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不歸

胡不歸

　　七月一日是香港脫離殖民地統治，主權回歸中國的日子。每年的七一在香港都有各類的慶祝活動，但自九七年至今，香港一些政客和團體，也選擇在同一天舉行喝倒采的遊行。雖然每年的遊行主題都有不同，但口號餘音的真心聲是：「我不高興！」

　　一九九七年的遊行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今年的主題是：「施政失誤，貧富懸殊；還政於民，改善民生」。而在其間，「平反六四」、「還政於民」及「爭取普選」等是常見的口號。可以看出，遊行組織者要示威的對象從一開始便不是特區政府，矛頭是中國中央政府。為什麼要選擇在香港結束百餘年殖民地統治的紀念日搞對抗性質的示威遊行呢？說實在就是要表現對回歸的「不高興」，各種口號只是用來壯大隊伍的招徠而已。

　　香港回歸對以泛民為代表的一些港人最大的打擊，並不是他們受到中國政府的逼害，北京對一國兩制的堅持，連最挑剔的美國也無話可說。不高興的主要原因是自尊心受到「傷害」和優越感被「污染」，這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地域優越感。

　　香港的經濟起飛始自戰後、較完整的大規模社會建設要到六十年代未和七十年代才開始。而在同一時期，戰後的中國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一項接一項的錯誤國家政策。在此消彼長之下，港人享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生活品質改善，初是慶幸自己活在香港，繼而形成一種以港人為榮的優越感，鄙視甚至歧視中國大陸的人與物，已是香港文化的一部份。廖偉雄當年飾演的阿燦成為港人對內地同胞的貶稱，鄭裕玲的「表姐」形象──女版阿燦也流行一時。所以，就是這種高國內人一等，甚至幾等的心理，讓好些港人沒法認同自己也成為「中國人」。

　　這種心理情意結在中國發展超越了香港之後更為惡化。香港的經濟優勢沒有了，反而要依賴配合國內環境而生存，心裡不高興的港人明白搵錢和超值生活享受要到中國，連炒股也不例外。但與此同時，優越感的創傷也得找方法治理，譴責中國的政治、恥笑國內的某些社會現象，便成為有效的心靈妙藥。

　　可惜，當中國大步向前時，部份香港政客卻停留在戀棧殖民地優越感的反共情緒中，並且有組織地要把這種仇中情感灌輸給下一代。面對下一個七一，不應在找尋一個新的示威借口，不如把精力放在建設一個可迎接新時代挑戰的香港吧。

順勢總統

順勢總統

　　馬英九又到訪灣區了， 但由於官職身分的不同，人氣與排場也不盡相同。過去馬英九是一名政壇明星，現在卻是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總統。明星講究的是魅力，總統則要看績效。馬英九上任以來推動積極的兩岸和解政策，達成了三贏局面。中國大陸可以大幅提高與台灣官方與民間的交流、台灣的經濟困境找到了新出路；而美國也不必再為台海緊張局勢而煩腦了。

　　上任一年餘以來，對馬政府的施政毀譽參半，但對於他所推動的兩岸政策，除了逢馬必反的一些民進黨政客堅決反對外，認同的還是佔絕大多數。因為兩岸的政商文化交流已是一股不可輕易逆轉的大勢，就是連有「台灣國國父」之稱的李登輝也表示有訪問大陸之意；因美麗島事件而坐過牢的高雄市市長陳菊亦已訪問完上海回來，早年曾主持兩岸事務的馬英九當然也明白其中道理。

　　過去在李登輝時代，台灣官方慣常用「敗家窮兄弟要回來」來形容大陸對統一的願望。如今「窮兄弟」不但富裕了，並且在地方和國際影響力均不可同日而語，兩岸之間誰較需要誰的情勢已很明顯。特別是在金融海嘯之後，以製造業和出口為主的台灣經濟受到空前的衝擊，馬英九政府的大陸政策也隨之加速。明日起，大陸資金便可以開始在台灣購買房地產。

　　不論是直航、外交休兵、接待大陸高層官員、陸客遊台及陸資買房等等，這些改善兩岸關係的政策，無不必是看準了對台的實質利益作為出發點。中國領導人重申會推動一切有利台灣人民的政策，也願意不分黨派的與台灣人士接觸，馬英九充份利用了對岸創造的機會，除了讓台灣經濟復蘇在望外，也得到大陸不攔阻台灣成為世衛觀察員，擴闊了活動空間。倘循目前的開放政策走下，兩岸的和好氣氛相信會更進一步，但且別將之視作為統一的任何預兆，因為這又是另一個課題了。

玩 火

玩　火

　　全美國的地方政府都為預算而煩惱，三藩市也不例外。今年度市府赤字高達四億三千萬元，如何平衡預算？市長、市參事、部門主管、工會和社區組織展開了激烈的角力。市參事會主席邱信福及其餘幾名市參事，早前質疑為何在社會服務遭到嚴重削減之時，警消預算反而有所增加。這一問引起了警消與部市參事會和社區機構的對峙，消防局長前日公開表示將自行刪減部門預算六百萬元，但卻需要半關閉華埠消防局。邱信福正是來自華埠所在的第三選區，這種巧合很難令人不作聯想。

　　警員和消防員執勤時都要冒著生命危險，他們對市民的貢獻是不容置疑，也應該受到肯定和鼓勵的。但與此同時，當市政府財政遇到困難之時，警消與全體市民共度時艱也應是理所當然的。消防局長提出華埠消防局與其餘兩消防局輪流關閉，說是為了節省開支。華埠是全市居住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而且又多舊式柏文，長者居民又佔了相當一部份，局長為何要偏偏選擇向華埠開刀呢？

　　警消工會具有強大的政治力量（選票數目和籌款能力）是眾所周知的，很多政客都要忌他們三分。因此，長期以來警消的薪酬福利都是節節上升，不時會發現在地方公投中會有關於警消福利的提案。他們在職務上的付出，在薪酬和各式福利中已得到非常合理的回報，決不能養成一種特權公僕觀念。

