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奧巴馬在白宮會見了達賴喇嘛，中國外交部作出強烈抗議。但不論中國抗議的措辭如何強烈，又或中國媒體發出何等尖銳的批評，奧巴馬已經見了達賴，所謂生米煮成熟飯了，作用不大。嘴巴上的批評是白宮早已計算在內的，美國只會關注中國能有什麼「行動」。 　　美國政府很清楚會見達賴喇嘛於中國是什麼意義，過去幾任總統都曾經接見過達賴，對於這種明知故犯的動作，中美雙方鬥爭的是實力。美國自認是所謂自由世界的領袖，過去更加為達賴提供過搞獨立的軍火和資金，要美國總統拒絕見達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在討好中國與美國自身的面子與聲譽之間，明顯美國不會認為要受這委屈。 　　所以，如果中國真的希望能阻止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只能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達賴本身已經不具備被接見的價值；其次是見了達賴之後會對美國造成相當的經濟傷害。而這兩者之間又是很巧妙地與中國的國力掛鉤。美國之所以認為賴達有價值，是因為他具有分裂中國的一定影響力，至少可以構成對中國的威脅，為北京製造麻煩，屬於很好運用的政治資本。只有中國解決了西藏穩定的問題，達賴於美國價值才會大幅貶值。 　　在此之前，如果中國有能力因為會見達賴問題而對美國作出經濟制裁，相信美國政客背後的金主而然會提醒白宮該怎麼做。不過，要經濟制裁美國，恐也不是今時此刻能辦到的，還看他朝吧。

　　香港一些團體日前發起遊行反對「自由行」，並且向可能是來自內地的遊客高聲叫罵，導致有的店鋪要臨時關門以防不測。據稱去年內地到港旅客高達五千四百三十萬人次，如此龐大的旅客量，對香港的一些基本設施，甚至商品供應造成壓力，是客觀的事實。對於任何社會狀況或政府政策，民眾都有權以遊行形式表達意見，更何況自由行利與弊兼有，社會出現爭議也是必然的。就算發動這次示威遊行的團體只屬於小眾，始終是代表了一種聲音。 　　所以，非議自由行的示威行為本身無可厚非，唯一問題是組織者帶著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旗幟遊行。自由行應如何安排？是否有必要取消或設限？諸如此類問題屬特區政府施政權責範疇；一旦拿出殖民地旗幟，即是不承認特區政府法理地位，事件亦因此完全改變了性質，觸碰了大是大非的底線。 　　何謂「大是大非」？國家認同是大是大非，香港是中國故有領土，是因為鴉片戰爭而遭英國暴力佔侵的。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中國，每一吋土地都是屬於中國的，特區政府是代表中央政府具體管治香港事務。議論特區政府可以，自由行實施過程應否檢討？屬是小非；高舉殖民地旗，否定特區政府，是大非。示威者既然不承認特區政府，政府也不必回應他們所謂的「訴求」。 　　選擇做殖民地奴才可以是個人的自由，但這也應等同了他們已選擇放棄干涉香港事務的權利，因為香港已經不再是殖民地了。

　　「普世價值」與文化大革命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文革中的一些口號，卻成為了普世價值信徒堅定不移的信念，就如「造反有理」。只要慢下來看看，很容易發現一些所謂自由世界的政治語言，充滿著嚴重的自相矛盾，但經過政治操作和包裝後，又彷彿一切都變得那麼合情合理了。 　　所謂普世價值其中一個重要概念是平等，有了平等才能談得上自由。按此邏輯，支持普世價值的人們和政客，都必應不惜一切先維護所有人的平等權利。而現實卻不是這樣，這些普世信徒一點都不普世，並不熱衷維護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只會依據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立場思考問題，黨同伐異。經西方宣傳概念洗腦下，人們逐漸也接受了；可以不必深入了解事實，不必獨立分析，什麼複雜的國際形勢或事件都可以極度簡化為：普世與非普世。於是一些不能經受邏輯考驗的概念也竟然能大行其道，如「凡是反政府的都應支持」、「凡學生都是正義可愛的」。 　　因此，在一些被西方判斷為「邪惡」的政權，上街反政府的人群必然都會被形容為義士，不論他們做些什麼殘暴的行為，如敘利亞的反政府軍。又如香港那些經常公開侮辱警察和官員的學生或老師，就算他們藉講大話來誣陷官員或校長，總會被一些「普世」媒體或政客奉為偶像。 　　所謂「普世價值」已成為某些人施展政治強權的工具，在普世價值的背後只不過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論是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親手栽種的普世價值，抑或是透過幕後支持的種顏色革命，無處不是在展現唯我獨尊，而不是平等共生。

