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全球三大債務評級機構之一的標準普爾（下簡稱標普）昨日降低了對美國長期債券的信用評級，由原來最高級別的 AAA 下調一級至 AA+ 。這是美國國債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到降級，也是標普自 1941 年創立評級標準以來首次調低美債評級，並且把美國國債的遠景評估為負面。 　　本周美股已合計下跌近 700 點，是 2008 年 10 月以來最慘烈的一周。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下周開市會否再有震盪，各方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本周的跌幅已經包括了對美債信用下降的預期，也有認為因為其餘兩大評級公司已表態不會跟隨標普，相信破壞力是有限度的。也許廣大投資者早已心裡有數，不至出現恐慌，但信用評級下降除了對股市有影響外，對各類債息也將有實質的影響，對實體經濟不能說全無負面。 　　美國財政部在標普作出評級公佈後即反擊，指標普在估算美國聯邦政府未來赤字時多算了兩萬億，足證標普的草率。愛國金融家巴菲特也發聲，指責標普「毫無道理」。 　　膽敢調低美債信用，看來是比摸老虎屁股還要大膽的事，而標普更是在錯誤計算數字之下，仍然發報降級消息，可見標普的大無懼氣慨。在評級報告中，標普指出降級是因為美國政府處理國債的過程緩慢，減赤的總額又過低。標普認為聯邦政府在今後十年必須減赤四萬億元，而不是目前國會通過的兩萬億元，批評的矛頭直指白宮。 　　從此次降級事件中可以反思的不是預算赤字的大小問題，也不是標普有沒有道理的問題，而是作為一間私營企業，為什麼可以擁有與聯邦政府叫板的能耐？標普手上所擁有的權力似乎大得驚人，上至白宮主人的前途，下至百姓房貸信用卡債，都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一份評級報告可以拖垮一個國家，這是非同小可的權勢。 　　評級公司是收費替政府和私人企業債務作評級的，但同時它又撰寫投資參考報告，是真正的大庄家。金融海嘯前毒殺全球的各類金融衍生產品，何嘗不是被如標普這類機構評為無風險的ＡＡＡ級。怪哉的是，評級機構的信用沒有因此而破產，依舊揮舞著手上的令旗號令天下。 　　美國大選將臨，庄家下注的時候到了。

　中國黑龍江方正縣為日本侵華時期的「日本開拓團」死者立紀念碑，五名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民間保釣人士前天到當地砸碑。另，黃山市普仁灘景區當局為招徠遊客，推出了「鬼子進村」遊客互動節目。 什麼是「日本開拓團」？就是上世紀日本侵略中國時期，由日政府組織及派遣到中國東北的日本殖民，其目的是透過開拓團實質佔領中國土地，把日本國延伸至中國。開拓團當年在東北建日本村，強徵霸佔當地農民的土地，與百姓常有武裝衝突。數十年過後，方正縣政府竟然批准興建紀念開拓團的石碑，理由是為中日友好，吸引日資。有評論比喻這等於在以色列建立紀念納粹陣亡官兵紀念碑一樣，是多麼荒天下之大謬。 當地政府解釋立碑是因為戰後有五千名日本開拓團成員死於當地，立碑讓他們的後人知道先人死於此，並展示侵華歷史和人道主義精神。但這事後補救的說明很明顯不能平民憤。侵略者死於侵略地，是死有餘辜的，何需紀念。若方正縣政府的說法合理，則豈不是要為死在中國戰場的萬計日軍立碑！這樣的縣政府領導應該即時免職受處分。 至於「鬼子進村」旅遊項目，由遊客扮演日本兵或被搶的花姑娘，這橋段似乎是受到電影《決戰剎馬鎮》的啟發。