　　檢討警消的預算不等於要裁員或減薪，部門開支中真的沒有脂肪可減嗎？所有超時加班都是必需要的嗎？不切實與民眾一起面對經濟不景，反而拿華埠居民的安全來玩政治遊戲，消防局長必須認真向華埠民眾說個明白。

希望與愛

希望與愛

　　一位是現代流行樂壇不可取代的天皇──米高．積遜；另一位是堪稱「一笑傾城」，從七十年代起便被公認為永遠性感女神的花拉．科茜。他們傳奇和璀璨的人生，觸碰過無數人的心靈，陪伴著幾代人的成長。一日之內，兩位具時代標誌地位的國際巨星相繼殞落，能不令人有浮游滄海之嘆呢！

　　米高．積遜來自一個賣唱家庭，由卑微的出生到達搖滾天皇的位置，所靠的是個人的舞蹈和歌唱天份。經歷了人生、事業和身體狀況上的種種起伏高低並滑落至谷底後，米高．積遜原計劃由英國倫敦作為起點，在下月起作全球巡迴演唱，準備向攀上人生的另一高峰進發。可惜，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天皇的心停止跳動了，重展鋒芒的美好願景，也隨之突然消失。

　　至於花拉．科茜，她在《神探俏嬌娃》裡的健康性感形象，使她成為七十年代男士們心中的女神。雖然她很快便改變戲路，以實力演技派的姿態接拍電影，但她在《神探俏嬌娃》的一頭金髮和燦爛的笑容，始終是人們最念念不忘的形象。一如不少娛樂圈的女星，她的私生活也十分之不平坦。在得悉有癌症後，她卻堅強的面對，與孩子的父親賴恩奧尼路重拾舊好，又把抗癌實況製作成勵志電視節目。賴恩奧尼路向病榻中的花拉求婚獲得答應，可惜未及行禮，佳人已仙逝。

　　米高努力重回生活正軌；花拉在病中到找回了真愛，雖然兩人都不及享受努力下新得著的成果，但能在希望與愛中離世，相信已是上天對他們的一份眷顧。人就只活一次，能擁抱希望與愛，比甚麼都要寶貴。

意外天使

意外天使

　　廿六歲的伊朗女子內達（Neda）周六在德克蘭街頭示威現場中槍倒斃，整個過程被手機拍下在互聯網上流傳。內達在血流披面的頭鏡震撼了全世界，她即時被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的網民封為「伊朗天使」，成為了這場「爭民主、反獨裁」運動的烈士，也是伊朗政府血腥暴行的鐵證。

　　有報道指內達在死前仍喊著反政府口號，她死前的形象被製成反政府海報。前伊朗獨裁者巴列維國王的兒子為內達特別召開記者會，含淚譴責軍警，並說已把內達視為自己的女兒。奧巴馬總統昨日說內達之死令他心碎，並指這證明伊朗政府的不公義。

　　就在奧巴馬發表對內達的感受不久，多間國際通訊社都發出消息，找到了更多關於內達之死的真相。原來內達是來自中產家庭的一名活潑開朗的女子，喜歡音樂和靈性追求，但卻對總統選舉而來的示威不熱衷。周六當天她與音樂老師一起坐車，但因為街頭有示威而堵車，被困小車內一個多小時後，內達便與老師下車鬆一鬆。在走近示威人群時，忽然間中槍倒地。她不是前去參加示威的，也沒有喊過一句口號，只是一名徹徹底底的旁觀者，死於不長眼睛的子彈下。

　　被奉為「伊朗天使」的內達，原來只是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但因為互聯網的超高傳播速度，強烈視覺效果，加上煽情卻未經證實或深究的描述，一名烈士就這樣誕生了。

內達的死無疑是一宗悲劇，但責任除了開槍的軍警外，還有其他人要負責任嗎？她為何會在路上堵車呢？誰在一再鼓動群眾要不顧危險上街抗爭呢？政客搞權力鬥爭不怕犧牲，因為往往率先遇害的都不會是他們。內達之死及被封為烈士，為政者與街頭運動愛好者須深思。

伊朗三次革命 西方遠觀為上策

伊朗三次革命　西方遠觀為上策

　　伊朗六月總統選舉結果的爭拗越演越烈，又適逢是創建伊朗共和國的伊斯蘭革命卅周年，對於當前伊朗的群眾街頭示威，西方媒體稱之為「綠色革命」，原因是反對派候選人穆薩維選擇了綠色作為代表顏色；也有評論認為這是一場由下而上，要求伊朗走向全面民主的群眾革命。但從選舉前後種種不尋常的狀況，這場彷彿令人耳目一新，充份利用現代科技的伊朗「改革派」運動，本質上其實更似是一群老革命一手泡製的路線與權力鬥爭，絕不能用西方簡單化的「反獨裁、爭民主」等所謂普世價值來硬套論述。

　　成為政爭風雲人物的穆薩維，因為競選運動時發表的言論，被西方媒體追捧為伊朗的「前衛改革派」。但稍為了解穆薩維的背景，便清楚他是跟隨高梅尼推翻親美巴列維皇朝的老革命，是開國元老，論資歷與現任至尊領袖(Supreme Leader )哈梅內伊不遑多讓。而事實上，投入這次鬥爭的主要力量，都是卅年前的一批老革命，有前總統前部長，或現任宗教領袖級別的人士。這就是為何本應是焦點的現任總統內賈德始終都沒有說話的位置；論資格，他只能算是被提攜的革命小將。穆薩維在革命後曾任外長及出任總理長達八年，在被問及震撼國際的挾持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穆薩維曾說：「這是伊朗的第二次革命」。沒有出現在台前近廿年的他，今次東山復出，明顯不是一時衝動，而是蓄心積累要發生新伊朗的第三次革命，且矛頭並不是晚輩內賈德，而是衝著他的老政敵，全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而來的。

