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自蔡英文上台以來，雷厲風行地大搞政治鬥爭，利用完全執政的優勢，不遺餘力地將國民黨趕盡殺絕。與此同時又推行文化台獨，親日去中。藍營人士更批評蔡政府成立形同東西廠，集調查、扣押、裁判和處罰於一身的新調查單位，大搞綠色恐怖，只為讓民進黨千秋萬世，長期一黨獨大執政下去。 　　而獲蔡英文恩准來美訪問的馬英九，在紐約一活動上說台灣只有兩個選項，一是維持現狀，另一就是統一，不可能獨立。顯然，蔡政府目前所做的既不是維持馬英九時代的現狀，也不敢在高聲疾呼獨立；卻是極諷刺地，貌似逐步走向台獨的蔡政府，實質上是在推動著兩岸統一，而且步伐一點都不慢。 　　只要關注兩岸新聞的人都可能發現，自蔡英文拒絕九二共識，以及種種仇中親美日大動作後，北京對台政策已經有了重大改變。因為沒有了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自然也不用談，現在北京只談一中了。 　　在兩岸互信全失的情況下，蔡政府還不明白自身所處的危險境地，還一再壓逼北京底線，難道不知道這只會讓統一來得更快嗎？什麼是大陸的底線呢？那就是國家安全。 　　蔡政府卑躬屈膝地巴結日本和美國，在釣魚台、太平島和沖之鳥等重大主權議題上也能屈從日本，北京便會合理懷疑，一旦中日軍事矛盾惡化，台灣將會成為安全隱患。再加上近來傳出美軍陸戰隊將要駐守美國在台協會，甚至可能引入薩德系統，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北京會坐以待斃嗎？ 　　貌合神離還可以忍讓，關乎國家安危便沒有絲毫的妥協空間了。美國大軍圍堵中國之勢沒有因為換了總統而改變，日本一直積極配合美國在東邊滋事。如蔡英文也緊跟日本，充當美國包圍中國的馬前卒，無異將台灣推向戰爭。也許在和平日子長大的蔡英文，以為中南海真的沒她辦法。缺乏危機意識，看不通美中關係的凶險所在，很可能令蔡英文成為了不情願的兩岸統一推手。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的演說首秀，令政敵和本黨同志都倍感到意外，不少會眼前一亮，當然也有眼前一黑的；因為那個魯莽大嘴巴的特朗普忽然變臉了，竟然是唱著政治正確安全腔調，左中右全兼顧的「正常」總統。 　　在國會聯席大會上發表演講，是美國總統向全國展示領袖風範的最重要時刻。這麼多年以來已建立了極其莊嚴的禮儀規範，出席者除參眾兩院全體議員外，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總統內閣成員均到場；在旁聽席的有第一家庭成員，以及受邀前來的特別嘉賓。 　　議員和來賓依次入座後，眾議院保安長在會議廳大門喊叫式傳達道：「議長先生，美國總統。」接著全場起立鼓掌歡迎總統徐徐步入大堂。在這莊嚴的氣氛下，連穿上白衣示威的民主黨女議員們也不敢不站立迎迓。歡迎特朗普的掌聲一直持續到他在講台前站立了好一會，才隨著議長的法槌聲靜下來。但當議長宣佈請總統先生發言時，全場又再熱烈起哄，再度站立拍掌。 　　民調最低的新科總統，兼遭兩黨議員同時批評，此時此刻沒有遇到撲面而來的喝倒采聲，只有一浪接一浪的掌聲。有些美國媒體在事前還在猜測會否有議員會趁機辱罵特朗普。結果非但沒有人砸場子，連民主黨也被邊緣化了似的，普洛西一副自討沒趣的表情。中斷演講的起立鼓掌次數，絕對比得上奧巴馬和克林頓當年。 　　因為這回特朗普不再大嘴巴，不再暴躁，他沒有失禮，而是恰如其分地行禮如儀，好一副經典的總統範，近乎完美地演繹了寫手們為他準備的漂亮講詞。講稿結構和鋪排超嚴謹，用詞鏗鏘有力，煽情又不濫情，全擊中大美國精神的主旋律。演講內容全面涉及國內外政策，在最備受爭議的移民、健改等政策上，放棄了刺激性的語氣，讓人聽起來找不到動怒的發力點。雖然演說中提及的政策立場仍然具極大的爭議性，但表述方式符合華盛頓傳統政治的模式，於是乎該拍掌的拍掌，該起立的起立。特朗普也風風光光的華麗轉身了。 　　全場演講最震撼也最巧妙的安排，是陣亡海豹突擊隊隊員賴恩的遺孀獲邀到場，親聽特朗普發表對其丈夫的高度表揚，她雙眼含淚地接受了全場兩分鐘的起立鼓掌致敬。賴恩的父親日前才公開批評特朗普無故讓他兒子送死，輿論也開始質疑行動的必要性。但經總統以最高格調的表揚，誰還敢拿賴恩之死來說事呢？美國軍人的尊嚴是不容質疑的，賴恩妻子的眼淚意想不到地，成就了特朗普三軍統帥的威嚴。 　　這就是美國華府政治的...

