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悄悄的我走了」這標題寫的不是金正日，而是美國駐伊拉克的最後四千名士兵。十八日凌晨，這支美軍部摸黑悄悄地離開伊拉克軍營，穿過二百餘哩的沙漠地帶向科威特進發。早上七時，最後一輛軍車通過了伊科邊界，撤退行動正式結束。睡夢中醒來的伊拉克士兵和民眾，會赫然發現基地內的美軍都不見了。 　　美軍離開得如此低調，據悉由於避免武裝份子偷襲，殿後的美軍選擇了最安全和隱蔽的方式撤離，這亦反映了伊拉克目前的狀況是如何的不安全。不過，對於絕大多數美軍來說，槍林彈雨的伊拉克已經與他們無關了，等待他們的是溫馨的家鄉聖誕節晚餐。 　　對於伊拉克人來說，美軍的離開是一種心理安慰多於實質。奧巴馬總統說美軍留給伊拉克人一個獨立和穩定伊拉克，但伊拉克副總理則說伊拉克政局動盪，全國基建幾乎全毀於戰火。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伊拉克民眾多表示憂慮人身安全。一名伊拉克婦女對《洛杉磯時報》記者說，她不認為還會有更壞的情況出現，因為自美軍佔領伊拉克後，最悲慘的都發生了，現在美軍走了，還能有更不堪的嗎？ 　　半島電視台報道，目前伊拉克有七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有一百三十萬人因戰爭而永久失去家園。此外，與二零零零年薩達姆時代相比，當年全伊拉克約１７％人居住在貧民窟，但現在數字已上升至５０％。死於美軍九年佔領期間的伊拉克人，佔計達十萬人；但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推算，因為美國只統計美軍的傷亡，戰火中的伊拉克人死亡數字是根本沒法統計的。 　　伊拉克外交部長回應半島電視台說，另一些統計數字會顯示伊拉克比十年前更美好，如公民旅行自由、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政治代表權等。為了得到一個自由的伊拉克，部長認為付出代價是值得的，他也認同奧巴馬總統說的，伊拉克比以前更穩定和更獨立自主。 　　生長於中產家庭，原居住於巴格達一個有玫瑰園大屋的卡塔，現在一家六口只能寄居在一個廢棄了的醫務所內。她說：伊拉克倒退了一千年。廿二歲的美軍陸軍一等兵鍾斯則說：我們在這裡建立了民主，該伊拉克更像美國。當年美軍大部隊開進伊拉克時，鍾斯才十四歲。

　　看罷一部關於阿富汗女子監獄的紀錄片，心情那種沉重和無奈是難以形容的。原先看到片名時，還以為是揭露女子監獄內虐囚或囚犯生活如何惡劣等等；想不到片中所見到的監獄與大學生宿舍相差無幾。監獄環境住家化，囚犯們都穿戴自己的服飾；沒有集體食堂，領了飯便回房間吃；而監獄長、獄卒等與女犯人的相處，如果沒有制服的差異，還以為是自家親戚在聊天。如此監獄有什麼可怕呢？ 　　這所位於阿富汗首都卡布爾的女子監獄之所以可怖，不是它的硬件或監獄管理人員的暴行，而是在於這些女囚是犯了什麼罪而被關進來。據旁白介紹，這所監獄一半囚犯是暴力案件罪犯，另一半是犯了道德罪；影片內拍攝的都是後者。 　　什麼是道德罪？包括：一名十八歲少女與熱戀中的男朋友在女方家中親熱，被女方父親發現送警法辦。依阿富汗法例，未婚男女不能有任何親密接觸。女囚父親後悔報官，請來辯護律師。少女被送往醫院檢驗是否完璧之身，法醫證實仍屬處女。可是，因為在法庭上少女承認與男方確曾有簡短的性接觸，法官依被告的坦白，將少女判監三年。 　　另一案是一名離婚女子因無家可歸而走進一個認識男子的家中，該已婚男子當著妻子面吻了她，事後男女都被舉報雙雙入獄，連男子的母親也被捕。按阿富汗的習俗和法例，單身女子進到男子家中，男方便有責任要娶該女子為妻，如果兩人不結婚，便是違法。本來只要兩人結婚案件便可以和解了，男子母親也不斷苦口婆心勸女子嫁給她兒子，但女的就是不肯。結果女子被判監五年，她向攝製隊說，她情願留在監獄，是因為她的行為令父親在族人面前蒙羞，一旦離開監獄，肯定會被父親暗中殺死。 　　片中還訪問了女監獄長和社工，她們常提到的觀點是離家出走的女子肯定是壞女人，被關進監獄的必定都是罪犯；社工則說：有一個壞丈夫比沒有丈夫好。在另一宗離婚案中，女方要求三萬元贍養費，說因為一名離過婚的女子等於一生前途沒有了。但法官認為她要求過多，女的又堅持不讓步，最後法官對女方作出徵罰性判決，只批准十元贍養費。 　　想到美國軍在阿富汗十年，又聲稱驅逐了嚴酷的塔里班，已經建立了一個更公平民主的阿富汗。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槍砲就能改易的嗎？