　　伊朗現行的政治體制特殊，它既是政教合一，但也有著民主選舉的元素。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至尊領袖）是由宗教最高領袖擔任，由八十六人宗教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員選派產生。因此，在國家的權力核心是沒有民主的，而是一種宗教家的集體領導。但在政務行政層面，伊朗又採用了類近西方的總統和議會制，而總統和議員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不過，總統的提名卻要經過教長們的認可。可見，宗教威嚴始終高高在上，這是卅年前伊朗伊斯革命的根本精神，而伊朗的民主選舉制度，可以稱之為「有伊朗特色的民主政制」。因而，在伊朗的真正政治權力鬥爭，不可能只停留在選舉的層次，或是總統與議會的層面。爭取教士們的支持，進而掌握至尊領袖地位才是關鍵。倘若要以民主選舉的總統取代至尊領袖的權威，那將是從根本否定了高梅尼的革命。

　　至今仍立場強硬要推翻選舉結果的穆薩維，是如一些西方評論所形容的，將為伊朗帶來西式民主嗎？當年在高梅尼身邊的激進派，以消滅西方影響為革命追求的穆薩維，今天搖身一變成為了西方民主的信徒嗎？穆薩維在選舉後利用現代互聯網科技發動的抗爭運動，表面上是依仗群眾力量，很符合西方民主國家的口味。他公然挑戰哈梅內伊，是大逆不道的，等同推翻伊斯蘭革命。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穆薩維的最有力支持者是有權罷免哈梅內伊的專家委員會的主席拉夫桑賈尼。亦即是說，穆薩維的抗爭是得到權威宗教士的祝福，抗爭的目標應該是推倒哈梅內伊本人，所以哈的一鎚才不能定音。據英國《衛報》廿二日報道，哈梅內伊有意栽培自己的兒子為至尊領袖接班人，此舉引起教士們內部分歧，而主持鎮壓示威的正是哈的兒子。

　　穆薩維一直是哈梅內伊政敵們的前鋒首選。在高梅尼任至尊領袖時，哈梅內伊出任總統，依制他有權任命一名總理，當時在不情願下為求平衡派系利益，他委任了同時得到高梅尼信任的穆薩維。八年任內，哈穆兩人政見多有矛盾，哈梅內伊繼承高梅尼成為至尊領袖後，索性修憲取消了總理職位。穆薩維下野後曾至少兩度被遊說競選總統，但都遭到他拒絕，今次全力以赴，除了個人的意願外，時機成熟（國內經濟惡劣，民怨沸騰），大環境（教士們的支持）給予他強力的後盾相信亦是原因之一。

　　因此，對於這場目前情勢尚未明朗的伊朗高層權力鬥爭，西方國家不宜過早下注或是過份期待，特別是過去在伊朗事務上一直選錯邊的美國。奧巴馬總統提出「不干涉伊朗內政，不期待新伊朗領導人對美態度有根本上的轉變」，立場恰當。在示威衝突升級後，奧巴馬受到壓力也提高了聲調，是不必要的，更不必跟著國會隨便去譴責一番。由美政府經營的「美國之音」電台已經被指在選舉期間偏幫反對派；而由國會撥款創立，專門資助和訓練外國反政府組織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ＮＥＤ），屬下有一個叫做伊朗民主基金會的組織，該會負責人指出，ＮＥＤ曾與穆薩維的競選團隊有過接觸。有評論認為奧巴馬向伊朗開啟對話之門，是促成這次伊朗民眾抗爭的動力，這說法也許部份是事實，但標榜美國對伊朗的影響，不一定會帶來有利美國的結果。

　　是屆伊朗總統競選運動採用了不少美式選舉的宣傳手法，又有候選人公開辯論。但與其說伊朗受到西方民主的薰陶，不如說是伊朗政治人物應用了更有效的組織群眾方法，不必過度解讀成為伊朗已開始脫離政教合一的原則，或者會轉而更親西方。伊朗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國民對於波斯文化充滿驕傲和自信，西方國家不能忽視伊朗人的信仰和民族自尊。

生之智慧

生之智慧

　　上周六參加了麥禮謙先生的追思會，程序內容包括播放兩段紀錄片，麥老在片中說：「人們常問我為何如此忙碌，不在退休後做些自己快樂的事情。而我回答說：這就是我所享受的生活。」莊子說：「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人生命有限，在有生之年應該追求些什麼？如何能活得心安理得，雖有憾但能無悔呢？麥先生不單留下豐富的華人歷史研究材料，他的生活態度，更是值得欣賞和羨慕。

　　經常聽到人們說：「等我退休之後才做吧。」，這包括：上教堂、運動、減肥、做義工、讀書、旅行、修理花園……等等。總之，都是一些美好，只是現在沒有時間做的事情。但既然都是美事，為什麼要等到退休才能去做呢？說明心底裡其實並不是真的認為自己有這個需要，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哪這又是什麼呢？當然是謀生掙錢。

　　沒有人可以不需要錢而能生活好好的，這是誰都免不了。生而是富家子當然不必想錢，否則，總是需要工作。可是，要過什麼樣水準的生活，是個人可以調節的，而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如何運用，也是個人可以安排的。麥老畢業於柏克萊加大化學工程系，毫無疑問具有相當的賺錢能力和機會，但他卻選擇放下一般工程師的追求，把畢生的精力都放在華人歷史研究，以及協助年青一代認識華人史的工作上。

　　生活的豐盛在於有沒有找到可以讓自己全情投入的生活方式，倘若有一大埋自認為美好但卻沒時間幹的事，那人生不是很悲哀嗎？麥老對筆者的啟發很大，不要想像將來我還可以如何如何，抓緊當下，善用生命，活好每一天，唯有這樣才能算是活得精采。

