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結束了，賽前紛紛擾擾的什麼巴西辦不了奧運之類的咒語，隨著閉幕禮而煙消雲散。本屆里約奧運留在歷史上的印記並不是巴西政府如何不濟，而是體育大國──美國如何盛氣凌人，贏了金牌卻輸掉了品格。 　　特別會載入奧運史冊的是美國女子田徑４Ｘ１００接力隊，明明是臨場發揮不理想，掉棒了；卻無賴之極地要求重賽，並且是美國單獨重賽。美國隊在預賽時失準，自然是心裡不甘，想到自己本應就是冠軍，對於池中物的金牌依依不捨，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想不到美國田徑隊非但沒有檢討自身不足，而是找個借口諉過於人，拒絕承認眾目睽睽下的賽果。一面金牌事小，美國隊這次輸打贏的做法，並不單是這四名女選手，或田徑隊的個人操守問題，而是大美國文化的一次極負面示範。 　　自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穩如泰山；大美國唯我獨尊的心態更上層樓。於是乎美國的標準便是世界標準，美國第一是必然和必須的，華盛頓政客更深信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將是千秋萬世的。奧巴馬不是說亞洲的政經秩序規則必須由美國制訂嗎，那麼美國田徑隊認為表現不好可以要求重來，不就是小事一件嗎？當年小布殊可以不理會聯合國反對出兵摧毀一個國家，對比在賽場上搶回一面金牌，順帶把中國隊擠出決賽名單，又算什麼呢？ 　　只是，最偉大的國度也有衰落的一天，最高峰頂上的下一步，必然是下坡路。美國文化中缺乏苦難元素的磨鍊和沉積，容易把幾十年的光輝當作永恒，如不再反省自強，前面的路只會讓越走越窄。

     在筆者的小學年代，香港警隊會到小學宣傳毒品害處，讓小學生可以提前打預防針，從小便形成毒品害人的是非觀念。當年警察叔叔到了學校，校長便召集全體學生集會，聽講者介紹毒品之害，聽講後還有宣傳小冊子可以帶回家。引導學生認識是非，培養良好品格，是學校的最大責任。 　　可是，數十年後的今日香港，學校被反中國政治勢力綁架，已經不再是傳知解惑之地，而是社會動亂的定時炸彈。教協和支持港獨的政治勢力，全力進攻香港的中學，要煽動基礎知識欠缺，理性判斷能力薄弱和全無社會經驗的少年，成為搗亂香港社會的馬前卒，甚至未來的死士。這股政治惡勢力美其名指中學生可以成立組織討論港獨，是學生的言論自由。但試想，如果當年港府到小學宣傳禁毒，也是採用教協或泛民的同一理論，則警察叔叔便不會講食白粉有什麼不好了，要讓小學生們自由討論要不要吸毒，甚至任由學生去嘗試吸食了。這不是荒謬之極嗎？ 　　一群連身與心都未發育健全，仍需要依賴成年人照顧和教育的小朋友，不論在理在情，均全無討論港獨的資格。如香港學校要討論港獨問題，則應如過去校園禁毒一樣，由校方或政府官員在校辦講座，說明港獨之害及甚謬誤，為國家大是大非定一清晰界線。保護學生免受校外政治勢力洗腦，是學校的必然道德責任。請看看目前已成立港獨組織的香港中學所提出的口號：「尊文尚武，衛我本土」、「寧作飛灰，不作淨塵」、「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這是一場時代革命」。有良知的港人還能接受這是正常中學生應有的思想方向嗎？今天若再放任反中勢力搞港獨少年軍，未來的香港只會走向烏克蘭式的動亂。治亂世必須用重典，校園播獨必須立禁，而不是單單口頭勸止。

