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為官之道 　　三藩市市參事會中唯一的華裔市參事趙悅明昨日被地方檢察處起訴九項偽證罪，美國法律精神是任何人被起訴並不等於有罪，在法庭判決前，所有被告都是無罪的。不過，趙悅明是三藩市有史以來首位被刑事起訴的華裔民選官，事件發展難免令人唏噓。 　　就算是在華裔人口已佔近四分之一的三藩市，華人參政也絕非坦途。在過去廿年來，投身公職競選的華人屈指可數，能成功當選的更是為數不多。特別是近年來，華裔民選官員的數目更有減少的趨勢。所以，在去年的第四區市參事選舉中，筆者一直堅持華裔選民必須要團結選出一名華裔，否則市參事將會完全沒有華裔代表。結果，趙悅明當選了，為華人社區保住珍貴的一席。趙當選的意義，遠超過他個人的成就，也不局限於日落區，而是華人社區整體之事。如今，先有聯邦調查局的搜查及快可立顧問費事件，後又有虛報住址的起訴，對趙悅明本人毫無疑問是一大打擊，而對華人社區何嘗又不是。 　　華人移民美國一百多年，華人在許多專業領域上都取得傑出成就，但真正能提升華人社會地位的，是掌握政治力量。在美華裔要展現的不單是經濟頭腦或專業技能，我們不要被定型為經濟動物或呆板的科技人。唯有參與政治，才可以讓華裔社區融入主流社會，讓華人權益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所以，在其位的華裔民選官員必須潔身自愛，凡事要以社區利益為念。只可惜，眼前在灣區的華裔民選官員們中，在不同層面均令社區感到失望。要改變這狀況，唯有鼓勵更多華裔精英投身政治，讓社區能有更多的選擇。

美國陸軍招募手法應予檢討 　　按布殊總統年初提出的擴軍大計，國防部需要在五年內增加九萬名新兵，而其中六萬五千個名額將是戰鬥主力──陸軍。自從伊拉克戰場的傷亡數字不斷上升後，軍部招募新兵日漸艱難，達到指標絕不是容易的任務。除了數量的挑戰外，新兵的素質每下愈況，可能更值得令人擔憂。 　　國防部長蓋茨最近在國會作證時強烈否認新兵素質低落，國防部書面報告指出，三分之二的新兵在學能評核試中取得中等或以上的成績。不過，這是全部新兵的平均值，若獨立檢視陸軍成績，去年入伍新兵近四成低於平均分，即是不合格。比對二零零三年只有百分之廿八不合格，素質明顯下降。還有，在這批零六年新兵中，五分之一沒有完成高中學業；零三年以前，九成陸軍新兵都持有高中文憑。有專家憂慮，陸軍中增多高中輟學生，會加添軍紀問題。　 　　陸軍新兵水平雖然低落，但兵源尚算充足。自九一一以來，陸軍招募工作僅於二零零五年未能達標。行文至此，不知道讀者可會開始有疑問了──死傷數字攀升之下，新兵、尤其是打地面實戰的陸軍招募因何可以兵源尚算充裕呢？能維持陸軍的吸引力，功勞原來可能歸於廣受歡迎的一套電腦遊戲。不是故意以言譁眾，當中確實存在一些值得深思、耐人尋味的關係。那是一套非一般的電腦戰爭遊戲，是由陸軍於二零零二年出資一千六百萬元研發，名為America’s Army。直至今年六月一日止，該電腦遊戲已在全球擁有八百四十萬名註冊玩家，成為全球第五大受歡迎的互聯網遊戲。這套不限年齡，可以免費從軍部網頁下載的遊戲，讓玩家以第一身射手角色，感受美軍作戰實況，在遊戲中試射火力威猛的軍用武器和參與各種戰鬥任務。 　　主管陸軍招募工作的將領有鑑於傳統的招募方式失效，多年前想到利用電腦遊戲刺激起年青一代的參軍慾望。零六年的陸軍新兵中，有六成表示每星期至少五次玩這套戰爭遊戲。一名軍官說：「這（電腦遊戲）更有趣，因為當陸軍本來就是很有趣味的。」可是，戰爭真的是一場遊戲嗎？前赴伊拉克戰地與在睡房電腦桌上沒有任何分別嗎？　 　　紐約州上周五才剛通過了管制電子遊戲法，讓向未成年者出售暴力電子遊戲成為刑事重罪。諷刺的是，在同一日便有二千七百人加入美國陸軍戰爭遊戲成為註冊玩家。軍部從沒有停止過推廣她的戰爭遊戲，上月才以過千元的獎品為吸引，舉辦了一次玩家比拚賽。自從遊戲推出以來，不少人批評軍部向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灌輸暴力，而軍方則反駁遊戲是建立年青人對軍旅生活的...

