揭」「挖」負面可能性。行，那記者在大工程面前也要有宏觀視野， 「大格局」地深入探討工程於經濟效益上的正反評估。現在不成比例地報道若干居民細眉細眼的抱怨，未能合理和具說服力地說明工程於社會的真實利益存在甚麼矛盾──假如這是記者的既定答案。　　（待續）

自鳴得意(二)

自鳴得意(二)

一位也是新聞從業員的朋友主動問筆者有沒有看這關於虹橋的《六十年家國》特輯，友人看後帶點激動的說：「這工程大得驚人，真的需要這麼大嗎？其他地方政府一定有樣學樣，爭相搞大工程。」對於報道中的收地內容，友人說；「簡直就是惡霸所為，人家不想搬也要硬把人拖走，逼百姓同意搬遷。」

　　每一則報道或新聞專題，中間必然涉及資料搜集及剪裁。而鋪排與剪裁不可能是無意識之作，背後由一種看法主導。而《六十年家國》作為製成品，負載了記者或編輯想要表達或呈現的主旨或主題。而一輯題目為「六十年家國」的新聞專輯，以虹橋一集為例，朋友的閱讀反應有一定的代表性（相信一般人都讀得出來）──專輯讓人留下「國家欺壓百姓，亂搞大而無當工程」的印象。顯而易見，這就是該專輯製作人想要表達的訊息，筆者的這位朋友便完全接收到了。

　　李後主說：「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現今的中國何止三千里地。《中國在想什麼？》一書的作者Mark Leonard說：「在中國什麼都大」。一個有十三億人口（四倍於美國），總面積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其基建規模客觀上是難以避免「大」的。城市人口的龐大流動量，也許該專輯的製作人（香港人）一時間仍未兌換為實感；舉例說，一個重慶市的人口已2700多萬，可能已是香港的三倍有多。無線這輯報道在播放工程的畫面時，以影音技巧凸顯了工程之大。這處理尚可理解為活潑地呈現資料，仍算是客觀的。可是，當報道進一步詮釋這「大」的意義時，便觸及到編輯和記者如何指引觀眾理解報道對象──虹橋交通樞紐工程。

　　虹橋交通樞紐為什麼要這般「大」？其規模設計概念基於什麼？有那些經濟和商業考慮？落成啟用後的交通及經濟前景為何？與周邊以至中國其他省份的關係？……上述帶深度的「宏觀資料」，記者在專輯裡是「零」交代，只是重複提到工程在多方面違反常規，且專為世博服務，彷彿不顧一切施工就是為了世博這「一次性」的活動。而記者在專輯末段點題式地加上了批判形象工程的內容，訊息至此已顯而易見──專輯要把放在「六十年家國」之下的「虹橋工程」，直接定性為另一件超大的「形象工程」。

無疑，中國各地有許多浪費資源的形象工程；可是，如沒有更深入或宏觀的論證，不能直接把虹橋也歸類為形象工程。如要下此結論，得先陳述上海以至中國的交通需要，工程完成後的實質功能和營運前景。工程「龐大」本身並不是罪名，因為「大」與「小」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還必須要看需求與用途。　

一些人感到不可接受的「大」，於另一些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筆者一位來自上海的朋友，月前才探親回來，她便完全不知道有虹橋擴建工程，連她在上海親友也沒有提及過。 (待續)

自鳴得意（一）

自鳴得意（一）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各地媒體都有為這特別日子而製作新聞特輯。最近看了香港無線電視台製作的《六十年家國》新聞專輯，內容是上海虹橋交通樞紐的發展工程。據專輯介紹，發展區面積幾乎相等於整個澳門的大小，建成後將是全中國以至世界上最龐大的交通樞紐，集機場、高速火車、磁浮、地鐵和各式陸上交通於一站，附帶發展區域將包括商業區和住宅。據工程項目負責人說，新交通樞紐將創造一百萬個新就業機會，並且全面提升上海的經濟地位。