伊朗教訓

伊朗教訓

　　伊朗總統選舉的爭拗並沒有因為宗教領導的「最高指示」而有所緩和，很可能還要鬧一陣子。美國會通過了譴責伊朗處理示威的議案，先前低調的奧巴馬總統也提高了聲調，要伊朗看著辦。其實要小心應對的不單是伊朗的宗教領袖，美國政府更應三思而後行，因為自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政府的伊朗政策便沒有對過，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更是一再選錯邊。

　　不是嗎？當伊朗人在戰後要求民主時，美國總統由甘迺迪、尼克遜和卡特，都選擇支持獨裁的巴列維皇朝。當回教革命推翻巴列維後，美國政府錯判了情勢，在大使館多次被挑釁後仍不撤離人員，結果發生了導致卡特總統下台的人質事件。其後，列根政府又錯誤以為伊拉克可以為美國報仇，因而大力支持薩達姆攻打伊朗。小布殊出兵伊拉克，錯誤估計滅薩後讓伊朗坐大的惡劣影響。

　　直至伊朗在中東的影響擴張至不能再忽視的地步，美國政府才以核武作為發力點圖壓制伊朗的氣勢。可惜，在時間上又遇到了美國總統大選，伊朗政策失去了連貫性。奧巴馬在競選時標榜自己會用全新的方式接觸伊朗，一再表示願意放下身段求和平。

　　在伊朗與美國新政府的新關係還未形成之時，一場伊朗總統選舉又再度令白宮和國會陷入迷惘。要不要干預？干預到何種程度？標準很難判斷。傳媒，特別是好些中文電子媒體，經常稱發動示威的伊朗總統候選人為「改革派」，這是一個極度簡化和失準的描述。美國政客切勿以為支持一場反內賈德的運動，便可以讓伊朗更親美國，結果很可能是相反的。過去華府政客總是選錯邊，這回會否例外？並不樂觀。

革命無理

革命無理

　　伊朗因為總統選舉連日來示威不斷，並且造成人命傷亡。不少人會把伊朗群眾示威，與剛過去的「六四」廿周年相提並論。一名中文電台聽眾昨日節目中，讚揚伊朗人敢於推翻獨裁，批評中國領導人經常說「穩定壓倒一切」。早前，香港電台一名女主持人感慨廿年前的六四沒有推翻中共政權。上述這些言論有幾個共通點，首先是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執政黨的地位必須推翻；其次是為了達到此目的，大規模的群眾騷亂是合理手段。這些標榜「正義反共」的言論，卻極諷刺地讓我想起文革口號：「造反無罪、革命有理」。

　　在殖民地安穩生活搵錢幾十年的香港人，特別是在富貴歲月中成長的新一代，自身沒有經歷過什麼時代動盪，更沒有花精神去研究或想像「亂」於中國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回歸後的香港教育政策，已放棄要求學生完整學習中國歷史，年青一代要明白中國過去的亂，相信將日益艱難。

　　中國自清中葉起遭歐美日列強瘋狂侵略，京城是八國聯軍自出自入的地方，花園皇宮被英法軍一把火燒了。沿海大城市遍佈外國租界，中國工人如奴隸般被送到美國修鐵路，或運到歐洲大戰的戰場上充當後勤雜役。外國人在中國領土橫行之餘，清政府對於地方政務也有心無力。辛亥革命後，中國持續內戰，有軍閥間的、有軍閥與革命軍的，也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其間，日軍侵華十餘年，中國百姓的苦難更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到二戰後的國共內戰結束，新中國從戰亂進入政治混亂期，政治派系的鬥爭令新中國經濟和社會建設幾近陷於停頓。亂了卅年之後，新領導人堅定要中國走上小康富強之路，不搞政治運動，全力開放建設。

　　到了一九八九年，在亂了足足亂了一百四十年之後，中國終於有了穩定發展民生經濟的十年之後，一場空前的數萬名群眾示威在北京持續了近兩個月。在政府使用軍隊清場造成軍民死傷後，示威結束了。再經過廿年的發展，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成就，有目共睹。就在此時，香港政府電台的一名主持，竟然在節目上感嘆廿年的「亂」為什麼沒有推翻政府，難道她沒有想到只安靜了十年的中國，如果當年北京政府真的失控，全國各地又「亂」下去，百姓是得益抑或是受害？這一亂又需要多少年才能平靜下來？

　　一個落後且從百年戰亂人禍裡剛走出來，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要穩定平安的過日子，是一個多艱鉅的任務；同時間又要讓這十三億人的生活日漸又善，更是難上加難。那些生活在安樂窩的主持或政客們，請不要再宣揚讓人心寒可怖的「亂政思想」。

小廟不見了

小廟不見了

　　上月廿六日，安徽合肥發生當地小廟鎮多名官員飯後圍毆兩名服務員事件，由於打人經過被保安鏡眼全程拍下，並在電視和互聯網廣泛報道和流傳，小廟鎮鎮委快速對犯事人作出警告或停職處分。不過，暴力傷人卻不被刑事起訴，網民意見頗大。事發後三天，鎮政府主動在政府網站上公布了處理該事件的經過，似乎是想表白鎮政府不會包庇，並且對傷員作出慰問。可是，不出兩天，整個鎮政府網站都不見了。

　　從六月起，輸入小廟鎮人民政府的官方網，只會顯示一個「溫馨提示」，別的什麼都沒有。提示是這樣寫的：「因網站數據進行更新，需要關閉幾天，給大家帶來不便，敬請廣大網友諒解。」

　　在鎮官打人全球曝光的敏感時刻，鎮政府不去處理違法的官員，反而關閉了落實政務公開，與民溝通的管道，很難令人不懷疑內裡有文章。「小廟」失蹤已經超過兩周了，要更新網頁也不必這麼多時間吧！深圳特區換市長也只用了兩三天時間，小廟鎮的人事比深圳還要複雜嗎？

