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台灣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日前在國民黨中常委會議上發表參選總統的政見，可謂字字鏗鏘，如雷貫耳，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嗎？ 　　或許因為與王金平派系間的矛盾，自從馬英九上台以來，國民黨便一直在走下坡，不單是在各級選戰中節節敗退，就是連總統選舉也慘見無人應戰的可憐局面。不知是出於太精準的算計，還是另有隱情，本以為必然參與的王金平竟然「謙卑」地拒絕領表參選。王這招頓時令國民黨陷入前所未有的崩潰危機裡。 　　就在大家都觀望如何三顧草廬，拜請王院長救國民黨一把的時候，被嘲笑為Ｂ級政客的洪秀柱領表了，並且在自視為影子總統的蔡英文訪美期間，洪的民望還直線上升。果真是「瘦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早前自言「難當大任」的王金平，一下子又「義不容辭」了。 　　回過頭來細看，王金平當日那篇道歉聲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其效果是宣告不領表參選，而字裡行間是說各界對他個人支持不夠，所以暫時不玩了。很可能是王以退為進之招，以為國民黨內已無人參戰，與其自己領表，不如等人家來求他參選，來一招王者歸，拯救黨國，何其漂亮。 　　對比之下，為什麼會被洪秀柱的講話感動呢？就是因為她的勇氣，敢以直白的語言痛批時局，沒有滑頭政客的虛偽。至目前所見為止，洪秀柱所展現的政治風度和道德勇氣，已遠遠超過王蔡兩人的總和。

　　Ｇ７剛開完會，網上發佈了與會領導們歡聚一堂笑逐顏開的照片。在這一片祥和親密的會議氣氛中，領導們通過對俄羅斯的進一步制裁，並且應日本的要求對南海局勢表示關切。這由美國主導Ｇ７峰會，充份反映了美國唯我獨大的世界價值觀。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還，強勢的美國便一直以「制裁」作為外交的主要手段。能施以制裁必須自身先有足夠的實力，是一種典型的恃強凌弱的行為。美國文化存在深層的矛盾，一方面它強調民主自由，自視為國際和平的維護者，佔據了永遠的道德高地；但與此同時它又極度崇尚強權，動輒以武力對付不順從的國家。於是，在處理國際外交分歧時，美國很輕易便會使出所謂的制裁手段。 　　戰後這七十年來，至今才終於出現能與制裁外交比拚的新型國際關係，那就是中國主張的「合作共贏」。美國採取制裁策略，用以顯示其至高無上，領導全球的地位。這種將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做法，直接結果必然是損害了別國的利益。月來美國不斷指責中國以強權在南海擴張，試圖將中國塑造成為具侵略性的國家。可是，現實的中國外交處處開拓共贏的經貿合作機會，很多時還會刻意的讓點利，沒有如美國般什麼時候都謀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國與國相交都必然是國家利益先行，但只懂得用制裁壓抑對手，屬於霸王之道；現代中國反之繼承傳統，行仁者之道，更能服眾。白宮慌張地要阻撓中國發展，可惜用的還是強壓的霸道政策；中美首輪交鋒，高下立見。