　　注意到香港立法會選舉中教育界別的兩位候選人辯論時，談到中學應否開放讓學生討論港獨，兩位候選人有完全不相同的立場。教協的現任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應為中學校園應開放學生自由放討論港獨，而教聯會的蔡若蓮則認為校園應遠離政治，任何時政討論都應有老師在場輔導。 　　教協本來是教師工會，但現在已變成為一個參政組織。教協支持將港獨帶入中學校園，是該會的政治立場選擇。回歸後的香港可以說是政黨的天堂，百花齊放，任何人都可以搞一個政黨，參選高薪厚祿的立法會；並且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籌款或接受捐款是完全沒有法例規管的，不用申報來源，也沒有限額。 　　教協要走政黨化路線是該會的自由選擇，但必須光明磊落。教協與其他職業類別的工會不一樣，它所代表的除了老師和教育工作者外，教協會員對未成年人口擁有不平等的支配性權威。就以中學生而言，十二至十八歲的中學生，是人生價值觀才開始形成的階段，他們依賴從老師身上吸收知識和學習價值判斷，教師對他們的影響也許不下於父母。所以，若教協利用會員老師權威身份在校內散播港獨思想，誘導學生支持港獨，這絕對是公器黨用，極之不道德。 　　為什麼教協支持向獨立判斷能力還未形成的少年傳播港獨思想呢？居心叵測！中學階段應是快樂成長，擴展視野和見識的，為什麼要學生思考他們根本不能完全理解，並且後果也無力擔負的港獨議題呢？搞獨立運動便意味著戰爭，一個教師組織推未成年學生逐步走上戰場，這與恐怖分子培訓兒童兵有何分別！

     今日在電台節目有一位男聽眾為港獨辯護，說港獨都是中央和特區政府逼出來的。這位先生特別指責中央政府強烈干預香港事務，又阻止雙普選，所以讓一些香港感到一國兩制已沒有希望，唯有走上獨立之路。 　　以上的說法在香港甚為流行，彷彿一句：「我是為逼的！」便可以成為了港獨的免死金牌似的。難道港獨派人士為什麼需要半遮半掩地推動港獨嗎？抑或這種放諸四海皆準，從偷糖吃的小孩到殺人犯，都愛用的藉口，只反映了港獨的支撐理據的薄弱。特區政府到底做了些什麼逼得港人走投無路要獨立呢？ 　　話說中國幾千年來的多場革命也真是被逼出來的。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起義，是因為誤了軍期，既然已犯了死罪，不如就反了吧。翻開中國通史，歷朝民變都與饑荒有關，總的是離不開天災重稅。小說有梁山泊英雄各自不同遭遇，而近代孫中山先生革命，是因為中華民族受列強侵略已到了滅亡的危急關頭。那麼香港目前又是怎麼樣的環境，使到一些年青人口口聲聲說要暴力推翻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呢？ 　　香港在經濟自由度、國際競爭力都處於世界領先位置、去年香港ＧＤＰ排世界第十位、外資流入量世界第二位，港人外遊和移民沒有半點限制。如果不是經濟上，那港人在政治上受到生不如死的逼害嗎？但只見回歸後年年七一反政府大遊行，前年佔中幾十天沒有幾個被起訴的，所謂入罪的零星個案，大多只是輕判社會服務。今年初旺角大暴動圍攻警察，至今仍沒有人因此而入獄。港獨大集會上周不是才在浩浩蕩蕩的舉行過嗎。還有，政府電台天天罵政府，嘲笑特首。立法會受泛民拉布劫持，所有政府重大法案都被卡住了。在這種種情況下，港獨份子哪方面受壓逼，那條生存路被堵死了呢？ 　　能想到的，難道就是那份四年價值高達一千七百萬港元的立法會議員職位嗎？特區政府不讓港獨份子參選立法會，於他們來說，也許便是官逼民反的最好理由了。

     香港有一批號稱是港獨分子的人士日前集會，抗議被特區選委會拒絕他們參選今屆立法會選舉。警方估算現場有兩千多人參加表示支持，當中不乏年青人，以及父母帶同年幼子女參加。看到這些所謂支持在電視新聞中的訪問，驚訝有這麼一撮人低智到如此不堪的水平。如果香港真的沒有前途而需要革命，只可能是因為社會低智化太急促了。 　　講講那些以半烈士姿態站在台上的幾名被拒參選者，既可悲又可笑。而在台下為他們喝采的人，更是愚眛得讓人生憐。集會主題 本身 ──「抗議港獨主張的人被拒參選立法會」，猶如港獨分子自摑耳光，但竟然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樂在其中。 　　請問何謂「港獨」？不就是推翻目前的香港特區政府，脫離中國嗎？既然聲言不惜用暴力推翻現政權，又怎會為當不上現政權的官便呼天搶地呢？理應請我也不去做才是。這些人好以革命者自居，但又要吃當朝的俸祿，難道不知羞恥嗎？哪有革命家要每月向被革命者支薪水的呢？不拿特區政府的官職，就不能革命了嗎？抑或只不過想為自己搞一個豪華安逸的富貴革命套餐呢？以這種少爺式戰鬥力，想革從長征走過的執政黨的命，就不怕天下人恥笑嗎？ 　　一些頭腦同樣糊里糊塗的支持說是為了言論自由，那更是荒天下之大謬。港獨言論滿校園，可以搞集會上電視，港獨還沒有言論自由嗎？只可惜有自由不等於有腦子，拚命加入自己要推翻的政府，是真正的革命家嗎？若然果真有膽量，真的要「起義」，便上山打遊擊去吧；別再天天在鎂光燈前妄想拿著十餘萬港元的議員月薪，在用公帑聘請的助理簇擁下，用特區政府提供的辦公室才來搞革命。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港獨分子搞革命就要特區政府天天請他們吃大餐。不是可笑嗎？請港獨分子如自重，表現出最起碼的尊嚴，不要再向特區討職位，好嗎？