將慘痛的日軍殘害中國百姓的暴行作為文娛節目，情況雖然不比方正村嚴重，但思維卻是一樣的，對歷史的不尊重。 從此兩則新聞，可見中國社會的開放程度，以及年青一代對待歷史的輕率。在中國文化裡有一種不甚好的特質，一方面強調好古，有多久遠的歷史；但與此同時，卻又很不尊重歷史，如立碑和鬼子進村事件。這也許有它的一些好處，因為不受歷史傳統的約束，所以中國可以不斷創新；不好之處就是民族的凝聚力較容易鬆散。有人說：中國容易出漢奸。沒有與其他文化作比較，但願不是如此。可是觀乎今天中國的網絡文化，的確又是培育了不少的漢奸言論。

　　日前在福建石獅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當地一對輕度智障的孫姓雙胞胎姐妹於五年前被熟人拐走了，五年後警方在廣東將姐妹兩人救出。可是，當警方安排孫氏夫婦前來認領親女時，做母親的見到女兒後情緒失控，伏在案上號啕大哭，並沒有上前和女兒對話。做父親的沉默一會後，拍桌子站起來說，在警方不給一個說法之前是不會認領姐妹花的。孫父指責警方延誤破案，造成他們一家人的痛苦，要求警方作出精神痛苦賠償和青春損失賠償。天下間竟然有如孫氏的父母，引來不少圍觀的網民撻伐，但也有支持者，指責警方辦案不力，要負上全責。 　　從媒體的相關報道看來，孫氏夫婦並非存心遺棄弱智親女，在女兒被拐後，他們除了報案外，還積極訪尋。當一雙女兒平安回來時，為何又不能接納呢？其中一個主因是小女兒現時懷有八個月身孕，經手人便是拐帶嫌犯。孫父離開警察局後對記者說，必須要把孩子打掉才說。 　　未成年雙胞胎被拐作人妻，五年後回家時已有身孕，對孫家來說確是一宗悲劇。孫氏夫婦一時間不能接受事實，也可說是人性的一種自然反應。但情緒歸情緒，個人以至社會的集體行為總要以理性為規犯。親生女兒無辜遭遇歹徒殘害，責任究竟應由誰來負責呢？有網民認為最初是孫父所託非人，把女兒交由生了歪心的朋友當車衣學徒，所以孫父本身也要負上部份責任。孫父則怪政府，要政府賠償。 　　警察和治安部門有否失職導致孫氏姐妹受到不必要的傷害，也許要獨立調查後才有最精確的定論，但至少從表面資料看來，這指責很難成立。因為對於一宗人口失縱案，案發地警方堅持了五年不放棄調查，還依線索南下都廣東成功抓捕了歹徒，救回被拐人，這樣的警察還不夠努力，真的不知應作何解釋好了。綜合已發表的報道可見，孫氏夫婦因不能接受女兒目前的狀況，而遷怒於政府。這種個人出了什麼事都要政府負責的想法，在中國網絡上頗流行的。政府不錯是為人民服務，但期待政府能處理或解決每一個人所有的問題或不幸，也許並不實際，也不一定對。

　　自從 7 ． 23 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後，「中國速度」以至「中國模式」受到多方質疑，連總理溫家寶也要出面回應說「不是越快越好」。那麼，「中國速度」真的出了問題嗎？ 　　所謂「中國速度」是對中國近卅年來各領域驚人發展進度的一種粗疏形容。其中以高速鐵路成為「中國速度」的象徵，它不單發展時間短，完成鋪建哩數與行車速度都領先全球。所以，當準高鐵在溫州出事後，「中國速度」便被嘲笑。追求速度時是否犧牲了質量？沒有安全保證的速度是人們真正需要的嗎？由此引伸，中國過去卅年的高速發展是否都是泡沫？是否即將面臨大崩潰呢？ 　　對「中國速度」的質疑有的是來自憂心，有的是出於幸災樂禍，但無論如何，動車追尾事件確是一個重新檢視中國發展的警鐘。有主張認為中國發展要慢下來，鐵路也是如此，應要慢下來。但其實問題並不在於快與慢，而是粗與細之別。中國經濟增長必須保持在 8% 以上，與歐美只有三點以下的增長度，是中國過度發展嗎？非也，是國情的不同。