內憂外喜 　　巴勒斯坦政治派系昨日又爆發武裝衝突，數十年來飽受戰火，沒有國、甚至沒有家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自相殘殺之路，令人加倍的哀傷。不過，對於哈馬斯與法塔克兩派的武鬥，在美以兩國政府眼中，可能是讓明天更光明的好開始。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人撤出巴勒斯坦，並將土地交由猶太人建國以來，巴勒斯坦人便活在比殖民地更不堪的狀況。沒有國家、沒有土地，連政府也沒有，而控制及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對巴人有生殺之權，但卻沒有治理的義務。亦即是說，巴人是被以色列所監管，而沒有得到任何來自以色列的服務。殖民地政府尚且會維持一套社會制度，被統治者權益受損，但好歹也有一個政府存在。 　　以色列向來的政策是將巴人圍堵在西岸和加沙兩處，生活上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為以色列提供廉價勞動力。如果巴人沒有政治訴求，安於半奴隸的無國籍生活，不以武力對抗以色列的監管，以色列是完全可以與巴勒斯坦人共處的。但由於巴人在阿拉法領導下要求自治建國，數十年來與以色列血腥衝突不斷，阿拉法也成為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精神領袖，在以色列和其最大支持者布殊政府眼中，阿拉法是以巴和平的障礙。 　　現在阿拉法過去了，他所領導的法塔克派系在政治上已逐漸被更激進的哈馬斯所取代。由於哈馬斯比法塔克更主張向以色列動武，美以在阿拉法生前曾一再要求他取締哈馬斯而未果。在阿拉法死後，美國便直接經濟和軍備援助法塔克，希望借法塔克的手殺絕哈馬斯。這種手段在政治上是讓敵人自相殘殺，等待收漁人之利，也許是有效的計謀，但在道德及人道上，應是大國所為嗎！

六四反思 　　《成都晚報》在六四日刊登了一則向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小廣告，雖然廣告面積只有一支香煙的大小，卻引起軒然大波。四川省委追究責任，《成都晚報》副總編輯及另外兩名編輯被炒魷魚。這種秋後算帳的舉動，說明了六四政治敏感度仍是極高的。出現這樣一則廣告，沒有官員不敢不採取某些行動。離開徹底解除六四禁忌，相信仍有一段時間。 　　六四事件於中國歷史上將有何意義和價值，十八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能有結論式的判斷。不過，所謂歷史評價，是看某一獨特事如何影響時局的發展。十八年後，中國在政治和社會上在那些層面或方面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題目。 　　回顧六四事件，這似乎很複雜和敏感的議題，它所涉及的主要範疇其實只是公民示威集會權力，與政府維持公眾秩序的權責。八九年的學運參與者最初是行使憲法保護的集會權利，但政府對於影響公眾秩序的集會，有權予以管制，也是政府的權責。 　　民主大國──美國也是如此，警察驅散或拘捕示威者是司空見慣之事。民意表達和公眾秩序兩者之間是要有平衡的，問題只是政府在維持秩序時的手法是否有侵害公民的其餘個人權利。美國的示威者有的會被警方起訴擾亂公安，但也有示威者控告警方濫用暴力侵害公民權。誰勝誰負，則由法院作個案處理。 　　六四發生了，十八年後的今天，中國經常發生民眾集體示威的維權行動，也有警民流血衝突，在某程度上，在性質上其實與六四事件是沒有分別的。細心觀察，可以發現最近在類似事件發生後，官方都必然會調查官員的處理手法，一些地方公安高層會被追究責任。今日的中國官員對於處理官民矛盾，比十八年前已不一樣了。

一國兩制 　　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香港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明顯是在提醒香港的一些政客，「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而香港的泛民主派則齊聲以「兩制」反擊，指責吳的言論會影響高度自治信心。 　　公民黨的吳靄儀說，不希望中央官員的言論影響市民對高度自治及司法獨立的信心。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也有類似的說法，指吳邦國的言論會影響巿民及國際對香港司法獨立的信心。到底「一國」大，還是「兩制」更重要呢？在香港好些仍未能接受回歸事實的政客和人士心目中，當然是「兩制」比什麼都重要。不過，沒有「一國」作為前提的「兩制」，與獨立又有何分別呢？這正是梁家傑在參選特首時提出特區首長官員不必中央任命的思路來源。 　　泛民主派不能接受吳邦國指特區權力全由中央授予的說法，是因為他們沒法接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各省市政府有多少權力，也全然由中央決定，香港的泛民主派並沒有表示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香港有其特殊性，與其他省市不一樣。中央政府事實上也沒有否定香港的特殊背景，所以才有鄧小平當年五十年不變和一國兩制的政策。目前中央與民主派的分歧，只是在於對香港「特殊性」的認知的差距。 　　中央政府透過基本法賦予香港一套不同於內地的政制，也維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不變，卻堅持對從殖民地身分回歸的香港行使主權。因為，回歸最大的意義也是主權的誰屬，令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只是一些不能接受主權回歸，及眷戀殖民地生活方式人士，至今仍然試圖用各種方法否定中央政府可以對香港行使主權。他們嘴巴不講，實質是在搞港獨。 　　不過，這批港獨人士卻很古怪，他們只要求掌握香港的行政實權，但卻沒有打算去承擔真正獨立所連帶的責任，如防務和國際外交。這其實是很不負責任和不成熟的，既要煽動香港人拒絕接受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又要中央擔當香港的保護傘。只求否定中國的宗主地位，卻又沒法提出什麼是香港獨立主體地位，如台獨人士的台灣共和國主張。香港沒有獨立的條件，這是連民主派大老也知道的，但硬是不放棄爭取完全脫離的中央的管治。這種斬件式的獨立，除了在社會製造分裂，影響下一代有全整的國家和民族認同，還有會其他出路嗎？