　　今屆共和黨初選最新的熱門話題是「老革命」保羅終於有可能「出人頭地」了。稱德州聯邦眾議員保羅為「老革命」，首先是因為他真的年紀不輕，今年已屆七十六了；其次，他堅守革命主張卅餘年不變，堪稱美國當今最忠貞的革命分子，今次是第三度參選總統。 　　那又為什麼稱保羅為革命分子呢？因為他雖然以共和黨人身分參選，但他的政見絕不是共和黨主流，也不類近民主黨。《華盛頓郵報》說保羅對時政議題沒有立場，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哲學。兩黨參選人的政見都是為特定選民度身訂造的，但保羅數十年來只不斷重複他那套與主流沾不上邊的政見。他沒有想到為了要討好更多的選民而改變主張，他的政治見解不是用來謀取公職的，而是出自他對一種理想。 　　奧巴馬二零零八年參選時打出「改變」作為競選口號，而保羅的主張並不是改變那麼簡單，而是轟轟烈烈的革命。例如：他主張美國不再做世界警察，停止在海外駐軍，把所有境外美軍都召回國。此舉一來可以大幅削減聯邦政府開支，並且中止了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真正與其他國家平等相待。 　　此外，保羅又主張將美元回復金本位，只發行有黃金保證的美元，不再憑空印鈔，以及廢除聯邦儲備局。保羅認為美國經濟泡沫化是聯儲局一手做成，聯儲局擁有發鈔權也是違憲的。他又主張取消個人收入稅，反對政府規管個人生活自由等等。如果按保羅的思想管治美國，不就是一場立國以來最轟烈的革命嗎？ 　　保羅這種極異於兩黨主流的政見，一直被視作為不值得關注的另類。可是，在兩個星期後的共和黨首場初選──愛荷華州的黨團會議，主流媒體發現保羅不單民意支持度直逼大熱門金里奇，他並且擁有組織力最強和熱情無比的助選團。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連日來報道保羅很可能在愛州初選勝出，而保守派媒體則加大了諷刺保羅的力度，顯然是有些擔心共和黨的選情會被保羅打亂。 　　老革命今年為何會人氣急升呢？而且支持者中不乏年青人，這與時勢是分不開的。昔日保羅批聯儲局亂印銀紙，大眾沒有反應，現在提起ＱＥ１２３，大多數人都明白是洪水猛獸。勞民傷財的伊戰才剛靜下來，奧巴馬又要插手亞洲，美國國內失業高企，經濟低迷，美國人開始厭倦做空心的超人了。不過，雖然保羅在愛州可能有力一搏，但面對超強的兩黨機器，在革命道路上缺乏同志的保羅，能有目前光景，已算是對數十年的堅持有點回報了。

　　中國最近接連發生多宗傷亡嚴重的校巴事故，引起全國民眾對校巴安全問題的強烈反應，也曝露了中國校車服務的制度性問題。在國內一片對校巴服務質疑抨擊中，興起了一片以美國校巴為師的聲音，其中更是推崇美製校巴的安全性能。 　　兒童是社會和國家的未來，維護學生安全應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經濟普遍得到改善，相對過去一窮二白的年代，在政府和社會資源分配上，理應更有能力照顧兒童的需要，保證上下課有安全的交通服務，應是其中之一。 　　連串的事故反映了社會對維護學童安全方面意識落後。說「社會」是包括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意思，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和執法意識不到位。至於社會大眾方面，妄顧駕駛安全和守法意識薄弱是導致意外的主因，這包括不安全的駕駛習慣以及莫視超載的危險。