　　自從鎮計生委副主任葉某打人事件後，網民陸續指出該鎮的種種問題，包括葉身為計生委官員，自己卻生育了一子一女。更有趣是小廟鎮洪書記在年還在當地報章上大誇該鎮推動計劃生育如何成功，洪向記者透露為獎勵官員推動計劃生育，一年便發放了廿多萬獎金。估計這位打人的葉副主任也許曾拿過獎金吧。

　　中國的真正進步，並不單是有多少摩天大廈，地方鄉鎮官員的水平和行政素質是一個更好的指標。小廟不見了半個月，希望很快鎮政府便再度與網民見面，否則那句叫得響亮的「公開政務」口號，只能算是一個諷刺而已。

局部復蘇

局部復蘇

　　美股以至全球股市自3月初開始直線攀升，累計升幅達數十個百分點。金融風暴就此過去了嗎？政府財經官員與明星級經濟學家都連番的唱好經濟，有的實實在在的說現在已開始復蘇，有的說9月份或年底。先前被以「海嘯」稱之的金融危機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真的就在不知不覺間離我們而去了嗎？

　　由2007年開始，至去年爆發的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是由失控的金融業引起的，但現在眾專家所指的復蘇，卻又是來自金融界，這是多麼的諷刺。罪魁禍首率先脫「罪」並且大撈一筆，但實際經濟與百姓生活又如何呢？政府以「量化寬鬆」政策狂發鈔，向金融界注入大量資金、再配合會計制度的放寬，讓一些大行脫困了，並且有錢還償給聯邦政府。政府原意是經由這些銀行把來自政府的資金，轉而向工商業和民間提供信貸，搞活經濟。可是，實質果效卻是見大量低廉成本的資金湧向股市，美債被冷落而造成息口上升，加重了聯邦政府的財務負擔和通脹壓力，並對急待復蘇的樓市亦不利。

　　一名本地銀行界資深業者對筆者說，雖然周末看樓盤的華人似乎仍然不少，出價競投的情況也經常出現，但這畢竟只是少數有多餘錢的投資者，用家購房仍然疲弱。建築商拖欠還款普遍、失業率高企、各級政府裁員減薪、小商業貸款呆滯。他坦然並未看到財經官員和專家所講的復蘇在哪裡。

　　有金融評論員正在熱烈爭論目前的股市是「熊市三期」或「牛市一期」，其實這些名詞都沒有什麼實質意義。看看我們社區的小商業和朋友，生意是否興旺，或有多少人失業，便可知實體經濟狀況如何，不必再盲目相信虛擬財富的把戲。

大失預算

大失預算

　　就如何解決加州240億元預算赤字問題上，共和黨籍的州長與民主黨佔多數的州議會仍是各執一詞。州審計長江俊輝定出6月15日，即下周一為提交平衡預算的最後限期，並預計如沒法達成共識，州政府至7月底便會虧空10億元。民主黨議員們對審計長的死線完全不看在眼內，聲稱沒有什麼限期可言，一切以解決問題為大前提。至於州長阿諾也擺出絕不妥協的姿態，甚至不惜州政府部門全面停止運作。

　　加州州長和議員們每一年都會為預算拗過你死我活，這已成為沙加緬度的特色政治文化。雖然州憲法有為年度預算定出通過時限，但政客總是視若無睹。在政府財政無風無浪之年，為各自的政治利益爭持多幾星期仍可以承受，但目前公務員減薪裁員、老中青州民全遭削減服務和福利，還加上州庫房已幾近見底，政客還在依然故我的鬥爭，實在令人失望。

　　州政府的空前預算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到州民的生活素質，特別是學生和弱勢社群的福利。再加上州政府為求自保而刪去給縣市的撥款，令州預算的負面影響在縣市層面進一步擴大。地方少了州政府經費，又來新一輪的加稅加費和裁員減服務，令百姓受到二次打擊。全州上上下下，由州議會到地方參事會市議會，無不為財政預算而拚命，這反映出預算問題不純是財政收入不足，而是制度上的毛病。

　　政府開支直接是民生項目，不論是教育、醫療、治安、交通或社會保障，全都是人民的生活。可是，預算在政客手上便成了政治遊戲和政爭工具。議員們會說他們已經很用功了，對預算逐項審批，哪裡要留，哪裡要砍，都經過黨派和州長的角力。但這就是負責的預算處理方法嗎？為何我們就不能面對超額開支的現實，要檢討的不是預算草案，而是政府的架構和開支習慣。加州政府的開支不能再按「理想」而行，也不能胡亂估計未來收入，更不能先花未來錢。這次危機應是一次極佳的瘦身機會，不經過痛苦但必要政府收縮，沒法為將來的健康財政建立基礎。一間破屋修修補補，始終是一間破屋。　

黨國事業

黨國事業

　　馬英九猶抱琵琶徘徊一段時間後，終於表白要兼任國民黨主席，說是為了：完全執政。在中國大陸關於國共鬥爭故事的電視劇中，扮演國民黨官員的角色經常有一句話掛在嘴邊：「為了黨國事業」。黨即國的觀念自民國以來一直主宰著中國政治，馬英九的話又讓我想起那句台詞。

　　「黨」在中國政治有著很特殊的意義，但就絕不同於歐美的政黨。中國封建皇朝時期的「黨」是負面的，不是正規公開的論政組織，而是官場上的小圈子集團。因而中國歷代的黨派鬥爭，除了是政見的不同陣營外，也是利益集團的矛盾。而自清末孫中山先生發動革命以來，參考了當時歐美日的政治，創立了革命黨派，亦由於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國民黨是一個領導開國革命的黨，黨與國關係密不可分。

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亦類似，亦是一個革命開國的政黨。國共兩黨在中國仍沒有多黨民主政體的背景和前提下，沒法和平的政爭，只有就執政權展開武力爭奪。在內戰平靜後，蔣在台灣仍然推行黨治國的模式，至蔣經國晚年開放黨禁才有了現在台灣的多黨政治。在大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以來，都是推行多黨協商制，由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參與議政。但在長期以來，民主黨派並沒有發揮什麼顯眼的作用。至近年胡錦濤刻意要擴大民主黨派參政，開放了若干高職由非共黨人士出任，對於一些政府職位的人選，還會標明必須是非共黨人士。胡錦濤強調共產黨是「為民執政」，致力在中共一黨獨大的情況下加入一些民主元素。