對於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沒有這個增長幅度便是等於有倒退的危機。 　　同樣，中國需要高鐵路，有關技術必須要全速的發展，唯有這樣才能配合社會經濟整體的發展的需求。不過，追求速度本身也應是一個追求完美的過程，在各發展領域，中國都面臨著不夠細緻和精準的問題。所以，「快而準」是底線，不要盲目追求速度，但也不能因噎廢食。 　　不論是居住環境、食品安全、基建水平、政府服務品質等等，中國人民的要求都不斷提高。中國發展已進入了全面「優化期」，這比發展初階段所需要的資源和知識度都要高。此階段可能需時不短，因為它不僅是硬件的配置，更多還是文明素質和文化的建設，也是達致真正大國水平的必經之路。那麼中國能成功完成優化嗎？當然可以，中國崩潰論只是一些人的一廂情願說法，三千年來，中國不就是在一個重複和不斷優化的進程中嗎？反而極諷刺的，那些天天大罵自己國家，認為中國必倒的人，其實是抱著「中國速度」來要求中國彈指間什麼都要變得完美。 　　

　　溫州動車事故發生之後，對於肇事原因和救援行動，公眾質疑之聲四起，臥病在床十一天的總理溫家寶於事故後第六天帶病親臨火線，站在動車出軌的現場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溫總的回答顯示出誠意，對鐵路部嚴加責問，沒有護短。雖然溫總的態度和立場受到相當的肯定，但網絡上仍有針對他的大小博文。 　　其中一則廣為流傳的質問，圖文並舉地指現場發問的記者都戴有方格帽，疑似是內定誰可以提問。此外又有網民懷疑溫家寶是否真的病了才沒有即時到肇事現場。 　　針對「方格帽門」，多名現場參與了採訪的記者在微博上發言澄清，指方格帽是接送記者的旅行社在大巴士上分派發的，每個人都有一頂。因為現場太陽猛烈，派帽是為給記者們防曬。但由於帽上印有旅行社名字，質料又差，所以不是每一名記者都有戴上；就算戴了，有的也是把它反過來，免替商戶做宣傳。 　　現場記者闢謠是有說服力，但就算沒有記者的解說，提出上述質疑，如果不是出於故意造謠，便顯然是新聞工作的門外漢。大型及涉及重要政治人物的記者會，選定提問新聞機構可說是國際慣例，因為新聞發佈會目的就是要把訊息傳出去，為保證效率，一些影響力較強的媒體必然會分到發問權，有時間才招呼其他小媒體，白宮記者會也不例外。 　　至於質疑溫家寶是否真的生病，更是無聊。中國的災難事故不少，溫家寶向來被公認出現在災場最多及最快的總理。不論是汶川或是缺氧的青藏高原，都會見到他的身影。溫在災場出現的頻密度之多，令一些人反感地嘲笑溫為「影帝」。如果溫真的是專業「影帝」，那麼又怎會在這重要事故中「失場」呢？ 　 　　這些所謂質疑除了水平不足和膚淺外，最令人憂心的動機和視野。監督政府應在具體事務上，往大處者眼；而不是捕風捉影的找一些雞毛蒜皮來做文章。

　　香港年度書展剛落幕，李敖成為書展眾多講座中最具人氣的作家，李敖說書展的人氣就靠他和林青霞。李的演講題目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其中他談到一個觀點說；「罵共產黨誰不會罵，我也會罵。可是，共產黨有沒有做好事呀？他們的好事我們都不敢承認，我們要反醒。他做的壞事我敢罵，他做的好事我否認，或不敢承認，這態度不對。」李敖認為這不單止是不公平，而是心態不健康。 　　李敖這場個多小時的演講相信會令好些在場的香港聽眾難以接受，因為這位被指與中共友好的台灣作家，在演講中多次以輕鬆的口吻教訓香港人。李批評香港目前的議會論政風格是向台灣學的假民主，又說香港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爭取民主，而是應搞好經濟。李大師又叫香港人不要與中央對著幹，應該與中央好好的談。 　　