超載不一定都是司機單方面的責任，在中國坐車經常會見到有超載，不論司機或搭客都似乎不認為是問題，「擠一擠就好了」這種壞習慣，需要更多針對性的宣傳教育。 　　在痛定思痛後，相信中國各級政府將會就改善校巴服務有新作為。諷刺地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國，美製校車安全性能超卓是公認的，但美國學童卻面對另一種校巴問題，就是沒有校車可坐。因為政府和校區的財政赤字，近幾年全美各地的校巴服務均遭遇大幅消減。加州州長布朗昨日更為了填補州府赤字，一次過取消了州政府的所有校巴補助金，省回二億五千萬元。各地方校區唯有自求多福，開發自身的資源維持校車服務，三藩市校區下一學年的校車數量將從４４減至２５部。 　　接續下來很可能出現這樣一種諷刺景象，美國的校車製造商會接到更多來自中國的訂單，但美國的學童卻越來越難得到校巴服務，改為坐公車、踏單車、或步行上學。

　　佔領華爾街運動昨日發動佔領西岸港口大行動，西雅圖、屋崙和長灘等西岸港口都有示威者上門，也達到了癱瘓港口於一時之目的，但論聲勢卻並不如預期。佔領屋崙港口的示威者大約千餘人，與上月同一行動有近萬人參加，顯然是遜色得多了。與此同時，關於佔領運動的新聞更多是各地城市清場的報道。佔領運動人氣低落，又頻遭「清理」，如此下去，還能持續多久呢？ 　　佔領運動已經近三個月了，但聲勢非但沒有壯大，反而是日見下坡。起初對清場行動還有所顧忌的地方政府，亦已紛紛實施了取締措施，基本上已令到佔領者沒法「安睡」。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夠成功收緊政策，是因為佔領運動並不得到一般民眾的關注和支持。佔領運動呈孤立不能怪罪政府，只能怨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意識要推動一場有理念和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發動者相信自發及個人化的示威行動便足夠了，這種低付出和無方向性的示威，本質上決定了示威本身並沒有可能達致任何成果，有的只是間接的意義。 　　有人用「搞階級鬥爭」來形容佔領華爾街行動，這其實是太抬舉了。倘真的要搞階級鬥爭，可以這樣散漫的嗎？毛主席不是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嗎？佔領運動提出的標語是 99% 對 1% ，定調為群眾運動的運動卻沒有多少群眾參與，還說什麼階級鬥爭。 　　對於美國當前處境，不要說普通國民，就算是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士，也沒有足夠深刻的反思和認識。大眾的期望是能繼續過進以前的「好日子」，雖然目前生活不如理想，但也不想做什麼激進行為。這背後的思維是：「美國已經是全球最美好的國家，還能怎樣呢？只要忍一忍，難關過去了，我們還是會活得最好的。」 　　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佔領運動搞不成大氣候，是因為美國社會整體缺乏憂患意識。誰能和誰會去喚醒群眾？美國需要有識見、有膽量和有道德的真正領袖，可惜，這在白宮和國會山莊內都是奇缺的稀有珍品。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上任之後，曾召集包括谷歌、推特等美國互聯巨頭晚宴，席間討論如何利用網絡推動世界各地的民間民主運動。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高調提出所謂「國際互聯網自由」問題，點名抨擊一些國家規管互聯網。但別以為因此美國政府便是完全不干涉互聯網，事實上，政府一直在監控互聯網上的來往信息資料。谷歌前執行長便公開承認，谷歌有責任向美國政府提供其收集得的用戶信息；國會甚至曾提出立法授予總統關閉互聯網的權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深深明白到互聯網，尤其是社交網站的政治戰略價值，並且已經積極加以利用。 　　