　　話說回來，馬英九解釋自己要兼任國民黨主席的原因是完全執政，黨政因而要更密切合作。馬的這種思維可能是切合台灣目前的現狀，但同時也顯示馬作為總統的執政權威，原來還需要一個黨主席頭銜的加持。

繁簡休兵

繁簡休兵

　　大陸提倡「識繁用簡」，馬英九建議「識正書簡」。雖然兩方用詞有些分別，但共識其實是繁簡共存並用。繁簡之爭由最初的學術之爭，到後來成為政治對立象徵，幾十年來沒有停止過爭論。兩岸領導人能作出繁簡並行的共識，在多個層面都是一大進步。

　　其中最鮮明的是兩岸撇開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力。過去台灣政府以正統中華文化的保衛者自居，對於大陸使用簡體字，一面倒撻伐。進而令到使用簡體字彷彿成為政治立場表態的方式。用簡體者便是左派，相對書寫繁體便是「正義之士」。借字體來作政治表述和鬥爭，是另類的文字獄。而在中國大陸，雖然雷厲風行推行簡體字，但若干古籍的出版，一直都有保留繁體，對於繁簡問題，也採取較實用主義方式對待。

　　現在大陸開始逐步恢復兼用繁體，並且主張學習繁體，除了可以理解成為兩岸統戰的手段外，更值得重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繁體字不單是一個政治符號，它更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所繫。中國經歷過馬列文化的洗禮後，近年醞釀成一股強大的傳統文化復興力量。有如年青女教授于丹藉講解《論語》而紅遍中國的一批新學者，中國文史哲等文化類節目，在全國各電視台大行其道。就是連中國的領導人在重要公開場合，都要來一兩句古典詩詞或古人名句。

　　相對而言，台灣政客仍是將繁簡體的政治綑綁在一起，當馬英九說「識正書簡」後，便立即受到強烈批評，於是馬又改口說書簡只是針對大陸人，不是要台灣人學簡單。不論是借字體來攻擊政敵，或是以之作為對抗大陸的工具，這種「文字獄」都是相當幼稚和不設實際的。當大陸都推行識繁用簡之後，認識和兼用繁體字的人數將以億計，而台灣全島才不到三千萬人，「正體字」還能作為的台灣的政治符號嗎？再者，中國經濟的實力提升了文化力量，於經商和生活文流，懂簡體字對台灣人在大陸只有好處而沒有害處，又何必封閉在狹隘無益的政治口水戰之中呢！

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

　　昨日有一則小新聞卻頗有趣，新奧爾良市長納金日前到中國上海出席經濟會議，但不幸遇上其航班上有一名疑似豬流感患者，市長納金因與患者座位相近而被強制隔離七天。

　　此則新聞有趣之處，除了是堂堂一位美國市長到中國公幹也遭受隔離外，看了納金的行程更是有趣。與太太同行的納金整個外訪行程為十天，在上海出席兩經濟會議後，會到澳洲參加一個有關全球暖化的會議並且是其中一位講者。

　　納金之所以成為知名市長，是因為四年前的卡塔里娜風災。市長納金帶淚在電視上呼喚聯邦政府施加援手，希殊政府的聲譽因救災不力而跌至低點。納金在災後競選連任成功，也多次陪同布殊視察災後重建工作。不過，在五月卅一日的洛杉磯時報有一則報道，指在新奧爾良水浸最嚴重的區分，損壞的道路至今仍是沒有修好，公園和學校依然關閉。是否應該重建新奧爾良近岸災區，仍然處於爭拗階段。

　　就在百廢未舉之時，市長納金卻有興趣遠赴澳洲參加環保會議，關心全球氣候問題。有理論指溫室效應是颶風不斷加強威力的原因，新奧爾良作為受害災區，似乎與全球暖化也沾上些邊。但市長是管地方行政的，他有什麼專家意見可以提供呢？為何不安份做市長該做的──重建新奧爾良。

　　市長助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強調，市長上海澳洲行是私人贊助的旅費，並沒有花公帑。助理急著為市長形象辯護，似乎是幫倒忙。倘是公幹，是實在為新奧爾良市民謀福祉，則市府應該負責旅費，沒有人會批評的。用私人贊助的經費外遊參加一些與市政無關的活動，就算是不涉及公帑，更應受到批評。因為這就是典型的公私不分。

問

問

　　二十年彷彿一晃便過去了，曾為之激動，為之流淚，憤然責問一個政府怎麼可以殺害作為國家未來主人的青年學生。廿年過後，目睹那些自稱為中國良心的政客一再消費六四，盡用各種煽情手段，以感情代替理性，把客觀重新檢視八九民運者全打壓為「沒良心」，內心同樣的難過。想不到過了廿年，人們還只能情緒化地回望六四，沒法認真地汲取歷史教訓。

　　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這標準來量度逃離境外的學運領袖以及中國政府，會得出一個怎麼樣的結果呢？廿年過去了，對於六四，煽情的口號和運動已經不能再滿足理性的究問。當有人高舉「薪火相傳」的口號標語時，便得問到底要傳些什麼給我們的下一代？所謂追究六四真相，不應只停留在死傷人數和名單，還應該問八九學運到底是一場有什麼內容的運動？學生提出過什麼治國或救國方略？其中的領導人物當時提出過什麼有可行和可操作的主張？經時間驗證後他們又是一批甚麼樣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些價值觀？別拿「民主自由」這個空洞的四字詞作護身符，這只是動聽而沒實質的口號。