　　長江船難讓人痛心，而事發後一些外國媒體和網民借事故搬出抹黑中國政府的舊套路，昧著良心去消費悲劇，可說是世間人情冷暖，點滴在心頭。 　　這些年來每逢中國出現什麼重大災難或事故，一些媒體和網絡大Ｖ之類，例必從中挖掘政府「草菅人命」、「救災不力」、「官僚冷酷」等「罪證」。這次「東方之星」慘劇除了例牌的罪名外，主要罪名竟然是指官方媒體報道過度正面，只顧歌頌救援。 　　使用逆向思維分析，批評報道太正面，其實反映了救援工作做得相當完善，可挑剔的地方不多，於是才有所謂報道歌功頌德的指控。事實上，客觀而論，是次救援工作做得迅速、細緻、科學及特別強調人性。從災後應變的角度，對遇難者、家屬及社會都應有相當好的交待了。那些批評官媒讚美救災行動的人士，大概不知道這是美國媒體報道災難事故的基本動作。 　　在美國不論是大如九一一，或是校園重大槍擊案，美國記者自然反射動作是找尋悲劇中的光明故事。特別是在事故剛發生的前幾天，落井下石或專揭黑幕的幾乎不會出現。例如著名的九一一世貿跳樓照片，只有一家媒體選擇刊出，卻遭到同行和輿論的圍攻，指責其對死者不敬，煽動悲情。新奧爾良風災後，救災行動亂七八糟，但在電視台一個專輯裡，盡是守望相助的溫情鏡頭。另一例，在三藩市韓亞空難發生後，ＣＢＳ電台即英雄式的專訪了午休中趕回開車救人的女消防員。然而，眾所周知，生還者葉夢圓正是被消防車輾斃的。 　　對於美國同行總是在悲劇中找正能量報道，筆者起初也不以為然，其後慢慢也體諒了。悲劇本身已經足夠悲情了，美媒體無形的道德底線是不為社會添亂，盡可能發揚人性的光明面。回頭說長江船難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只能說與世界接軌了。再者，救難人員廿四小時不停工作，央視記者深宵三四點仍做現場直播，只要報道的是事實，還有什麼可以不滿意的呢？ 　　面對網絡流傳的批評，政府官員在每天的記者會上都針對性的回應，一點不含糊。對照那些所謂網民評論，反而顯得自作聰明，無知扮專家的成份居多。中國人要有自信，而自信必須建基於實際能力，長江船難救援過程，見證了這一點。至於有網民說只救回幾個人，有什麼好歌頌的；說此話者心底多陰暗呀！能動用幾千人救回二三生命，難道就不值得嗎？

　　曾經有人說「無知是最可怕的事情」，然而在今天的香港，這說法還不夠準確，最可怕的應是「無知的竟然是大學生」。 　　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主辦的一場校園音樂會，請來樂隊高唱辱警甚至殺警的粗口歌。事件曝光後受到社會輿論批評，嶺大校長就此公開致歉，並警戒學生會不要再犯。不過，學生會會長劉振琳在公開論壇上在回應時則辯稱，該音樂會是學生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不應只針對粗口，而應關注行動背後的原因，是在「不義政權」的大環境下，在體制內外「抗爭」均不果，遂選用「非主流」方式抗爭。劉又說日後舉辦同類活動時，「如果覺得相符，我們不會『過濾』內裡的粗口或俗稱的俚語。」 　　這位樣貌俊俏的學生會長，在論壇上應對批評沒絲毫退讓，但其言論則屬匪夷所思之類，一者嚴重脫離現實，二者邏輯混亂，三者連什麼是連俚語也懂。劉同學之流又再證明了香港教育是何等失敗。 　　就劉同學之言，唱仇警甚至恐嚇殺警的歌曲，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不義政權」，使用「政權」一詞而不稱「政府」，是故意的貶稱，且帶有否定其合法性的意思。香港特區政府是依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等國際協議和中國法例而成立的，到底特區政府有何不義？時下好街頭運動的香港學生生吞死背了一些政治術語後便當作順口溜搬出來，一點實質意思也沒有。 　　劉又聲稱粗口歌是於體制內外抗爭無效後的非主流抗爭形式。真的可笑得令人流眼淚。何謂「體制內外」？為什麼以音樂會形式「抗爭」不屬於體制外呢？於「體制內外」以外的又應是哪一度空間？另，粗口是非主流？得要問是哪一個階層？於某些階層，粗口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語言。如黑社會份子，他們不講粗口是沒法混下去的。大學生以講粗口來抗議，只能算是跨界別。最後要一問何謂俚語？又何謂俗稱的俚語？劉同學說專門用性器官作辱罵用詞的廣東粗口俗稱是叫俚語，噢！原來「俚語」一詞比「ＸＸ你老ＸＸ」更粗俗，劉同學，我領教了！

