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八十年代末，緊接著東歐變天和蘇聯邁向解體，改革開放還未滿十年的中國，便經歷了「六四事件」的巨大震撼。外交經驗豐富的老布殊此時採取了觀望態度，中美關係並未發生基本變化。其時的世界政治主舞台是在歐洲和中東，中國的變亂對於美國來說並沒有太直接相關的實質利害關係。 　　到克林頓時代，中國加速改革開放和吸納外資，中美貿易額攀升，兩國關係的經濟利益成份已超過了早期的政治因素。克林頓總統任內最受爭議的對華政策是結束了逐年審批慣例，一次過給予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讓人權問題與貿易脫鈎。克林頓還提出要加強與中國的接觸，將兩國關係提升至「戰略伙伴」。克林頓此舉曾被批評為過度親中和軟弱，其實是誤讀。 　　別以為克林頓對中國有什麼不一樣的情懷，只要鏡頭拉開，看看克林頓八年執政歲月，便不難明白克林頓受華爾街的影響極深。老布殊雖然趕上了蘇聯解體的好日子，又在波斯灣打了勝仗，但當時美國經濟卻走下坡。克林頓之所以能擊敗一位從政資歷比他強十倍的在任總統，功臣就是惡劣的經濟環境。所以，克林頓上任後最焦急的是要搞好經濟，但恰巧這卻是他最不善長的。於是，華爾街悍將們便成了白宮的經濟導師，克林頓大筆一揮，推翻了對銀行金融業的監管法。這位願意盡一切方法提振美國經濟的總統，也真的迎來了至今還令美國人懷念的繁榮年代；代價卻是科網、地產泡沫和金融海嘯。 　　所以，克林頓不是「親中」，他只不過是「親商」。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以及什麼「戰略伙伴」關係，克林頓及其身後的財團，眼裡看著的是中國潛力深厚的各種經濟利益。而中國此時也正不惜一切要往前推動改革開放，彼此可謂一拍即合。倘若，中國只等留此，甘於充當世界廉價工廠的角色，不計較環境和社會成本地為美國企業創造利潤，兩國關係將會單純得多。

　　不論是五六十年代的敵對，抑或七十年代的關係正常化時期，中美關係都離不開美蘇冷戰和國際地緣政治的範疇。政治上是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所以，雖然中美兩國曾經在戰場上拚殺過，但基於政治需要，兩國又走在一起了。中美這段的蜜月期由八十年代開始逐步走向終結，主因是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讓兩國關係加添了經濟實利因素，經濟利益上的矛盾由此一直主導中美關係的發展。不必想得太深奧，平民也好，國與國也好，沒有什麼比金錢利益更重要的了。 　　中國拋下政治運動包袱，全民全心全意的搞經濟。這時的中國可謂百廢待舉，不論是資金、技術或人才，都必須借助外國；而中國能夠提供的只是生產最原始的條件：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在政治上中國要取信於國際投資者，讓他們相信到中國投資是有巨利可圖的，所以此時的中國於國際政治舞台上極其低調。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最初還是將信將疑的，首批到中國投資的都是海外華商，歐美國家其後才開始放心前來分一杯羹。 　　改革開放的前期，中國以極其低廉的勞動力，不計較環境成本地，「獻身」成為世界工廠。美國作為最大的消費國，因為有了中國這家廉價供貨商，國民得以享受著超便宜的商品，美資製造業也增大了邊際利潤。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都不會也不能挑戰美國，美國在享受著近乎零風險的實利。回想殖民地時期，歐美列強以武力侵略中國，逼滿清簽署不平等條約，在沿海大建租界，所圖的也只不是中國的廉價勞力和資源而已。現在難得中國主動和平地與他們分享，難怪此時的中國是歐美的「最愛」。 　　可是，當中國人一分一毫地靠做代工累積起驚人的財富，當中國國民整體教育水平在提升，當苦力逐漸變為有國際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當中國經濟不再停留在廉價加工業，當中國在國際上（特別是非洲）展現了不尋常的影響力之後，美國開始意識自身利益已經與中國的發展存在不能協調的矛盾，向來對國家安全極其敏感的白宮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想法了。　　