李說；民主是源自希臘，而當其時也只有十八分之一的希臘人能享受到民主，因為女人、低下階層等等都沒有資格參與。而中共有七千萬黨員，與全國人口的比例剛好又是十八分之一。站在香港書展的講台，由一位泛民派的文化人介紹出場，而李敖卻敢於批判香港的主流政治，大師之稱真的不是浪得虛名，也身體力行的做到敢講好話。因為在香港「愛國」是禁忌、國民教育被形容為洗腦、「親中」是原罪，敢於說逆流觀點的，總會被政客和媒體轟得體無完膚。李敖似乎全不在乎聽眾的反應。 　　別以為李敖的講話都是嘻笑怒罵式的，箇中的道理卻十分之中肯。如罵共產黨在今天已不是禁忌，相反肯定其成就反而會被圍攻。網絡上謾罵政府的謠言無日無之，越是離奇不合邏輯越是多人相信。反之，事後官方的澄清就算有多大的事實依據，也不會得到同樣的關注，辟謠已經成為現今中國網絡上極其艱巨的工程。 　　也許有人會認為抹黑政府的謠言多人相信，正是因為政府出了問題。這說法彷似有道理，但同一問題也可以解釋為民眾的理性思維力度不足，求真的態度過於草率。公眾言論是監督政府的有力工具，但倘若濫用了，監督變成造謠，非但沒有發揮監督力量，自身也就成了阻礙社會良性發展的一道負面勢力。

　　 溫州發生死傷嚴重及令人痛心不已的動車追尾事故。事後公眾的反應強烈，責難、批判、哀傷、震驚之外，還有因搜救人員的堅持而獲救的兩歲女孩故事，以及數千群眾自發加入救援行動的感人場面。如何對待這宗特大悲劇事故，對政府、社會以至個人都是一場考驗。 　 發生事故的和諧號動車，雖不是高鐵，但在事故發生後，中外輿論再也沒法將之分得清了，作為中國現代化工程標桿的高鐵項目受到重創。多家外國媒體評論指中國輸出高鐵的機會已成零，也有金融分析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因而全面改變方向。在國內的網絡上和媒體，把中國鐵路系統和政府罵得狗血淋頭，有的已開始把事件導引至政治化方向，更不堪的一些傳媒人在幸災樂禍。 　 同樣是國家機構主持的高端科技項目出現嚴重事故，讓人自然地聯想到美國太空穿梭機的兩次空難，最近一次是在 2003 年初。太空科技在國家榮譽感方面有些類像中國的高鐵，美國政府和人民對於穿梭枝術何嘗不是引以為傲和信心十足。 2003 年 2 月，在本已是例行公事的太空梭返航途中，進入大氣層時發生爆炸，整架太空梭被粉碎了。那天早晨起，電視台不斷重複天空墜落穿梭機碎片的畫面，全國都籠罩在哀傷之中，民眾腦子裡問著同一個問題：怎麼會爆炸的呢？與上一次在發射時爆炸是否同一原因呢？不過，民眾的悲傷並沒有變成咒罵，也沒發現指桑罵槐或落井下石之類。 　 事後調查結論，是因為機身隔熱片在升空時受損壞，當時的太空梭設計上沒有升空後全面檢查機身的功能，而地面人員在翻看升空監控視頻時，雖發現有碎片丟落，但沒為意會對機身造成危害，因而沒有啟動應急處理程序。第一次太空梭爆炸，也涉及人為和硬件的綜合因素。責任事故查明了，太空總署也採取了對應的措施，也再沒有發生同類的事故。可是， 2003 年的爆炸實際是終結了大空穿梭機的生命，因為事故曝露了整個項目存在持續性問題和隱患，最後一班穿梭機今年七月中落地後，便結束了一段輝煌的美國太空歷史。 　 面對溫州動車事故，妥善照顧受害人及家屬，查明出事原因，追究相關責任，徹底根絕出錯可能，全面提升中國鐵路安全等，都是目前中國政府要百分百做好的工作。中國的進步不能只是國庫外匯數字的上升，今次事故正好考驗政府的綜合管治力能水平。美國民眾應對兩次太空梭事故的理性態度，也許有一些值得借鏡的地方。當然，兩宗事故不完全相同，中國鐵路與民生的關係遠比太空梭要密切，但全情緒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