　　香港某報有以下一則新聞標題：「 $50 睇方大同 澳門政府維穩騷搶客令 5.1 遊行冷清」這則標題說明了香港一部份人歪謬的政治觀。 　　類似的標題在香港七一慶回歸之時也有出現過，都屬於政治立場鮮明的標題類型。首先，「維穩騷」一詞不光是政治色彩濃厚，而且是在玩弄概念。「維穩」兩字在中國國內是作為中性陳述式使用，是「維持穩定」的意思，是相對社會動亂不穩而言。 　　可是，「維穩」在香港一些反中人士口中卻變成為嘲笑中國政府的用詞，用以泛指中國政府施政不當，不得民心，因而導致社會不穩。與其他嘲笑辱罵式用語一樣，沒有太明確的定義，只是一種含糊的表述，聯想空間無限。 　　而所謂維穩騷，是貶稱政府利用廉價音樂會來達致阻止反政府活動出現。但標題同時出現「搶客」，還說：「令 5.1 遊行冷清」，則是自打嘴巴，自相矛盾了。因為如果政府不得民心，所謂的「維穩騷」也理應自然不受歡迎。再者，既然說政府要去搶客，即是說不搶便沒有客，而標題中的所謂「客」，其實是指會上街的示威者。有必要上街示威的人士，應是心中有怨氣要表達，如果因為一場表演便可以放棄上街，則說明上街的衝動本來就不是那麼強烈。如果遊行真的冷清，也不能怪政府的音樂會，只不過是原來就沒有必上街的理由。 　　而最最重要的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就是選擇，市民有權選擇去音樂會或上街。指責音樂會搶客，是否定民主選擇權，彷彿上街才是正當的選擇，其餘選擇都是旁門左道。這樣的思維本質就是反民主，而竟然出於自稱民主傳媒的報紙，不是極諷刺嗎？

　　日本首相安位在白宮享受完高規格款待後，今日將在灣區繼續行程，灣區亞裔對安倍來訪沒有奧巴馬那般的興奮。昨日已有數百名灣區亞裔到日本駐三藩市領事館抗議。所謂冤家路窄，灣區華人應該安倍知道日軍當年的滔天罪行，我們並沒有忘記，也不敢忘記。 　　美國總統奧巴馬因為要拉日本抗衡中國，自然縱容安倍歪曲歷史，並且支持日本不斷擴軍。白宮這套愚不可及的反中策略，最終受累的只會是美國自己。今天的中國再也不怕日本的挑釁，也不會因為安倍有美國撐腰便退讓。 　　也許有人會認為戰爭已經過去七十年了，中國人為何還是對日本不依不饒呢？在一些美國政客眼中，日本是在替美國對付中國，是很聽話的棋子。相反中國的崛起，處處與美國競爭，所以親日是理所當然的。 　　而事實上並不是中國人不寬恕日本，而是日本從來就沒有徹底的悔改。七十年來，在日本政壇上總是有一批人拒絕承認戰爭錯誤，而安倍正是他們代表。所謂得饒人處且饒人，但如果犯罪一方不接受犯罪事實，輕談饒恕如同是非不分。 對於一名無所不用其極地掩飾戰爭罪行的日本首相，灣區不歡迎他，至少有血性的華人絕不能歡迎他！

　　巴爾的摩街頭因為種裔＋警民雙重矛盾而發生暴力衝突，市長宣佈全城入夜實施戒嚴，並向州長要求派遣國民警衛軍進城協助維持治安。近年來全美各地多處發生警員與非裔疑犯的致命事故，引發一次又一次的街頭暴亂。從中我們又能反思到什麼呢？ 　　先不追究個案中的對與錯，從社會運作整體著手。警民或是官民發生重大矛盾是不能完全防止的，只是健全或民主的社會裡，這種矛盾應該有廣闊、有序和有效的方式去處理。不單是投訴有門，更是投訴得到有公信力的處理。從傑弗遜到巴爾的摩，一宗又一宗警民矛盾，演變成為全城暴動，連國民警衛軍也介入了。這便說明地方上並沒有正常處理這類矛盾的有效機制。 　　不過，以巴爾的摩為例，市長是非裔，又是民選的，為什麼非裔民眾仍然不能平靜地等待政府的調查報告呢？難道還不相信非裔的市長嗎？情況可能有兩種，一是這位非裔市長可能就只是膚色是非裔，施政上並沒有取得非裔社區的信任。第二種可能是市長自己說的，暴徒並不是追求公義的示威者，他們上街目的只在破壞。 　　在漂亮偉大的口號之下，不一定都是光明磊落的作為。所謂公義民憤很多時只是暴徒逞凶的借口。巴爾的摩如是，香港也如是。周末有暴民包圍香港旺角警署，破壞街道公物，拍打路過計程車，這些犯法行為都包裝在爭取民主的口號之下。與其說香港缺乏民主，不如先重視有效的管治，而有效管治必先重法治，特區政府再不能姑息養奸，警局被圍已不止一次，亦不應再有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