為誰統治 　　六四前後，對於中國政府的批評很自然地增多。這些評論有些可用「耳熟能詳」來形容，但若將之仔細分析，卻又可以看出很不一樣的道理來。 　　如經常聽到有人說：「中共為了維護其獨裁專制統治……。」彷彿中國領導人是為了私利和統治慾望而採取某些行動。「維護某某的統治」這說法，應用於中國的封建皇朝十分恰當，如「慈禧太后為了維護滿清的統治……。」但中國國家領導人行使國家管治權，與昔日的帝皇或其他國家的獨裁者可以等同理解嗎？ 　　沒錯，中國目前是形式上的多黨協商制，實際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因為管治實權完全由共產黨掌握。不過，就算是一黨專政，中國領導人也不是為了自己的統治權力而服務。因為，自鄧小平時代以來，沒有出現終身權力或父傳子的情況，領導人都是依任期制按時下台（除是因「過」被開除者），回歸平民生活。雖然選舉和上任方式不是歐美式的政制，但卻是依中國式的選任制執行，並沒有獨裁者。所以，這些領導人是依法在行使公職權力，為國家服務。含混地否定他們行使職權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把中國政府的決策全理解成為「維護其獨裁專制統治」，與事實和法理都不相符。 　　另，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日前說，香港回歸至今，依然能如常在港舉行各種活動，「不是奇蹟，是公民力量的勝利」。但是，換一角度，六四紀念照常，也可以證明了中國政府信守諾言，實踐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制有效運作的勝利。 　　又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說，「中國的民主其實是香港未來前途的保證。」這句話講得像似激昂，但卻沒有實質內涵。首先，這句話是假設中國不民主，香港便沒有前途，問題卻是如何定義「香港的前途」。是指經濟、政治、或是治安？抑或三者皆是。香港回歸以來，除了經濟衰退外，在治安和政治開放程度，對比殖民地時期均見進步。港英時期的立法會能有今日的辯論氣氛嗎？特區政府的權威天天受挑戰，是殖民地時期難以想像的。至於經濟不景，能怪中國不民主嗎？當然不能，因為今天中國的經濟明顯領先香港。 　　所以，說話真的可以亂講，但卻不一定經得起考驗。

鬥爭關鍵 　　萬人簽名及氣氛熱烈的花園集會，在在都顯示了社區人士爭取建立市立大學華埠分校的決心。不過，要令計劃落實執行，集會和簽名是其中的手段之一，如何把這股聲音直達有權決定建校計劃的社大校董會才是關鍵。 　　關於華埠校社的爭論，目前在?面上有兩個不同的建築方案，被抨擊的對象則集中在余胤良和馬世雲兩名州議員身上，他們是集會和論戰的主要鬥爭目標。不同立場的爭鋒是民主社會必然出現的，余馬各有其考慮也是意料之中的。只不過作為爭取建校的社區力量，過度把焦點集中在他們兩人身上，在策略上可能需要調整。 　　華埠新校舍將如何興建，擁有實質決策權的社區大學校董會的七名成員。不論是兩幢式或是十六層式，都必須要得到校董會的多數票通過才能成事。從十六層方案支持者所得到的信息，仍沒有足夠的票數在校董會通過高樓方案。所以，將壓力帶到社大校董會，開通直接遊說渠道是當務之急。 　　 　　校董會在上次會議表示在九月才就華埠校舍作出表決，社區有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做遊說功夫，別浪費時間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知己知彼才有百戰百勝的可能，校董會整體考量的是什麼？個別校董的看法又如何？面對相反的遊說，校董又會較傾向那一方呢？社大校董是民選公職，他們應該是民意的執行者。督促校董尊重華人社區，比針對兩名州議員更重要。 　　至於在此次爭論中的另一勢力是希爾頓酒店。該集團自從接管昔日的假日酒店後，透過新合約變相收回中華文化中心的使用權。可見集團對華埠社區並沒有一絲的承擔可言，在市大校舍的角力過程中，應該藉此機會教育希爾頓成為華人社區的好鄰居，合作伙伴。他們要有好的營商環境，便需要以具體實惠的行動與社區合作，而不是只會花錢請說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