譴責暴力應無國界與意識形態之別

　　中國昆明三月一日發生導致廿九死一百餘傷的恐怖襲擊事件，受害人均是在火車站內的無辜市民和執勤的保安民警。為數八名的兇　徒穿著統一黑色服裝，在火車站用刀見人就砍，而且都向受害人的致命要害出刀，一刀過後便找下一名攻擊目標，似是企圖製造最大量的傷亡。對於如此令人髮指的暴行，西方媒體的報道方式卻再度令到不少中國人感到失望和受傷害。

　　由於西方媒體過去多次在報道中國國內嚴重恐怖襲擊時都採取了偏向恐怖分子的立場，在昆明三零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網民特別關注英文媒體的報道，發現許多報道也一如以往。如中國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多間主流英文媒體則在「恐怖」一詞加上引號，以示對此說法的質疑；報道中不是加入對中國新疆政策的批評，便是將昆明事件與其他社會傷人事件相提並論，淡化事件的恐襲成分。《華盛頓郵報》在周日一篇對昆明事件提出五個問號的報道，更加直接質疑恐襲的說法，引來網民在華郵留言反駁。其後該報對原文作出修改，刪去直接質疑的部份，代以疆獨海外組織對中國政府的批評。

　　中國網民對西方媒體這種中外有別的報道手法已經有相當認識，甚至連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官方微博上發表對昆明事件的聲明，也受到不少網民留言批評為貓哭老鼠，只因大使館隻字不提這是恐怖主義攻擊。主流英文媒體沒法客觀報道中國是受到一種自以為義的價值觀判斷所影響，將中國妖魔化被視作最安全的「政治正確」。

　　就如撰寫上述《華盛頓郵報》報道的華裔記者，他便在文中指中國政府的司法系統的信譽向來不佳，言下之意是中國政府指事件是恐怖分子所為不一定可信。由於心裡有著中國必須是「壞蛋」的底線，導致無數西方記者扭曲事實來符合他們筆下的中國政府形象。於是，西方報道基本角度是：昆明火車站的恐怖分子是有苦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政府要為兇手的行為最終負責。直至昨日，美國有線電視網絡仍然特別強調昆明行兇者是「恐怖分子」的說法只是中國官方單方面的宣稱。《時代周報》則發表關於中國新聞檢查的報道，來反駁對西方媒體雙重標準的批評。

　　這種由單一價值觀主導新聞報道的現象，其害不限於出現帶偏見的報道那麼簡單。大眾傳播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公眾的價值觀，對暴力行為的雙重標準，久而久之將扭曲了人們的是非判斷，直接鼓勵了暴力，媒體也淪為政治工具。

　　受到特定價值觀的左右，西方媒體對於國際間的地方衝突往往也有所偏好，選邊站成為常態，並且是與美歐政府的立場異常一致。例如敘利亞內戰，反政府軍的殘暴行為被低調報道；同是街頭示威者，民選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卻被形容為滋事分子；以至最近的烏克蘭示威群眾中有極端納粹分子，西方媒體找不到片言隻字。

　　同為針對無辜暴力的行為，但誰應受到譴責？誰是出於無奈而值得同情？西方似乎緊緊掌握著話語權，卻難以自圓其說。假如真實地擁護自由民主，為什麼埃及軍方可以逼使民選總統下台？為什麼烏克蘭的街頭示威者可以不待選舉便將民選總統逼走，並且不經選舉便出現新政府？為什麼拿長刀砍殺砍傷百餘人的不一定是恐怖分子？波士頓背包炸彈客則不但是恐怖分子，還要讓其死無葬身之地呢？為什麼西方輿論只聽到親西方的烏克蘭人聲音，卻沒有親俄一方的呢？

　　國際政治必以本位利益為出發點，美國根據自身的利益對地方衝突選邊是必然的，也沒有理由要求或相信美國政府會中立。但媒體卻不一樣，媒體的價值和基本功能在於它能客觀地報道經過認證的事實。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可以愛譴責誰便譴責誰，但媒體若將之奉為聖旨，盲目跟隨，便完全失去自身存在的價值了。預設立場是客觀的死敵，媒體對社會最大的貢獻是提供可靠的資訊，而不是經過記者編輯們依其個人信仰過濾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