２００９年的伊朗總統選舉是社交網站顯露其政治力量的第一仗。選舉結束後，敗選的反對派透過推特組織群眾上街抗議，而一名伊朗女子在示威中被來自軍警的流彈擊殺的現場畫面，亦即時在網上瘋傳。美國政府對於伊朗選舉後的騷亂表現得十分雀躍，官媒《美國之音》稱讚推特的革命功能，白宮則開腔抨擊伊朗選舉不公。 　　今年初陸續引爆的中東茉莉花革命，群眾運動的發起者亦是以臉書和推特等社交網站作為組織抗爭活動的工具。執政數十年的埃及強人穆巴拉克敵不過示威浪潮而下台，推翻他的一批年青示威領袖，都曾經接受過美國政府資助到歐洲集訓，學習利用社交網絡發動示威。所以，社交網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社交工具，不論是主張監管或是開放，都是出於某程度的政治考量。雖然絕大多人使用者沒有政治目的，但持政治目的者就必然會使用社交網站。 　　臉書和推特這美國企業持有，用戶廣遍全球的社交網站均被中國政府禁止進入內地，但這並不等於社交網站政治化的趨勢沒有影響到中國。儘管中國對互聯網設下層層的監管，中國自家企業經營的社交網站，因為其本質特性，特別是微博，是無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的。政治化本身並不是問題，自有人類以來，人們便以各種方式在議論和傳播政治觀點，只是加入了互聯網的光速，和社交網的獨特運作模式後，其能產生和達致的效應便遠遠超過任何媒體了。　（之二　待續）

　　社交網絡從最初只是年青學生的玩意，到今天成為社會革命的政治工具，因其廣泛流行程度和巨大影響力，不少人開始認為社交網絡將要取代傳統的新聞媒體。社網之流行客觀證明了它存在的功能價值，但倘若真的由社網替代了嚴肅的新聞媒體，則這將不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反是危機性的倒退。 　　自從有了互聯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方式便逐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互聯網首先提供了電子郵件，讓人們可以跨越地域的即時交流信息，但某程度上它只是最完美的郵遞或電子傳真，利便了通訊，但仍未至於對社會生活模式有根本性的改變。 　　隨著互聯網用戶的增加，服務供應商開始為用戶開設聊天室，而且專門為不同類型的愛好或興趣開辦專門的聊天室。這可以讓網友在同一平台同時交流，具有了網絡社交的形態。從聊天室概念，一些互聯絡公司發展了以用戶個人為本且兼具社交功能的網頁服務，早期最成功的例子是 myspace ，接踵而至的臉書和推特，以及中國式推特──微博等等就不必多介紹了。 　　這些社交網絡改變了人們交際和表白自我的方式，幾何級數地擴大了個人社交的能力和空間，社交的對象也不限於真實接觸過的人，在虛擬的空間裡彼此可以用不真實的身份和性別交流。但這樣的一個網絡群體一直也只是上網人士的世界，與真實世界的交雜還是在不同層面上。直至政治滲入了社交網絡，接通了兩個世界，社網才真正發揮了它的強大影響力。這股影響力最大的特色是其流動性，它沒有固定的根源，也沒有特定的擁有者；它可以來無蹤跡，卻有千軍萬馬之力。 　　鼓動也好，煽動也好，古今中外的從政者最渴求能無窮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抓住眾人的意志，讓我志成為天下人之志，達至指揮天下的最終目的。社交網絡強 大 的聚眾功能，怎不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呢？所以，認為社交網是 人 民 自由 廣場的同時，也必須注意社網 淪 為政治工具的危機。　（之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