（待續）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便以「世界警察」自居，如果沒有美國的參戰，德日的瘋狂獨裁者將會統治全球；所以，美國確曾擔負和履行了世界警察的角色與責任。這本來應特殊國際環境的臨時需要，在戰後被美國視為理所當然。其中，不單純是一種道德責任感，更重要是霸主地位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美國總統在國際場合只會強調美國如何「領導」世界，領導全球已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容不得半點挑戰。任何與美國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都難逃被妖魔化的命運。 　　由此角度下分析，便不難明白尼克遜當年震驚全球的訪華行動，是以維護美國世界領導地位作為出發點，並不能理解為美國從此便接納了中國共產政權，中國重返聯合國美國是投了反對票的。尼克遜當時所關心的是在亞洲地區如何牽制蘇聯，中國經濟於其時的美國沒有價值可言，更也沒有打算要在政治和社會價值上同化中國，因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沒有這個需要，北京只不過是美國棋盤上一枚棋子而已。 　　於中國而言，既可以挾美來抗蘇，又能削弱台灣的地位；與美關係正常化，更可以很大程度擴展了中國的國際空間，何樂而不為。在成本方面，除了在政治意識型態上收回昔日反美的宣傳，沒有太大的實質代價。所以，七十年代的中美關係在政治層面是平等互利的，並且由於兩國關係涉及的層面甚狹窄，中國沒有想到要「走出去」，美國也沒想要「走進來」，兩國產生矛盾的機會也自然不會太大。 　　踏入八十年代，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了這一切。蘇聯已經不再是中國最大的陰影，「貧窮落後」才是中國的最痛。鄧小平急切推動中國發展，並且主要是經濟發展。鄧要解決自晚清以來中國最難解決的社會問題──窮！孫中山先生論述其革命主張時便指出，要中國人團結救國難，但若是說要讓他們發財，百姓都會搶著來聽。 　　要斷窮根，中國便要學會賺錢，要賺錢便要搞貿易，搞貿易便要接觸世界，而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龍頭，中國人要富起來，必定要學會跟美國打好交道。鄧小平訪問美國戴上列根總統送的牛仔帽之時，與毛澤東在堆滿書的書房握著尼克遜的手時所想的，肯定完全是兩碼子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美關係因為經濟利益的介入而變得複雜化。國際政治的暫時策略性合作關係，可以說是較為抽象的，只有政府和政客才會在意；一旦涉及金錢實利，不但層面廣泛了，互動碰撞下引發的矛盾也許是中美兩國當初也沒有完全意識到的。　　（待續）

　 　　五六十年代的中美關係是單純的。此時，美國國內掀起瘋狂的麥卡鍚反共白色恐怖，中國也經歷著革命精神熾熱的火紅歲月。兩國基本是一種準戰備敵對狀態，是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上的對峙，經濟上兩國則沒有瓜葛；是一段只有分歧與猜疑，沒有共同利益的時期。由於「敵我」如此分明，危機意識反使得中國政府對美的出處進退更容易掌握。 　　踏入七十年代，中美關係出現了微妙變化。美國在總統尼克遜策劃下大幅度調整了全球戰略，具遠見的他意識到維護美國的中東利益，要比與蘇聯冷戰重要和更符合美國需要。於是，尼克遜高調提出撤出亞洲政策，從越南撤軍、裁減駐日美軍規模。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蘇聯有機可乘，尼克遜看準了中蘇交惡的時機，主動拉攏中國，在策略上借中國來平衡蘇聯在地區上的影響力。 　　隨著《上海公報》的正式發表，中美關係便有了質的改變。從過去的完全敵對變成求同存異，首次有了共同利益。而美中這時期的所謂「利益」全是國際和地緣政治，兩國彼此之間很明白是一種各取所需的關係，彼此都是為了蘇聯而握手。 　　於美國而言，是暫時放下身段，為了更大的目標而與中國改善關係。美國是穩賺不賠的，因為美方不需要有任何實質的成本，不像在韓國、日本或越南等，美國都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財力。