　　關於香港七警案的裁決爭議越演越烈，網上流傳一段訪問青少年的短片，提問：警察打人應否受罰。片段的文字解說是連青少年都知道警察打人不對。這種把複雜問題超級簡化的手段，是現今社會，不分國家地域，甚為通用的散播歪理手段。 　　港反對派將七警案簡化為「警察打人就應罰」，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向國會說：「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們（美國）失去了六萬間工廠。」上述兩者所用的愚民技倆是一模一樣的，就是拼合真實的材料，然後總結出歪謬的結論。 　　中國是否有加入世貿組織？有。美國是否在同期關閉了六萬間工廠呢？姑且相信總統數據正確。於是兩項皆對。然而，兩句連拼便等同中國加入世貿導致美國六萬工廠關門嗎？特朗普故意利用這兩句話要製造一個謬論而已。為什麼說是謬論，因為美國工廠關門的原因是多樣的，絕不可能都是與中國有關；就算是與中國有關，這些廠關了之後，是否又有新的產業開張呢？特朗普迎合了一般懶人不想深究內情的思維方式，毫不費力地便在國會殿堂，公然無端挑撥仇中國情緒。 　　「警察打人就應罰」也是同一樣的偽邏輯。「警察」是執法者，「打人」簡單理解是無理攻擊他人，襲擊他人是刑事罪行，受罰是應該的，所以警察打人受罰自然合理。可是，如同特朗普的中國世貿例子一樣，都是抽空脫離事實背景。 　　首先，為什麼警察不能打人？警察身上的武裝便是準備用來打人的，但打的是違法之人。執法者在需要的時候是有責任和必須使用武力的。怎能簡單說警察不能打人，如真的這樣，罪犯可開心了。其次是七警察在襲警疑犯身上留下的傷痕，是在何種情況下造成的呢？案件仍在上訴階段。 　　更深一層分析，七警裁決之所以引起社會譁然，是因為警察打人被重罰，但打警察就不是輕判，甚或無罪釋放。警察若知法犯法，應罪加一等；然而同樣，襲擊執勤中的警務人員也是嚴重罪行。怎麼會如七警案中襲警的被告認罪後判刑五星期，以三百元便保釋等上訴，還高調要求警方向他道歉呢？七警卻被判兩年，還要即時入獄等候上訴呢？ 　　具體事情應具體分析，搞民粹者才會借簡化的歪理製造仇恨。港泛民如是，特朗普也如是。

　　香港經歷英國殖民統治百餘年後，中國提出以「一國兩制」模式收回主權，此嶄新的政治模式當時被認為是一個極佳的設計，讓香港在主權過渡期間的社會動盪減至最低。因時因地制宜，「一國兩制」的確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可是回歸廿年後，「一國兩制」的弊端亦已顯露無遺。 　　「一國兩制」是一把雙刃劍，兩制有效地執行了，但一國卻一直受到系統性的排斥，而且拆擠的力度更是越來越猛烈。想中國領導人最初構思「一國兩制」之時，可能以為只要有「一國」，香港便不能亂到哪裡去。對於香港保持原來的社會和大部份政治制度，更是珍而重之。因為當時改革開放剛起步，香港有許多地方可以供國內借鏡了。就算是到了中國眾多城市發展已超越了香港的今天，中央政府還是萬分重視保持香港獨特性和多元化。 　　如鄧小平一樣的民族革命家，會更願意相信民族感情是最佳的團結力量，只要中央讓港人放心生活方式不變，未來達致兩地一家親是必然的事情。可是，事實上從中英談判開始，英國人已經有組織地，埋下內地與香港的制度性矛盾。排拆回歸的政治力量在回歸後不斷壯大，並且牢牢地控制住司法系統、教育系統和公共媒體；近幾年更已成功騎劫了立法會。 　　