　　都說「四二六社論」激化了學運，將學生逼上與政府強硬對峙的局面。但請問，如果學生只為社論對他們的指責而不惜以生命對抗，這是為了更偉大的國家前途大計，還是意氣之爭？是誰把局面搞僵至流血收場？是散漫迷失只知死守廣場的學生？是對學生運動進退失據的趙紫陽政府？是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鄧小平？是學生的英雄主義？是領導人的獨裁思想？是為學運提供支援的海外組織？抑或是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柴玲說過知道對抗下去的結果是要流血的，但卻又肯定唯有流血才能喚起群眾。這種不惜流別人的血來成就「革命」功業的思想，又是那一派的民主政治的理念？

　　如果八九民運是關懷國家發展，它推動社會進步了嗎？如果是，它遺留下來的精神是什麼？除了可以團結反共力量外，「六四」符號還有什麼價值？與五四運動相比，兩者有何分別？為什麼今天的六四紀念活動總帶著一股濃濃的仇恨，而絲亳感受不到對國家的關愛？那些要年青人接「六四」捧的政客，你們要年青人向八九學運領導學習些什麼呢？他們交下了什麼棒子讓後人去接？

　　是時候追問「六四」的真相了，必須理性地對真實材料予以整理和分析，不是抽象化的情緒控訴。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請問：「六四事件」發生了，以廿年後今日的中國現狀，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注意，不是單指經濟發展），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和評價「六四事件」在中國當代發展上的意義？

公投之後

公投之後

　　修補加州預算的五項投案在上月特別選舉中全被選民否決，州政府預算因而額外增加了二百四十億元的赤字。州長必須在六月十五前平衡預算，結果是殘弱長者失去家居護理、低收入家庭失去了健康保險、加大系統提出調升學費四分之一，以及各縣市政府的州撥款被大幅刪減。簡而言之，州及地方的政府服務少了，公共服務收費提高了。選民在五月份投票時，是否都明白到會有今天的後果呢？

　　現任加州州長阿諾本是一名電影明星，當年能成功罷免州長戴維斯取而代之，關鍵在於州府的赤字。戴維斯州長在連任後一年，加州即出現了龐大的赤字。戴維斯提出削減多項公共開支，包括教育撥款。民情和政敵都把赤字怪罪在戴維斯身上，指責他過度樂觀開支，導致州府財政拮据。全沒有公共事務經驗的阿諾之所以能在罷免選舉中勝出，其中一個理由是選民相信自資經營房地產開發生意的阿諾，比戴維斯更有企業理財觀念，能解救加州的預算危機。

　　六年多時間過去了，阿諾也即將完成第二任的任期；不過，加州的預算比他上任時更惡劣，赤字比戴維斯時更厲害。勞民傷財地選了新州長，州政府的預算運作並沒有根本性的改革，仍是如落後農村一樣，一切都是聽天由命。那得怪誰呢？是阿諾沒有想出改革政府財務的方案嗎？這倒也不是，只是這些要通過公投的財務改革，都被選民否決了。

　　到底是誰比較聰明？選民不滿舊州長理財方式，於是換了一位據說更有生意頭腦的新州長。可是，赤字因多種原因不斷擴大，選民充滿厭倦和不滿，對阿諾州長的解決方案完全失去信心。而有意於一年後競選下屆州長的候選人，近日都猛烈批評阿諾理財無方，自稱有能力扭轉乾坤。於是，滿肚怨氣的選民又可在眾多候選人中，挑選他們認為最可以消滅財赤的新州長。這也許就是民主選舉的人民力量吧。

廟小神大－－從安徽鎮官虐打民眾談起

廟小神大－－從安徽鎮官虐打民眾談起

　　努力推廣工農業建設成就的安徽肥西縣小廟鎮，在官方網頁上自稱為「合肥市的明星鎮」。此言果真不差，今天人口不到八萬人的小廟鎮確是聞名中外，可惜揚名原因是鎮政府官員打人，被保安閉路電視拍下後經媒體及互聯網流播。

　　暴力毆打一男一女服務生的幾名鎮官職位都不算高，卻神氣十足。小鎮官因服務員拒絕把餐館贈券兌換為現金，便把男服務生拖出停車場毆打，女服務員出面阻止也慘被猛踢，即時受傷倒地。錄影片段所見，行兇者有七八名之多，其中一人更手持菜刀。肆無忌憚的公開行兇，其惡行引發中國網民聲討，各大報章和新聞網站都有相當尖銳的評論。中國地方官員如土皇帝的新聞接連出現，顯然這並非偶發。

　　以史為鑑，酷吏貪官猛於虎，再小的地方芝麻官任意欺壓百姓，最終都會促成民變。古語有謂「山高皇帝遠」，地方官吏恃職權當土皇帝，自古以來都是中國官場的惡習。今日中國的劣質官場文化、尤其是地方層次的「下樑」，已「歪」到路人皆知的地步。公務員打人是令人震驚的，但更值得驚訝的是評論小廟鎮官打人事件的網民或媒體文章大多批得很「透（徹）」、很「到（位）」，那種對惡行毫不陌生的「熟識程度」，足見問題已相當普遍，絕非新生事物。

　　中國中央級領導層的表現，近年在國際間頗得好評。退下來了的吳儀、錢其琛等，都令人懷念。可是，與此同時，中國中、下層官場卻問題叢生：瀆職濫權、貪污無能、欺壓百姓、公費大吃大喝、相互包庇、黨政不分等卻閱之叫人沮喪。而且，官越細，其行徑越荒唐。中國公務員系統的癌細胞不只是那些登上報章頭版的受刑大貪官，而是數量龐大、經常可以全身而退的基層庸官。他們官職不必很大，卻擁有足夠的權力空間橫行無忌，享受無窮非法利益。說到底，主因是整個龐大的公務員制度欠缺成文的管理規章，既欠缺問責機制，大概即使是有為的地方政府也欠缺執法的勇氣。沒有法、以及有法不依、不依也沒部門敢嚴執等因素，在互相糾纏及惡性循環。

