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之道
三藩市餐飲業協會日前聲稱，會以罷市行動來抗議市府連串提高勞工薪酬福利的法例。勞工階層向來較容易得取支持和同情，但對於業者採取這種激烈的行動，立法者應慎重反省。須明白立法之道在乎平衡利益，只維護單一方面的法例，都不是良法。
三藩市是美西生活開銷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市府有鑑於此，近年來分別推出生活工資法、有薪病假法和全民健保法，令到三藩市的工人不論薪酬和福利都得到大幅提升。這些新法確是令在職的工人得到更佳的待遇，但卻沒有照顧到法例在實施後所引起的後遺症。
商業運作不變的定理是追求成本與利潤間的最大效益。連串法例讓業者成本激增，擺在他們眼前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更低的利潤，或是設法壓縮成本。要商人欣然接受利潤下降不是沒有可能，但這是有限度的。立法者必須掌握業者的底線，特別是不同規模的商業的不同承受能力，處以適當的區分。
當成本上升至無法接受的地步，業者自然會採取各種方式壓縮成本。方法很多，但沒有一種是有利工人和消費者的。有華埠餐館東主向筆者說，薪酬成本增加後，他被逼裁減員工數目，留任的員工也減少工時。在整體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留任者工作便更加辛苦。而另一最普遍抵銷成本的方法便是加價，由消費者來分擔。沿這發展方向，三藩市的零售消費將會日益昂貴，最終影響經營和稅收。
勞工市場也如商品市場一樣，是會應供求而自動調節的。惡化的營商環境，並不會製造優質的勞工市場。市府有責任保障工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但過度操控商業的薪酬架構，很可能反過來令勞工市場萎縮。
2 comments:
World class cities such as London, Tokyo also have a very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The price structur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a good match to the local standard of living. The consumers have to pay for it to support the price structure. Friends to me that it is much cheaper to have Chinese food in San Francisco than in Chinatown of London (after the currency exchange conversion). Even McDonald fast food is more expensive in Tokyo compared to what we pay here. Are we going back to slavey labor?
很同意您的說法，倫敦和東京的情況是如此。大城市生活有大城市的壓力。不過，三藩市只是一個人口七十四萬人的城市，這是零六年的數字，對比二零零零年的七十六萬人，三藩市人口是在減少當中的。倫敦人口約七百五十萬人，而東京更是一個有一千二百六十萬人的超級城市。
與這兩兩個國際城市相比，三藩市實在「微不足道」。而最重要一點，三藩市人口在不斷下降之中，其中主要原因是三藩市生活成本高昂，一般勞工階層或甚至中產階級都選擇離開三藩市。他們不再居住在三藩市，連生活消費也轉移到市外。眾所周知，新的中餐館都選擇在市外開業，灣區華人上館子首選是中半島和南灣。
所以，沿這方向發展，三藩市將變成為一個純遊客城市，不是本地人消費生活的城市。也只有大企業或高資本的商業可以生存，傳統的小商業將被逼到市外或結業。我的一位朋友最近開了一間中餐館，便選擇到中半島去。而他先前打工的三藩市大型中餐館，因為業主加租而結業了。
我贊成三藩市要有生活工資，因為地區生活成本高。但市府急推有薪病假及全民健保法，沒有讓小商業消化的空間，並且法例在執行時也沒有考慮對雇主的承受限度。
如有薪病假，員工可以沒有醫生證明而告病假兩天，每年可以病休九日，今年用不完的病假，可以累積至明年用。大企業人手多還可以應付員工突然休息兩天，但小生意卻沒有這個條件。再者，法例適用於所有在三藩市開工的工人，他們的公司不一定要在三藩市。即供應貨品給三藩市的公司，可能也要提高一些成本。因而導致三藩市物價進一步上升，也即是說競爭力下降。
提高勞工福利是政治正確的，筆者絕不反對。但是，要量力而為，不要把全市變成一個大型商場，沒有居民，沒有家庭小商業，只得大公司、大企業、大財團、遊客和流動人口。也許，這是未來發展趨勢，如果我們都接受這樣的一個三藩市。只可惜，選擇前來三藩市的大企業也越來越小，南部聖荷西的吸資能力便遠較三藩市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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