不能避逃的現實是，「一國兩制」已經不再是穩定香港的元素，它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現時的「一國兩制」變成了分離主義的擋箭牌，給反中拒中彷彿有什麼「法理」依據似的。於是乎便出現在香港不能推國民教育、連接中港的交通基建項目屢屢受阻，以至政治人物公然提倡港獨。香港法院日前才批准港獨團體負責人，可得到公帑法援打官司挑戰人大就立法會參選資格的釋法。 　　「一國兩制」的初衷是要保障香港社會的穩定，如果特區政府不能完整地落實「一國兩制」，使之變質成為只有兩制而沒有一國的話，這本身已違背了「一國兩制」，如無力撥亂反正，再掛住這塊空招牌，甚至自吹自擂地自欺欺人，只會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認為對法官的「無理指控和謾罵」越來越多，他擔心這些言論會令社會懷疑法官的能力及誠信，削弱了市民對司法制度的尊重和信心。從以上論述看來，林大律師的邏輯很有問題。 　　林的言論是針對七警案及類似涉及政治示威案件的民間反應。香港民眾對法庭判決的議論增多，林認為其中有些是「無理和謾罵」。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有張嘴的便可以評論，都可以發表意見，評論的水平有參差是自然的。至於言論對司法制度會否形成如林所述的影響力，林認為只要「無理和謾罵」的評論多了便會，這是典型的倒果為因思維。試想，握有至高無上的公權力，甚至能判生死的法官，怎可能被無理謾罵打倒的呢？如果法官怕了，或是大律師們怕了，那只能反映制度已真的出現了可能惡化的裂痕。 　　司法系統中法官和法庭的權威來自政府賦予的公權力，市民無從也無能力對其有絲毫的損害。若然有這麼兩三個刁民在「無理和謾罵」法官，但既然是無理的謾罵，自然不會得到民眾大規模的附和，官爺只要如拍蒼蠅般教訓這幾名刁民便是，社會上也不會有一絲漣漪。如果說能對法庭和法官公信力造成了重大衝擊，那種評論本身必是有理有據和有力量的。 　 　　所以，司法制度的崩壞絕不可能是幾個或一群刁民所造成的。能破壞司法公信力的只有兩種力量，一個獨裁政治的高壓干預，二是制度內部的腐敗。香港特區政府超弱勢，基本法又保障了法官的任命制度，特首根本無從干預。如果法庭和法官不再被公眾信任，大律師們不需第一時間跳出來護駕，而應以理服眾。 　　請解釋為何在法庭已承認以異味液體襲擊多名警員的被告曾健超，僅被判刑五周，並只以三百港元便可以輕鬆保釋等候上訴。而七名被控在拘捕過程中毆打曾健超的警員，雖然他們在事件中不是全部都與曾有身體接觸，卻同被判處兩年監禁，並且不准保釋即時收柙呢？ 　　也許發表評論的民眾並不如林大律師那麼懂法律，但所謂公道自在人心。又古語有云：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事有因果，本來如真的無一物，又何懼染塵埃呢？

    舊約聖經中經常強調上帝的絕對權威，如人類做了祂認為不敬的行為，便會遭到致命的懲罰。上帝的憤怒甚至不會只針對個人，滅族毀城也是常見的。聖經要傳遞的信息是不可違背神的旨意，否則後果是萬劫不復。在香港，也有人也要將法官營造成上帝般的地位，任何批評法官的人都要面對打擊報復。律政司袁國強便在警告市民莫議論法庭裁決。 　　司法本來是社會秩序的穩定力量，是民眾權利的保障，但倘若將法官無限上升至神級地位，而人民只能俯首聽命，連質疑的資格也沒有的話，司法便不再是在為人民服務，變成為要人民惶恐不安的威權統治者。 　　