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純是一種姿態，讓蘇聯明白其中利害便足夠了；況且尼克遜還留有一手，沒有按中國要求從日本撤軍，還把釣魚台送給了日本。雖然改口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尼克遜直至落任也沒有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先進武器照樣賣給台灣，對台軍售至今仍是美中關係的敏感議題。 　 　　此外，其時的中國於美國而言也只有政治價值，中國落後的計劃經濟，美國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的。只要美蘇冷戰的政治大環境因素不變，美中這種合作是頗輕鬆的。當時的毛澤東雖已處於暮年，卻不是老頑固，竟與被他咒罵多年的紙老虎把酒言歡。毛心中應很清楚「超英趕美」不成了，但美國卻可作為保護中國國家安全的一枚棋子，說得更坦白，美中關係「由敵變友」，本來就是一宗政治交易，中國政府也算清了得失。 　　所以，不論是對敵時期或轉換成求同存異模式，中國於此段雙邊關係中的定位都是清晰的，與目前境況大不相同。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走上稱霸之路。在前蘇聯瓦解後，美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球霸主；而其用以稱霸主的工具則是異常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美元。全球駐軍策略是用武力維護美國利益，而藉著多種手段將美元發展成為世界幾乎單一的儲備貨幣，令美國可以堅握著環球經濟的大動脈。面對美國這位不惜一切保持全球霸主地位的對手，中國何應對呢？回顧一下歷史，新中國在不同時期對美國採取了很不一樣的態度，效果也很不一樣。 　　二戰結束時，美國軍事力量如日中天；作為最大的戰勝國，美國擁有了實質權力和道德地位指點戰後的世界事務；不論是歐洲、中東或是亞洲區的重建，美國都擔任絕對主導角色，蘇聯勢力範圍僅及東毆和中國。此時的中國剛從內戰喘定，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選擇了與美國截然相反的共產主義道路。此時的中國在美國眼裡只不過是蘇聯在亞洲的「附庸」；雖然美中在政治上對立，但也只不過美蘇冷戰的一支插曲而已。 　　當時的白宮並沒有把中國看成有威脅的對手，美軍出征朝鮮時也沒有考慮中國因素，麥帥部隊直衝到鴨綠江邊撒尿時，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後果。意料不到的是面對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兵臨城下，仍處於一窮二白狀況下的中國政府，竟敢在發出強烈的外交警告後，便直接發兵數十萬越過中朝邊界主動迎擊美軍，重創這位新霸主的銳氣。 　　韓戰結束，表面上是中國勝利，美軍敗了；但這對兩國國力的懸殊並沒有絲毫的改變。美國繼續壯大，中國反而負上戰爭債，經濟困境加劇，美國的經濟制裁令情況更加惡劣。不過，中國並沒有因而調整其政治意識形態上與美國的對立態度。越戰爆發，中國在國內條件仍甚艱辛之下，給予北越源源不絕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為的就是要制止美國在亞洲的擴張。 　　可以說，在整個五六十年代，中美國力極度懸殊下，中國政府不惜一切阻止美國霸權在亞洲伸展，尤其不能靠近中國邊境。因為於當其時的中國領導人來說，這不單是意識形態之爭，更是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機感。所以，毛澤東不惜一切推動艱苦的三線建設，於文革動蕩時期，仍然取得了兩彈一星的舉世觸目成就，形成了亞洲全新的軍力格局，為未來中美接觸設置了很不一樣的平台。歷史證明，雖然付出巨大代價，但中國成功了。朝鮮半島僵持不下，越南長年失利，至使尼克遜總統在七十年代全盤調整了美國全球戰略，選擇了撒離亞洲。