　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最近因簡體字試卷鬧出風波，校方更因事件而公開道歉。事件起因是物理系招收博士生的筆試試卷部份使用了簡體字，三名考生因而抗議，指看不明白簡體字，要求翻譯或以英文作考。此事在網上流傳，有的更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筆者自幼愛好中國文學，在大學唸的是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回想起自身對繁簡字的感知，正好反映一段人生路。 　　筆者小時在一所國民黨背景的小學就讀，校內掛有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總統的巨型畫像。上課使用的當然是繁體字，更學習國語注音，課堂內外一直被灌輸中華民國才是中華文化的正宗。於是，每次陪家母回廣州探親，滿眼看到簡體字，總會暗自嘲笑這些古怪字，如「偉大領袖毛澤東」，我便會故意的問親戚什麼是「佛大的領袖」？對簡體字可說是完全 抗 拒的，覺得它不但不正宗，並且在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到了高中時期和大學時期，雖然逐漸脫離極右派的思維，但對中國使用簡體字仍然覺得只是政治的使然，可能有某一天會「撥簡反正」。 　　 後來，在大學裡跟隨一位專門研究古文字的教授做助理，天天到圖書館影印一頁又一頁，全都是極難看懂的甲骨文和鐘鼎文。在文字學課裡，第一道功課便是把老師分派的一個單字，整理出由甲骨至現代楷書的不同寫法，然後分析不同時期的字義。這令我深刻的體會到，所謂堅持中文必須只能有一種寫法，其實是多麼幼稚的想法，因為中文本來就是活文字。如果要講正宗，難道人們都要改學甲骨金文嗎？ 　　考博士班的學生，文化和政治意識如此歪謬，只能說學有專精，也許物理才是他們唯一懂得的吧。　

　　美國總統奧巴馬四月將到亞洲四國訪問，行程包括南韓、日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有南韓媒體指奧巴馬此行不到中國，是白宮有意對中國發出警告，以示不滿中國設置防空識別區。而路透社的報道也有類似的講法，指出奧巴馬不去中國是要向亞洲其他國家顯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決心。這些分析縱使可以某程度上自圓其說，卻有著共通的盲點，沒有站在中國的視角來看中美關係。 　　元首互訪是表示國際友誼的重要方式之一，具體落實到個別訪問的含金量和意義則不能一概而論。奧巴馬到日本和菲律賓，日菲兩國政客自然如妃子得聞皇上駕臨般，既驚又喜。無他，國家地位不平等，一個要狐假虎威，一個則要擺眾星來朝的架子。就算奧巴馬真的有點想借不入中國之門來顯威風，極其量也只不過是暴露了再一次對中國的錯判。 　　美國國務卿克里此刻正在北京訪問，獲習近平親自接見，而中國官方重申中國願意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而克里也表示認同。不過，情況就有點似九二共識，換了不是一中各表，而是「大國各表」。何謂新型大國關係？於美國而言，大國只能是自己，並且美國一直賦予自己領導全世界的權利和義務。美國沒有否定中國是大國，但只是有形的「大」；即是人口多、國土廣、經濟總量大之類；絕不是與美國等同具有領導地位的「大國」。 　　中國則不一樣，習近平再次提醒克里中國的國際外交信念不變，即是國際間國無分大小，一律平等，潛台詞是中國不接受美國領導。而在此意義下研判思考，中國不需要從奧巴馬處取暖，中國領導人明確知道國家要走的道路，也深知中美複雜的相互利害關係。正如好些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已經走上新型大國關係的路上，只是等待美國何時才能覺悟及自覺地跟上來。