　　專輯以強勁節拍的配樂，以及快鏡頭顯示工程在全速運行。這不單是面積最廣的交通樞紐，以工程的龐大和複雜程度而言，施工速度也是最急進的，限期要在四年內完成。據記者的介紹，工程是邊施工邊設計，不依正常程序進行；而工人則以換班方式廿四小時不停開工、有當值工人剛打完針又去開工。記者重點介紹了工程的「大」與「急」之後，便用相當篇幅描述這龐大工程帶來的兩大問題：拆遷賠償和環保。

　　節目中多次重複「發展是硬道理」的說法。記者採訪了一戶不滿意拆遷賠償金額的戶主，他們一家三口投訴政府只給予幾個月的協商期，其後更不理戶主反對，動用警力強行拆遷。戶主的女兒抱怨被逼遷後失去了舊時鄰里，生活十分苦悶。她的父母則投訴政府賠償不足，令他們損失去租出物業的收入。至於環保方面，記者到與工地接鄰的大型屋苑訪問，一大群居民圍著記者抱怨，說廿四小時施工產生的噪音令他們難以入睡，有的直瘦了十多斤。也有的投訴灰塵滿天飛，無孔不入，怕影響健康。

　　在特輯的結束，記者找來一位專門搜集國內形象工程個案的學者，指出中國很多地方政府，連一些窮得要命的地方，也蓋了超級豪華的政府辦公廳。錢花了，人民卻享受不到。之後，記者直接跳到一個說法，指中國四萬億元刺激經濟的資金，八成都用於基建，只有約一成用於教育和民生等用途。這一輯的《六十年家國》節目就此結束。

　　在建國六十周年之際，看到這輯新聞節目的製作思路，香港土生土長的筆者感慨特別深，思潮起伏……。（明天續談）

輪胎與雞

輪胎與雞

　　因為奧巴馬總統批准對來自中國的輪胎徵收懲罰性關稅，中國政府即時表態可能對美國雞肉採取報復，一場貿易戰如箭在弦上。戰事一旦爆發，將會是另一場伊拉克戰爭──在錯誤時間選錯開戰對象。

　　奧巴馬為了討好工會，接納工會的要求向中國製造輪胎加徵高額關稅，得到全國勞聯產聯公開表揚。可是，順得哥情難免會失嫂意，鞏固了選票卻挑起了保護主義爭議。即將與中國領導人會面的奧巴馬，樂觀的表示不擔心中美發生貿易戰。未知總統肚內藏有什麼法寶，事件最終如何解決尚未明朗，而暫時可以肯定的是總統的徵稅決定將為他帶來國內外的新壓力，也完全不符合他倡導的「改變革新」思維。

　　美國的工會以為阻止進口貨品便可以保住飯碗，這是一種不思進取及缺乏檢討能力的想法。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時一再提到將助美國企業再次領先世界，又提醒學生要提升全球競爭力。向外國貨徵收高關稅絕對不是提升競爭力的正確途徑。再者，今日的中美貿易關係，已經不純是單方依賴。論貿易戰裝備，中國的火藥庫也有不少武器。加增關稅一例，可以讓人更清楚看到奧巴馬的政治思維其實一點都不新，也與傳統政客沒有太大的改變，喜歡左右逢源。

　　要挽救美國的製造業，必須讓他們感受到真實的國際市場，政府長期補助農業，對損失優勢的企業提供關稅保護，種種措施只會讓企業繼續脫離現實。如果美國政府是自由市場的信仰者，便應該讓支持民主黨的工會也學會什麼是自由市場。美國汽車業是怎麼樣失敗的呢？政府的汽車舊換新計劃為車行帶來小陽春，但民眾買的仍多是外國車款。不讓製造業在自由市場中競爭生存，找出新的發展路向，任何重振美國企業的偉大演說都只會是一個空洞的謊言。