港英殖民地時期刻意給司法界賦予高不可攀的特權地位，是要凸顯殖民統治者的威嚴，香港法院是殖民威權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港英時期法官絕大部份是英國或英聯邦籍，而終審權也緊握在倫敦手上。最鮮明的例子是六十年代香港爆發反英抗暴示威之時，香港法庭大量重判示威者，連派反英傳單的中學生（曾德成）也被判入獄兩年。也有被捕示威者在法庭拒絕承諾不再寫反英標語，因而被判坐牢。也有示威者被捕後便失縱在司法系統內了，能刑滿出獄的，也終身留有暴徒的案底。 　　殖民者要以法來立威，令被統治畏懼，這是殘酷的政治手段。在殖民地時期，國土淪喪，人民已成亡國奴，被外國人統治也是無話可說的。可是，當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之時，卻沒有同時收回司法權；反而是全盤連人帶制度保留了殖民地司法體系。本來只要制度健全，洋為中用也無不可。問題是當年中國政府竟然同意香港法庭可以繼續聘用非中國籍司法官，而法官的任命權也保留在殖民地過渡來的司法利益團體手上。 　　於是乎造成全球獨一的畸形現象，中國香港特區的法院正由一大群外籍或雙重國籍的法官把持。他們領中國地方政府的巨額薪酬，卻沒有顧及中國國家和社會利益的義務，可以隨自己的政治傾向任意判案。近年來不成比例的襲警或暴力反政府示威者被輕判，或甚至當庭判無罪，已引起公眾的熱議和反感。可以說，今天香港的司法審判權依然受制於外國人，這是何等讓人難堪的國恥！

    在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最猖獗的時候，列強視中國為一塊可以瓜分的大肥肉。藉武力壓逼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是用貌似有法理依據的方法，行強佔蠻吞之實。這些不平等條約內容不外乎割地賠款、開埠通航或確認外國軍民在中國領土的特權等等。除了分件式的奪取中國利益外，在美國帶頭下，美英法三國還來了一招釜底抽薪，一次過牢牢掌握了滿清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那就是逼使清政府將中國海關交由他們來管理。這些洋海關總管說是應聘，也有滿洲官服，但所維護的卻並不是滿洲皇上的利益。 　　海關是國家主權的最重要象徵之一，貨物和人員的進出，以及課稅權利，竟然落入外國人手上，置中國主權於何地？不過，當時中國官員卻為放棄海關管理權有一個很好的借口，就是因為海關要與外國人接觸，中國懂外語的人員不足，也不懂他們的文化，造成彼此溝通困難，交由洋人管省事省人，只要有固定收入便是。 　　別以為於今天而言，已經很難想像會有國家把主權事務交付給外國人，中國海關當然已不再由洋人管，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權卻掌握在一群外國人手上。而大量高薪聘任洋法官的理由也與滿清時期差不多，說什麼香港司法專業人才不足，難以主持各級法院的繁重工作。更可恥的一種說法指洋法官更加公正，更有國際權威。也即是說，只要香港法庭繼續採用外籍法官，便等同認識華籍法官是次等的。 　　 　　在越來越政治化的香港社會，法官已成為了政治爭拗和社會意識形態走向的最後裁決者。很可惜，在這治港最重要的環節上，中國政府卻喪失了主權。一國兩制於香港實施的利與弊已呈現，是時候要認真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