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巴勒斯坦內戰　美國應負多少責任 　　 　　巴勒斯坦陷入內戰，經過月來戰鬥，加沙地帶與西岸分別由哈馬斯及法塔赫控制，東西割據局面初成，屬法塔赫派的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更宣布解散聯合政府，屬哈馬斯派的哈尼亞總理已宣稱拒絕接受。這是阿拉法二零零四年死後，巴勒斯坦面臨最嚴重的內部危機。 　　 　　巴勒斯坦這場內戰，遠因源自以巴衝突這個老問題。早在二戰結束時，英美等強國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國，令巴勒斯坦人從此過了五十多年沒有國家、沒有安全保障、沒有基本人權的生活。部份巴人以極端手法絕地反?，恐怖分子這個標籤令世人忽略了加諸巴人身上的一切可能極不公平。 　　 　　巴人面對國際社會不公平的對待，巴以雙方冤冤相報的血債又愈積愈深，抗爭手段在激進與溫和之間搖擺。在阿拉法年代，主張不同的派系甚少出現嚴重衝突。可是阿拉法一去世，他所領導的法塔赫與哈馬斯便爆發激戰。目前不斷升級的權力鬥爭、自相殘殺，外人看來彷彿咎由自取。可是，巴人的命運由二戰至今何曾自主。二戰一筆已如上述，眼前這一筆賬，看來美國難辭其咎。 　　 　　戰後歷任美國總統表面上都為以巴和解出力，卻一直把以色列的利益遠遠凌駕於巴人之上。美國每年平均給予以色列卅億元計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是美國對外援助的最大受惠國，而給巴人的援助每年平均不過八千五百萬元。 　　 　　克林頓時期以巴和解乍現曙光。一九九四年，巴勒斯坦成立自治政府，仍未能建國的巴人首次有自己的臨時政府，也開始了議會民主選舉，阿拉法領導的法塔赫派系順理成章地主控了議會及政府的武裝力量，把激進的哈馬斯稍稍壓下去。可惜以巴的猜忌和暴力從未停息，二千年前後更轉趨激烈。巴人的大規模騷亂更遇到以色列新任總理沙龍的強硬回應，激起巴人更大的民憤。而美國總統也換上了布殊。 　　 　　布殊政府徹底改變了克林頓政府的以巴政策，更認為巴人的暴力對抗罪在阿拉法，指責他包庇哈馬斯行兇。布殊相信只要阿拉法此人一去，巴以便可以和解。於是，美以聯手孤立阿拉法，拒絕與他進行和平談判，甚至容許以軍圍攻阿拉法總部。二零零三年，布殊政府成功逼使阿拉法讓出部分權力，選出阿巴斯出任新增的總理職位。布殊沒想到架空了阿拉法後出現的權力鬆動，反使哈馬斯取得擴展空間，為今日巴勒斯坦的內戰埋下炸彈。主張徹底消滅以色列及策動自殺襲擊的哈馬斯，在路線上雖與法塔赫不盡相同，卻不會公然挑戰阿拉法。阿拉法在巴人心目中的領導地位，...

讓證據說話 　　三藩市《紀事報》昨日發表社論要求遭地檢署起訴的趙悅明辭職，社論標題,「回家去」（Going home）語帶相關，極盡挖苦之意。本著言論自由原則，《紀事報》當然可以自由發揮，但當案件仍在司法程序當中，紀事報可能是快了一步。不過，及早消除公眾的疑問，對趙悅明及社區都是好事情。 　　地檢署起訴趙悅明的主要重心是指他虛報住址參選，要反駁此九項刑事指控，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拿出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確是以日落區的物業作為基本住宅。何處是吾家？作形而上的探究很難有答案，但倘只是凡人模式，證實自己實居何處，相信絕對不會是一件很複雜之事。事件發展至今，社區議論紛紛，也有陰謀逼害的說法。幸好住屋證明所及的生活起居資料，應是當事人可以全權掌握的，旁人有插贓嫁禍的空間較難，趙悅明要證明自己的清白，應有許多材料可用。 　　記得在十多年前，當時仍只是三藩市教育委員的余胤良，也遭到《紀事報》刊出報道指其替子女申請入學時虛報住址。事件在當時也是鬧得沸沸揚揚的，余胤良的太太還在華人權益促進會召開了記者會逐一反駁。可見，公職人員的行為是會受到顯微鏡檢驗的，這不一定是苛刻的針對，而是因為公職人物擁有公權力，受嚴格的監督屬理所當然。 　　趙悅明經歷多年的奮鬥，兩度競選才當上市參事，社區對他也必然會有所期望。《紀事報》的社論指趙悅明採取了迴避的方法應對檢控，希望這只是《紀事報》一廂情願的說法。可能趙應該不必等待法庭開審，而是盡快向社會作一次公開且詳細的說明，好消除各方的議論，也讓他的支持者可得到鼓舞。