日本要把本來就不屬於他們的釣魚島「國有化」，菲律賓欲佔侵黃岩島，越南則加強控制已佔領的中國南海多個島嶼。中國官方除了例行的抗議之外，在東海還進行了實彈演習，並加強了海監船在南海和釣魚島的巡邏。中國採取了比過去都要「強硬」的行動，但始終都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 　　這些小國之所以近年頻頻向中國出招，除了為了自身利益外，主因是得到美國的大力唆使和支持。美國務卿希拉莉頻繁到亞洲訪問，最近由蒙古到老撾走了一圈，加上美國近年互動密切的韓日菲，美國要圓型包圍中國已經不是意圖，而是已幾近完成的部署。美國聯合亞洲二十二個國家軍事演習，獨是沒有邀請中國參加，兵臨城下之勢更是不言而喻。 　　就美國的二十二國軍演，一家中文電視台邀請了名嘴專家們討論，其中一位講者說「美國並沒有包圍中國的意圖，不必什麼事情都對號入座」。這種一廂情願的說法在中國國內也不是所有親美自由派分子敢公開講的。因為事實擺在眼前，美國是一個國際霸權國家，而且從來就不忌諱。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止一次，並且就站在中國國家主席身旁也說過美國要繼續擔當世界領袖。美國要永遠稱霸，必然會全力或消滅或壓制任何可能威脅其獨尊地位的力量。既然美國總統都坦蕩表白了，親美派又何必枉作小人，作不必要的辯護呢？ 　　中國政府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不斷回應說「中國永不稱霸」。縱使不願與其相爭，但仍然沒法換回美國的「諒解」，原因是美國不可能相信中國領導人的話。這不是中國領導人有沒有誠信的問題，而是客觀因素讓美國絕不可能信任中國。 　　中國有十三億教育水平和智慧都不斷在提升的國民、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國、又即將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相對於美國，一個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中小學教育長期不振，輟學率高踞不下、大學教育因經費不足，外國生比例日漸攀升、美國企業國際化成熟，造成本土就業機會流失。除卻政治因素，就客觀因素而論，中國的前途要比美國光明多了，前者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後者卻是百病叢生。 　　於是，美國要繼續稱霸，保持國民的優質生活水平，便必須發揮美國優勢的一面，以普世價值作為包裝，藉著無遠弗屆的軍力和政治影響力，為美國企業創造更好的盈利環境；並且直接干預中國的發展，令其轉向更有利於美國的方向。 　　所以，美國不可以接受一個不受其控制的中國，與中國也不可能處於平等地位。事實上，美國自戰後就從來沒有跟那一個國家平起...

　　香港政治環境越來越扭曲，新任特首梁振英落區出席民眾座談會，卻被政敵組織示威者鬧場，終至座談會被逼腰斬，甚至有聲音指梁振英不該再到社區聽民意，免觸發更多混亂場面。特首到基層直接聽取民意，是民主政治的具體行為，卻被聲稱爭取「民主」之徒無理破壞。是非顛倒，竟能至此！ 　　「民主」這個似乎人人都懂得的政治術語，在現實好比萬花筒，不但千變萬化，拿在不同人手上更會變出不同的款色。在香港好使用高分貝和激烈肢體動作的「民主派」，口號永遠離不開爭取「民主」；可是其思想行維卻是沒有最起碼的民主素質。不論是三兩議員以拉布手法阻撓新政府改組架構，抑或用衝擊會場方式阻止特首落區，只不過是一種崇尚霸力的專制手段而已。 　　泛民陣營往往會駁辯稱民主政治正是要包容不同聲音，讓少數也有權利表達。可是，目前香港的整體政治環境是少數綁架多數。議會精神本來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在香港的少數卻變成媒體的上賓；被媒體刻意地放大成為主流，讓整個社會天天圍繞著這一小撮人轉來轉去。 　　空洞虛浮和抽象的政治概念掩飾著政客的真實意圖，「民主」變成了一種獲得政治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一種生活品質和理念。七一遊行隊伍打正旗號要求回歸至英治殖民地，有網民稱這也是民主訴求的一種。難道打著「民主」旗號就能否定基本是非觀念嗎？今天的美國誰敢公開主張恢復黑奴嗎？民主也有道德底線的，美國也有叛國罪，個人自由或信仰並不是萬能擋箭牌。美國聯邦探員便不一止一次清剿國內極少數的獨立分子。 　　港政客可以指鹿為馬，與傳媒普遍淪陷為政治宣傳機器有很大關係。獨立的傳媒本應是社會的是非標竿，是監察政客和政府的力量，反觀今日港媒大多只是政黨的喉舌。若要保護香港的民主發展，傳媒必先要與政黨脫鉤，新聞工作者亦應堅持最基本的獨立客觀原則，由「新聞製造者」回歸到「新聞報道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