　　灣區有這樣一位說故事的人，他所講述的每一則故事，都讓你感到發自內心的誠意；永不平舖直敘，看似不凡的故事，卻提煉出一番深深的世間情。筆者在美國從事媒體工作廿七年了，最佩服甚至有些崇拜的本地記者，就是這位灣區新聞界中最懂講故事的人──五號電視台 KPIX 和ＫＣＢＳ電台的記者 Mike Sugerman 。昨日是他在新聞崗位上的最後一天，卅七年的媒體人生涯就此畫上句號，祝福他的退休生活更精彩。 　　好些剛加入媒體工作的記者會問：「我什麼時候能夠升職，不再只是一名記者呢？」潛台詞意思是指記者是媒體工作的最低職位，必需趕快脫離；行外人也有類似的看法，總以走在最前線記者，必定是最初級的職位。筆者倒完全沒有這觀念。在灣區當記者的時候，看到英文主流媒體的記者中，不乏中年者，也有滿頭白髮的。他們不會因為還要和年青小記同跑一則新聞而感到羞恥，只看到他們依然起勁地採訪。 　　新聞記者是一個很特殊的職業，在霸氣互聯網的時代，專業記者更應是受保護的珍稀職業品種。因為要成為真正的記者，不單純是職業技能，更重要是一份對人和社會的關愛，而這份關愛更不會隨著歲月而消磨。唯有對人間不止息的關愛，才能用心地講述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Mike Sugerman 做到了，他的報道如同一齣短劇般，有著精心設計的佈局，聽或看他的報道從來都不會覺得沉悶或似曾相識，只會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和感動。 　　一九九八年， Sugerman 走上當時仍在華埠辦公的星島中文電台，自我介紹為ＫＣＢＳ記者後，表示想採訪我對一則本地華人關注新聞的看法。偶像就這般在眼前出現，我趕緊稱讚他是記者們的榜樣。十多廿年過去了，我早已不在前線採訪崗位，但每次聽到他的報道，卻令我若有所失，羡慕不已。行走在人群中間，講述人們的故事，這才是最幸福的新聞工作者。

　　最近每一次走進華埠都有一種唏噓的感覺，這個在美國最具歷史地位的華埠，盛載住無數華人移民的寶貴經歷，有時也充滿無比的辛酸。一百多年走過了，今天的華埠依然是灣區華人的生活中心，更是社團機構等的集中地，其社會功能地位並不是其他衛星華埠能取代的。 　　只不過，走在華埠的大街上，滿眼迎來的除了清爽的海風，還有無處不在的垃圾。我不禁會想，如果我是初到貴埠的遊客，將有何觀感呢？會樂意下回再來華埠一遊嗎？又或者，我如何想像那些住在華埠的人們呢？華埠不單是我們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全體華人，以至整個中國的形象大使。華埠給人們怎麼樣的印象，中國人的形象也便是怎麼樣。 　　要一個清潔的華埠就這麼困難嗎？眾所周知，華埠有街市，有禮品店和食肆，但生意類別繁雜並不是多垃圾的借口。要贏回一個體面的華埠，必須要有一股強烈的自愛意識。也許製造華埠街道垃圾的並不全是華人，但如果華埠的商戶居民和行人，從此都不再隨地丟垃圾，相信必定對環境有相當幫助。 　　依破窗理論，越亂的地方便越惹人丟更多的垃圾。華埠社團經常呼籲華人團結，團結愛護華埠衛生亦十分重要。至於遊客們丟垃圾者，亦應予以重罰。日前我便發現華盛頓街地上散落一大堆某市參事候選人的宣傳卡。除了票控需要政府官員落實外，華埠的街道清潔責任主要還是市政府，目前掃街的次數和方法是否需要檢討呢？總而言之，期望各界群策群力，還一個光鮮的華埠給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