議會文化

議會文化

　　共和黨籍國會議員威爾遜高聲叫罵總統是說謊者事件持續發酵，本來威爾遜已經道歉，奧巴馬亦大方的表示接受，並說人誰無過。可是，國會內部份民主黨議員認為不能如此輕易便放過威爾遜，要求提案正式譴責。為什麼被罵的當事人都不再追究，而議員們反而咄咄逼人呢？台面上的理由是威爾遜違犯了議事規則，台底下的理由是改選在即，民主黨欲借力攻佔多一個席位。

　　威爾遜和他的競爭對手都因為這次叫罵事件而得到更多的政治捐款，知名度也大幅提升。在民主黨著手立案譴責後，威爾遜態度也轉為更強硬，索性做一名「打奧英雄」。這多少是被逼出來的，如果民主黨不造文章，威爾遜大概也不會以曾經當面罵總統為榮。

因為美國的議會政治文化講求表面的禮數，就算是政敵或有實質的利益衝突，在公開場合都會保持一般的客氣，選舉的即場辯論偶有火花也只不過是少許「言語暴力」。美國的議會政治非常成熟，政客明白要達到政治目的把事情辦妥，在公眾面前鬥嘴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鏡頭以外閉門交易才是實際。美國政客間沒有永久的敵人，當然也沒有長久的朋友。所以，威爾遜在議會內叫罵是十分出格和罕有的行為，道歉認錯本是必然的。

台灣政治雖然說是以美為師，但議會內「動口動手」是司空見慣之事，議員在座位大罵沒有什麼大不了，甚至發生過有議員鎖上大門不讓議長進場事件。至於香港的立法會，一小部議員也以台灣為師，衝前指罵政府官員，掉東西、罵髒話全都來了。美國議會在這方面有很不一樣的文化，似乎比較整潔文明，但這可不等於美國政客更正派，分別可能只是政治手段高下而已。

太完美答案引來新問題

太完美答案引來新問題

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為健康保險改革在國會向全民發表演說，聲情並茂地回應了各方對健康保險改革的批評與質疑。奧巴馬期待經過精心撰寫的講稿，能讓他重新成為健改辯論的主導者。在強調通過改革的決心之同時，總統又游走在中間路線兩旁，表示自己願意在最敏感的公營保險議題上讓步，渴望左右逢源的心態顯露無遺。
　　
奧巴馬的演說得到國會民主黨人的熱烈響應，最難得是可以左右法案通過的多名偏保守派民主黨議員，已表示高興見到總統承諾健改不會加添赤字壓力。總統所陳述的健改細節，不單止令先前存有疑念的民主黨人釋懷，就算是面對共和黨的尖刻批評，也幾乎達到「無懈可擊」的地步。
　
　反對健改者指責政府要接管醫療系統，總統卻說，對於現時持有醫療保險的國民，健保改革將不會強逼他們作出任何改變。相反，他們只會享受到更佳的保障。例如不會因病而被拒保、病人自付總額有上限、失業或轉工可以繼續得到保險、以及各種預防性質的體檢將不另收費等等。
　
　至於現時沒有保險的民眾，或沒有向員工提供健保的企業，將可以透過一個新設立的保險交易中心購得「平價」保險。總統相信因為保險公司需要競爭這批新客戶，所以將會自動調低價格。倘有民眾或企業連平價健保也負擔不了，政府會提供個人或公司的退稅補助。
　
　批評者指健改強逼所有人都購買健保，否則便要受罰。奧巴馬說；政府要求人人都要健康保險，不能接受有經濟能力的個人或公司不買健保。但有實質經濟困難的個人或小商業可以申請豁免，他預料九成五的小商業都可以豁免。
　
　在健改的資金成本方面，總統又承諾這項預計在十年內成本高達九千億元的改革，不會增加聯邦赤字一分錢，更不會影響老人家從聯邦醫療照顧中得到的服務。為徹底消滅對健改的懷疑，奧巴馬甚至明確說健改不包括非法移民，也不支付墮胎費用。
　
總括而言，總統口中的健改是完美的。在不增加政府額外負擔的同時，可以令有保險者得到更完美的保障，沒有保險者可以購得平價保險，經濟能力不足者可以享受政府補助。徹底沒法承擔者不用擔心受罰，可以繼續在有病時到政府急診室。難怪民主黨議員幾乎全歸隊了，民意對健改的支持度也在上升。
　
　不過，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便宜莫貪」，英文也有所謂的「too good to be true」。奧巴馬的健改可以真的不多花納稅人一分錢，而能為數千萬人提供保險？在令人精神振奮的演說過後，回歸理性，應問更多的問題。憑什麼可以令保險公司無償擴大保障內容呢？更好的保障是否意味著更高的保費？新的保險交易中心聲稱會提供較低價的保障，但什麼才算是低價？誰來定價？當保險公司依新例修改了保單內容後，僱主有沒有可能因為省錢而為員工提供更低質素的保單呢？總統說可以豁免經濟能力最差的百姓不買健保，但這群人不是本來最應受惠於健改的嗎？為什麼不給他們保險、已算是一種福利？不增加赤字一分錢的承諾誰來監管？……，看來沒有答案的問題仍然太少。