         唯一代表香港出戰俄羅斯索契冬奧的短道速滑選手呂品韜賽敗後大發勞騷，控訴港協暨奧委會高層霸佔代表團名額，令軍醫無法同行治療舊患而影響表現，港協高層也對他漠不關心，在他出現傷痛之時身邊連鎮痛帶也沒有，要向中國隊借云云。 　　港奧委會回應是因為香港只得一名運動員及參賽資格，主辦方只容許一名隨團人員，而呂及其教練出發前也沒有提出要求隊醫。對於所謂漠不關心，團長表示已經盡力支援替呂找醫院治療，反暗諷可能有運動員因賽果不理想而找借口。 　　看到這樣你來我往的針鋒相對，筆者作為香港人也感到羞愧。不禁要問， 1993 年出生的九十後，究竟是如何成長的呢？專業的運動員其實應該也是一名鬥士，必須具備鬥士的精神。有誰比運動員自己更明白身體的傷患需要？教練及自己完全不懂按摩嗎？輸賽事大概是意料中的，問題是輸了，就用出現狀況為由，先去怪罪港奧委會及他人，此舉表現的又是哪一種精神？ 　　昨日在網上看到大學時期二胡老師的訪問，剛巧與呂品韜形成鮮明的對比。筆者在大學跟隨黃安源老師學習二胡三年，先必須坦白承認有辱師門，二胡沒有學好，但老師的為人作派，讓學生受益不淺。 　　黃老師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於七十年代決定移民香港，在當年雖然是專業演奏家，但老師卻從沒有屬於自己的胡琴。移民前，老師賣了太太的進口舊單車，換回了人生第一把屬於自己的二胡，並帶著它來到香港。不久，他就憑著這把琴考進了香港中港團，後來更成為團長和蜚聲國際的演奏家。 　　訪問中黃老師還說，年青學琴時還要邊做農活，為保護好手指，他選擇了別人厭惡的挑糞工作，因為可以多用肩膀，少用手指。與比賽失利後便投訴沒有受到好照顧的呂品韜，只能說呂是少爺兵，不是鬥士。 　　

　　東段海灣新大橋問題多多，抱著同情心可以說這是「好事多磨」，更貼切應是「紕漏百出」。由倡議至設計，以至招標和興建，這段短短兩英哩多一點的新橋用了廿逾年時間，工程費用翻了幾番。其間的各種政治爭拗可以美稱之為民主的代價，但到了工程階段，至今所曝露出來的錯誤都是沒法想像的，也不能接受的。 　　先別因為大橋鋼材是中國製造，所以問題便必然是「中國製造」之過。最初被揭露的螺栓斷裂隱患，螺栓是由俄亥俄州一工廠製造的；最近傳出橋版焊接有裂縫，「問題」橋版是中國上海製造的；及至近日天雨，暴露了新橋有滲漏情況，當局初步估計是橋面燈柱安裝出現問題，那些工人可以暫且算是本地的。就算當中有些是外來技工，那些到中國邊慶祝驗收，邊豪華派對的官員，便可以肯定都是加州的了。 　　在風平浪靜海灣內建兩英哩長橋，至今竟然耗資達六十四億美元，由於種種工程問題的出現，後續維修費用需要多少還未清楚，加上舊橋拆卸又延期，拆橋開支也將增大。加州運輸局官員一再打保票說大橋安全，彷彿只要大橋不倒，一切便都不是問題。大橋連串事故令人最驚訝的不光是超支和所耗費的時間，而是為什麼在新科技領先世界的加州，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不惜工本之下，仍只能建出如此一條紕漏百出的橋。 　　政府官員可以找到一百個理由，或甚至根本不承認有問題。事實擺在眼前，橋就是出了問題，而問題根源只出自一個地方──人。沒錯，是人出了問題，還是監管大橋建設的每一名加州大大小小官員。連沒有高難度技術挑戰的小橋也沒法建好，百姓還能指望他們什麼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