參政資源 　　三藩市市參事趙悅明的住址及顧問費事件，引發起一個相關的議題：華人參政有多難。 　　不少人都認為華人仍然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特別是在參政方面，如華裔候選人的能力會被無理的質疑，爭取非華裔選民的支持不容易。而近年在三藩市由於實現了分區選舉，在華裔集中的選區，多了華裔候選人參選，但卻出現彼此分薄票源的問題。 　　不過，這些都不是華人參政最大的困難，最難者是整體對政治的興趣不夠濃厚，而且問題是環扣一環的。第一層是選民登記，合資格任選民華裔有多少已經登記呢？登記後又有多少準時參與投票呢？三藩市華裔人口佔約四分之一，但已登記的華裔選民卻遠低於此比例。沒有完全發揮華裔選民的力量，對於華裔候選人當然是一大打擊。 　　在參選人方面，近年現象可以用零星來來形容。華人家庭的傳統教育，在職業方面要找一份可以賺錢的工作，做人處事則是避免麻煩，不要搞事。從政既不可以賺大錢（貪污除外），又要惹麻煩事，向來都不是華人精英的首選職業。由於有志從政的人不多，也大大局限了華裔選民的選擇。 　　所謂有競爭才會有進步，華裔候選人同區爭票不是問題，我們應更在乎有沒有優秀及足夠的選擇。如果，趙悅明真的因這此事件而離職，市參事會還能有合資格的華裔代表嗎？ 所以，社區團體應該運用資源，培養從政人才，提高華裔學生對政治的興趣。擁有豐厚財力的僑團，可以設立專門支持華裔學生修讀政治學科，或推介華裔青年到各級政府實習。當有更大量的華裔投身政治圈之時，從政的質與量才會得到保證。

為官之道 　　三藩市市參事會中唯一的華裔市參事趙悅明昨日被地方檢察處起訴九項偽證罪，美國法律精神是任何人被起訴並不等於有罪，在法庭判決前，所有被告都是無罪的。不過，趙悅明是三藩市有史以來首位被刑事起訴的華裔民選官，事件發展難免令人唏噓。 　　就算是在華裔人口已佔近四分之一的三藩市，華人參政也絕非坦途。在過去廿年來，投身公職競選的華人屈指可數，能成功當選的更是為數不多。特別是近年來，華裔民選官員的數目更有減少的趨勢。所以，在去年的第四區市參事選舉中，筆者一直堅持華裔選民必須要團結選出一名華裔，否則市參事將會完全沒有華裔代表。結果，趙悅明當選了，為華人社區保住珍貴的一席。趙當選的意義，遠超過他個人的成就，也不局限於日落區，而是華人社區整體之事。如今，先有聯邦調查局的搜查及快可立顧問費事件，後又有虛報住址的起訴，對趙悅明本人毫無疑問是一大打擊，而對華人社區何嘗又不是。 　　華人移民美國一百多年，華人在許多專業領域上都取得傑出成就，但真正能提升華人社會地位的，是掌握政治力量。在美華裔要展現的不單是經濟頭腦或專業技能，我們不要被定型為經濟動物或呆板的科技人。唯有參與政治，才可以讓華裔社區融入主流社會，讓華人權益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所以，在其位的華裔民選官員必須潔身自愛，凡事要以社區利益為念。只可惜，眼前在灣區的華裔民選官員們中，在不同層面均令社區感到失望。要改變這狀況，唯有鼓勵更多華裔精英投身政治，讓社區能有更多的選擇。

美國陸軍招募手法應予檢討 　　按布殊總統年初提出的擴軍大計，國防部需要在五年內增加九萬名新兵，而其中六萬五千個名額將是戰鬥主力──陸軍。自從伊拉克戰場的傷亡數字不斷上升後，軍部招募新兵日漸艱難，達到指標絕不是容易的任務。除了數量的挑戰外，新兵的素質每下愈況，可能更值得令人擔憂。 　　國防部長蓋茨最近在國會作證時強烈否認新兵素質低落，國防部書面報告指出，三分之二的新兵在學能評核試中取得中等或以上的成績。不過，這是全部新兵的平均值，若獨立檢視陸軍成績，去年入伍新兵近四成低於平均分，即是不合格。比對二零零三年只有百分之廿八不合格，素質明顯下降。還有，在這批零六年新兵中，五分之一沒有完成高中學業；零三年以前，九成陸軍新兵都持有高中文憑。有專家憂慮，陸軍中增多高中輟學生，會加添軍紀問題。　 　　陸軍新兵水平雖然低落，但兵源尚算充足。自九一一以來，陸軍招募工作僅於二零零五年未能達標。行文至此，不知道讀者可會開始有疑問了──死傷數字攀升之下，新兵、尤其是打地面實戰的陸軍招募因何可以兵源尚算充裕呢？能維持陸軍的吸引力，功勞原來可能歸於廣受歡迎的一套電腦遊戲。不是故意以言譁眾，當中確實存在一些值得深思、耐人尋味的關係。那是一套非一般的電腦戰爭遊戲，是由陸軍於二零零二年出資一千六百萬元研發，名為America’s Army。直至今年六月一日止，該電腦遊戲已在全球擁有八百四十萬名註冊玩家，成為全球第五大受歡迎的互聯網遊戲。這套不限年齡，可以免費從軍部網頁下載的遊戲，讓玩家以第一身射手角色，感受美軍作戰實況，在遊戲中試射火力威猛的軍用武器和參與各種戰鬥任務。 　　主管陸軍招募工作的將領有鑑於傳統的招募方式失效，多年前想到利用電腦遊戲刺激起年青一代的參軍慾望。零六年的陸軍新兵中，有六成表示每星期至少五次玩這套戰爭遊戲。一名軍官說：「這（電腦遊戲）更有趣，因為當陸軍本來就是很有趣味的。」可是，戰爭真的是一場遊戲嗎？前赴伊拉克戰地與在睡房電腦桌上沒有任何分別嗎？　 　　紐約州上周五才剛通過了管制電子遊戲法，讓向未成年者出售暴力電子遊戲成為刑事重罪。諷刺的是，在同一日便有二千七百人加入美國陸軍戰爭遊戲成為註冊玩家。軍部從沒有停止過推廣她的戰爭遊戲，上月才以過千元的獎品為吸引，舉辦了一次玩家比拚賽。自從遊戲推出以來，不少人批評軍部向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灌輸暴力，而軍方則反駁遊戲是建立年青人對軍旅生活的...