　　此外，公營的保險才是逼使保險公司降價的主要動力，可惜總統卻偏表白這並不是健改方案的主要部份，稱這只是控制私營保險濫收費的其中一項手段而已，對其他替代方法採開放態度，即是不堅持公營保險。在沒有新的競爭之下，保險公司定價權不會受到挑戰。保險公司之間將私下議定統一價格是合理的推論，總統所謂的市場競爭可能根本不存在。健改雖可以令保險公司增大了保障範圍，但同時又為他們加添了新客戶，保險公司仍是最終的受益人。
　
　最後，奧巴馬不是立法者，演說中所提及的其實都只不過是總統個人對健改的要求。法律條文撰寫權落在國會議員手裡，眾院民主黨堅持要有公營保險，參院表態不接受。所以，兩院將各自通過健改版本，然後由兩院協調委員會閉門討論最終版本；且注意，這一步工作才是健改的真章。而這個最後定稿程序只是操控在小部份資深議員手上，屆時最能影響他們的，恐怕又是業界的說客了。

欲拒還迎

欲拒還迎

　　總統奧巴馬日前在國會就健康保險改革發表演說，提到非法移民將不會得到健改的保障時，遭到共和黨籍議員高聲斥責「說謊」。依目前在國會討論的健改法版本，確是注明新法不適用於非法移民。但這似乎越吵越熱的爭議到底有多大實質意義呢？美國的政府醫療系統真的能把非法移民拒諸門外嗎？當然不能。

　　因為依法醫院是不能拒絕對急症病人施救的，政府的急診室已成為無保險人士看病的唯一途徑，當中也包括非法移民。政府不提供醫療福利，只會讓無證或非法移民小病不看醫生，也不作定期體檢。遇到大病，依舊會到政府醫院，而會繳付費用的當然少之又少。所以，禁止非法移民接受政府醫療，其實只會提高了政府在這方面的負擔，因為來者都是重病人，治療費用相對也高。

　　因此，禁止非法移民明正言順地接受政府醫療，結果還是要納稅人買單。奧巴馬為了討好反對聲音而反對非法移民受健改照顧，是出於純政治考慮。倘現實一點從經濟財務的角度，向非法移民徵收保費可能對政府財政更有幫助。對於在美居住的數以千萬計非法移民，政府不遣返又不逮捕，間接已經默認他們是社會一員。在使用公共服務方面，他們可能沒有一般公民那麼利便，但現實是沒法杜絕他們使用的。