　　縣、鎮、鄉或區的基層公務員，位處政府服務的最前線，他們的工作質量和作風，對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力遠超過中央領導人。

　　談起中國的地方官員，往往都是怨氣一大堆。不久前，廣東省某市某區的小領導為太太辦生日宴，席間飲的洋酒卻過萬元人民幣，而更令人咋舌是席後不必主家私人買單！誰付的鈔﹖天曉得。這種大吃大喝，不純是好客或公務友誼，不經不覺間已成為官員們的特權「福利」。地方的大官小官享盡「福利」，坐著公家豪華轎車招搖過市，不但疏於政務，竟還反過來騎在供養他們的百姓頭上肆意欺壓，情何以堪。

　　在四川的一處山區小鎮，學校在地震中倒塌，可用的僅餘一所教學樓，學生廁所滿地污垢臭氣沖天。操場上的學生廁所除兩塊讓你蹲在上面的木板之外，廁具全無。縣領導帶領前來考慮捐款的訪客參觀校舍，女客人沒法在這等廁所方便，領導便開車帶客人到不遠處，鎮上最具規模的建築──公安局──內的「五星級」現代衛生間如廁。客人們都感嘆為何最好的設備都被公務員佔了，連廁所也不例外。

　　對於時下的官場流弊，中央並非不聞不問，相反是花了相當的努力促進民主監督，特別是利用傳媒和互聯網推動公眾監督、力倡政府公務開放。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由省市至鄉鎮都自己的網頁，而且都採用了相類似的格式，除提供大量政府日常工作的資訊外，也採用了開放的互動形式，民眾可以從政府網頁瀏覽和下載資料，或向官員直接建言或投訴。這顯然是中央的要求，加強地方政府對民眾的服務和問責。

　　可是這些網頁質量卻不一。以小廟鎮所在安徽肥西縣為例，縣政府網站的公務開放程度要比美國地方政府還要陽光。縣部門主管都有自己的網頁，內裡要求列出部門的年度計劃以至每周工作重點報告。可惜，並不是每一位主管都乖乖填寫，網頁全是空白的佔多數。在五月廿六日晚發生小廟鎮鎮官打人事件後，鎮黨委書記洪從貴於廿九日下午便在鎮政府網頁上公布了從廿七日至廿九日鎮政府處理事件的經過及行動，形式上做到了公開和問責。該則公告在刊出兩天內便有近八千人點擊閱讀，是鎮人口的十分之一。其實，早前為針對公務員的歪風，縣網站已刊登了縣宣傳部長對官員惡習的批評，內容是到位和直接的。可是，一宗鎮官虐打民眾事件，便足證上級的這些批評或教育幾近徒然。

　　國家主席胡錦濤經常強調為民執政及加強民主監督，但落實到地方層面，中央的要求不是變得軟弱無力，便是流於形式化。再以小廟鎮為例，鎮官打人的過程都被錄映全國播放了，鎮黨委也接受了電視台採訪，又大動作的召開了緊急會議和高調探望傷者，但問責行動呢？對傳媒說要嚴辦，結果是對打人官員只作警告，僅一人撤職，其餘都繼續可以飯照吃酒照飲，這就是所謂的黨紀處分嗎？正如不少評論所說，鎮官打人是刑事罪行，黨紀處分是一回事，把鎮官送交司法查辦是另一回事，不能以黨規代替刑法。鎮委書記的警告如不含處罰成份，小罵大幫忙，黨規會否反而成為犯法官員避責的保護傘。卅日的新聞報道指這位對下屬從輕處理的鎮書記被停職了！若屬實，也總算是一個好的方向。官場上的相互包庇若不打破，公務員的操守沒法好起來。

　　千萬不要少看這宗小廟鎮官事件，它再一次直接衝著中國政治體制的問題核心－－黨、政如何共治地方事務？誰管誰？

　　中國的電視台有大量與法律有關的節目，顯然是中央政府有意透過不同類型的節目，加強民眾的法治意識。這大方向是對的，中國社會要達致真正的和諧穩定，必先要建立一個法治的社會。可是，法治觀念的教育不應單純以一般民眾為對象，手中權有公權力的公務員更應該知法守法，接受法治精神洗禮和約束。

傳媒監督

傳媒監督

　　中國的新聞自由經常成為西方人權組織關注的議題，眾所周知，中國傳播媒體受到官方的嚴厲監管，但與此同時，中央領導人卻常常提到傳媒監督力量，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究是如何呢？大概就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安徽省合肥市上周發生了鎮官虐打餐館服務員事件，大陸電子和平面媒體作出大量報道，打人過程被餐館保安電視拍下，錄影片段在新聞節目和互聯網上熱播。廣泛報道的結果是引來排山倒海式的評論，地方政府於是採取了迅速的公開處理，據報道，鎮委書記已經因下屬打人事件而被停職。另外，女服務生刺死企圖性侵她的官員案件，在傳媒的緊逼報道下，官方對女疑犯作出了被指為回應民意的處理。

　　另早前在陽光衛視的一個訪談節目上，訪問了一名大陸學者談論五四運動，學者大膽發言指不能什麼都說：「中國特式」，並反對「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說法。其發言與中央領導人堅持的「中國特式社會主義」明顯是對著幹，但仍然能夠順利的在大氣中傳播。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傳媒上的言論自由並不如西方批評那麼狹窄，但當然也不是完全的放鬆。如何利用傳媒對政府作出有效的監督，但同時又不會對政府造成過大的衝擊，其中的平衡點，便是傳媒工作者和政府都在摸索中的底線。

　　政治體制是文化的一部份，沒有可能不配合國情的。在中國的肯德基快餐，早餐提供的是油條和粥，不就是配合中國國情的具體表現嗎？中國的新聞媒體應該享有新聞自由，在處於逐步開放的過程中，希望能繼續穩步向前不走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