內憂外喜 　　巴勒斯坦政治派系昨日又爆發武裝衝突，數十年來飽受戰火，沒有國、甚至沒有家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自相殘殺之路，令人加倍的哀傷。不過，對於哈馬斯與法塔克兩派的武鬥，在美以兩國政府眼中，可能是讓明天更光明的好開始。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人撤出巴勒斯坦，並將土地交由猶太人建國以來，巴勒斯坦人便活在比殖民地更不堪的狀況。沒有國家、沒有土地，連政府也沒有，而控制及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對巴人有生殺之權，但卻沒有治理的義務。亦即是說，巴人是被以色列所監管，而沒有得到任何來自以色列的服務。殖民地政府尚且會維持一套社會制度，被統治者權益受損，但好歹也有一個政府存在。 　　以色列向來的政策是將巴人圍堵在西岸和加沙兩處，生活上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為以色列提供廉價勞動力。如果巴人沒有政治訴求，安於半奴隸的無國籍生活，不以武力對抗以色列的監管，以色列是完全可以與巴勒斯坦人共處的。但由於巴人在阿拉法領導下要求自治建國，數十年來與以色列血腥衝突不斷，阿拉法也成為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精神領袖，在以色列和其最大支持者布殊政府眼中，阿拉法是以巴和平的障礙。 　　現在阿拉法過去了，他所領導的法塔克派系在政治上已逐漸被更激進的哈馬斯所取代。由於哈馬斯比法塔克更主張向以色列動武，美以在阿拉法生前曾一再要求他取締哈馬斯而未果。在阿拉法死後，美國便直接經濟和軍備援助法塔克，希望借法塔克的手殺絕哈馬斯。這種手段在政治上是讓敵人自相殘殺，等待收漁人之利，也許是有效的計謀，但在道德及人道上，應是大國所為嗎！

六四反思 　　《成都晚報》在六四日刊登了一則向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小廣告，雖然廣告面積只有一支香煙的大小，卻引起軒然大波。四川省委追究責任，《成都晚報》副總編輯及另外兩名編輯被炒魷魚。這種秋後算帳的舉動，說明了六四政治敏感度仍是極高的。出現這樣一則廣告，沒有官員不敢不採取某些行動。離開徹底解除六四禁忌，相信仍有一段時間。 　　六四事件於中國歷史上將有何意義和價值，十八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能有結論式的判斷。不過，所謂歷史評價，是看某一獨特事如何影響時局的發展。十八年後，中國在政治和社會上在那些層面或方面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題目。 　　回顧六四事件，這似乎很複雜和敏感的議題，它所涉及的主要範疇其實只是公民示威集會權力，與政府維持公眾秩序的權責。八九年的學運參與者最初是行使憲法保護的集會權利，但政府對於影響公眾秩序的集會，有權予以管制，也是政府的權責。 　　民主大國──美國也是如此，警察驅散或拘捕示威者是司空見慣之事。民意表達和公眾秩序兩者之間是要有平衡的，問題只是政府在維持秩序時的手法是否有侵害公民的其餘個人權利。美國的示威者有的會被警方起訴擾亂公安，但也有示威者控告警方濫用暴力侵害公民權。誰勝誰負，則由法院作個案處理。 　　六四發生了，十八年後的今天，中國經常發生民眾集體示威的維權行動，也有警民流血衝突，在某程度上，在性質上其實與六四事件是沒有分別的。細心觀察，可以發現最近在類似事件發生後，官方都必然會調查官員的處理手法，一些地方公安高層會被追究責任。今日的中國官員對於處理官民矛盾，比十八年前已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