　　與其立不可行之法，不如讓所有無證人士都能自願付費參加健保。無證居民並不等於都是赤貧的，倘付若干費用而能名正言順的看病，相信可以增加政府醫療系統一些收入。小病得治，也可以省回大病的治療費。政府財政不是緊張嗎？既然是沒法迴避的開支，不如收回部份費用，對所有公民都公平些。

嘴巴治國

嘴巴治國

　　總統奧巴馬今晚將會發表全國講話，重力推銷健康保險改革。民主黨籍的國會議長普洛西提前喝采，說奧巴馬的講話將會化解一切疑慮。支持健改的政客和團體對這場演賦予極高的期望，就如攻城的重炮來了，相信可以一舉轟開城門。健改是新聞熱點，媒體自然也不會錯過，因此在配合炒作下，已形成了萬眾期待之勢。

　　論健康保險改革涉及之廣度和深度，以及與百姓民生的緊密度，都是空前的。總統奧巴馬早前曾輕鬆的說年底前，就算沒有共和黨的背書，也要通過健改。經過連月來的文宣攻勢，健改支持度反而日漸下滑，於是才逼得本來避談細則的總統，也要來一場據稱會具備更多細節的全國說明會。可是，如此重大和複雜的立法，單憑總統的卅五分鐘講話就能說明一切；或說，聽了這半小時多一點的演說，民眾就可以掌握足夠資訊相信將要進行的改革的是與非嗎？

　　美國的政客太能說了，打從參選舉的第一天起，所有政客都必須能言善道，亦即是政客是靠嘴巴得職位的。選舉文化如是，難道連治國也是如此嗎？三吋不爛之舌，就能替代精密設計的法案嗎？任何政策的優劣都是在於它的可操作性，以及實施後對民眾的利害關係。奧巴馬從一開始便沒有打算由白宮提供健改的細則，任由政策的具體章節湮沒有國會複雜得連議員們也未必看得懂的條文裡。如今因推銷行情不妙，才急忙的聲稱要提供可以「一擊即中」的細則，太兒戲和欠誠意了。

　　一場精采的演說可以振奮人心或帶來無比的啟發，這是屬於心理和情緒層面上的反應。社會政策可不一樣，它是需要數據和實例分析的，也需要準確評估各種可能影響。這絕不是一場簡單演說可以解決的，而選擇用演講的方式，所追求的自然不是理性的回應，而是感性的效果。奧巴馬今晚期待的不是各位都明白了健改將怎樣進行，而是要大家都相信健改是好事情，「不再懷疑了，只要相信」。

都下台了

都下台了

　　兩岸最近都各自在忙著應付自身的政治危機，大陸有新疆漢人集體上街要求自治區書記王樂泉下台，而台灣因追究救災責任，內閣總辭了。都是因為民怨而下台，湊巧時間上也接近，但所引起的思考卻很不相同。

　　新疆自七月烏魯木齊暴動後，最近又發生數百人被針刺攻擊，激發當地漢人上街示威抗議王樂泉施政無能，令治安惡化，百姓安全沒有保障。這場示威導致多人死傷，有失控的危機。最後中央政府宣布免去烏市市委書記粟智及自治區公安廳廳長的職務。這似乎是回應了百姓訴求，但換的人卻不是示威群眾所針對的目標，因而傳出王樂泉找粟智作替死鬼的說法。

　　至於在台灣，政府救災不力成為藍綠民眾極難得的一次「共識」，要求馬英九和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引咎辭職的聲音不絕。馬英九當然不會辭職，最初也沒有讓劉辭職，表明只會調整部份閣員。可是，劉卻在一般以為他將忍辱重整內閣之時，卻宣布辭職。

　　上述兩種下台方式很不相同，粟智下台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至少不是百姓最期望的。而劉在總統支持下，也不戀棧院長之職，是因為他明白已失去百姓的信任，免強留下，不如瀟洒離場。劉的下台可說是真正民意力量的體現：至於粟智，究竟是出於何種政治考慮，或粟個人到底有什麼責任，中央都沒有說明。

　　不論是下台或是上台，總得有一個理，有一個說法。政治任命的官員能接受問責的監督是好事情，但不能單靠民意和社會政治道德規範，須要明確問責的機制。在制度和法理上對於政治任命的官員，該有可依的考核或彈劾機制。

總統請閉嘴

總統請閉嘴

　　新學期開課了，創新形象鮮明的總統奧巴馬計劃在下周向全國學童發表視象演說，這將是首位總統直接專門向全國學生發表講話。為了表示對下一代及教育的關懷，美國總統出現在中小學是常有的，甚至會客串向學童講故事。九一一發生的那一刻，布殊總統便正在探訪一間學校。不過，當奧巴馬把行動升級為視象演說，卻引來一些家長的反感，甚至批評他向學生灌輸黨派政治思想。

　　總統是經全國票選的最高行政長官、三軍的統帥、以及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領袖。有這樣的一位人物向學生講話，為什麼家長要反對呢？難道總統不足為學生的模範嗎？白宮強調總統的講話內容只是鼓勵學生向上，並沒有政治灌輸。家長仍是不能接受，相信內裡原因免不了黨派政治操作。

　　反對總統學校演說的家長表示擔心講話內容宣揚社會主義，並認為總統的講稿應先經地方教育委員會的審查，確實沒有政治內容才能通過。基於家長的壓力，有些學區已決定容許學生在轉播演說時離席。

　　奧巴馬這次學校演講風波，是美國社會民主的一個典型例子。總統雖然貴為一國之尊，但家長人仍是有權拒絕他向子女講話。社會階級平等在這層面上可以體現得淋漓盡致。不過，從另一面分析，連總統向學生講話也受到懷疑和抗拒，也顯示社會上不同政治立場的對立，已到了臨界不理性的地步。美國教育從小就培養獨立思考，按理不至於把總統的講話當作為毒草吧？

盲目崇美

盲目崇美

　　最近在香港一個電視財經節目上，一位評論員講述美國聯儲局在本周一將要公開很多內部資料，並且大讚美國的資訊自由法，說一名普通人如國會眾議員朗奴．保羅（Ron Paul），只要引用該法例便可以令聯儲局屈服。在大氣電波上做財經和時事評論是一種「特權」，好應該審慎珍惜。只可惜這位評論可能太崇拜美國，在一知半解下依據錯誤資料作出了錯誤的評論。

　　首先，保羅所提出的1207號法案，不錯是要求取消聯儲局不受審計的特權，但法案仍未通過。更由於法案被包攬在金融改革法之內，保羅擔心他的法案會被沖淡至失去原來的作用。

　　其次，評論員大讚的美國自由資訊法，對於聯儲局是不生效的。因為該法只規管聯邦政府機構，而聯儲局並非政府機構。依據現行相關法例，聯儲局是沒有責任向國會或其他政府機構交代其金融貨幣政策和作業。如果自由資訊法可以監管聯儲局，保羅議員便不必另外起草法例了。霍氏電視新聞主播前日才剛剛在新聞節目中說，電視台引用自由資訊法向法院提訴，要求財政部和聯儲局公開某些資料，結果法庭判財政部必須配合，但聯儲局就沒有義務。

　　不論是財經或時事評論，最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戴上了有色眼鏡，用一套自己舒服的成見來分析事物。因為這將令論者失去了客觀的空間，不能做到以事論事，而淪為以固定意識形態論事。香港一些電視台的評論員，慣性地鄙視中國，喜歡借推崇美國來貶低中國。不喜歡中國是個人的自由，在電視評論節目裡崇美抑中也沒有問題，但基本資料不能錯。歪曲資料以配合成見的做法，還以專業權威的形象在電視台上主持節目，是不負責任的濫用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