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文化大革命」是否會如溫家寶所警告的重來呢？文革本質是政府高層領導權力鬥爭，如果中共高層沒有發生激烈權力鬥爭，則文革便不可能出現，那怕就是一個縮水版。反之，因為文革只能由擁有至高公權力的個人發動，如果今天中國政府高層某些人自覺受威脅而動了心要消滅政敵，因而調動文革手段是有可能的。 　　不過，單純以莫須有罪名將政敵「就地正法」，只可以說是獨裁專制，並不是文革。文革的特質是借群眾「殺」政敵，發動者憑藉手上的公權力，煽動群眾鬥爭政敵，從而形成一種壓制任何異見聲音的社會大氣壓。「排斥異己」可能是一般上位者難以完全壓抑的慾念，當有此動機的政客在思維上又未去文革化，便很容易採取自己最熟識的文革招數了。也許會一廂情願地相信在今時今日，仍能靠個人權威指揮百姓接受單一的政治口號，掩飾自私權鬥的真象。 　　 315 事件引起中外極大的震動，並不單純是一位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下台了，而是讓世人驚訝粗暴的權力鬥爭竟然如此赤裸裸地曝露了。越來越多歐美學者在研究所謂「中國模式」，好奇為什麼一個不行西式民主的人口大國，竟然能夠成功崛起之際，中國卻似乎在告訴人們它的政治思維仍是十分原始的，並且很文革。　　 　　中國有句俗語：「媳婦熬成婆」。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一些人，表面上是厭棄文革，轉而擁抱西式的民主思想；但諷刺地，他們爭取實現政見的方式卻極為封建和文革。如胡溫的政治支持者，自由派政治理論大師，鼓吹以普世價值作為中國政治改革所依的辛子陵，在王立軍事件後，薄下台前，就當時的局勢發表評論說：「最根本的是不能軟，不能存息事寧人、討好各方的心思。要拿出中央的身份來，拿出軍委主席的身份來，拿出三軍總司令的威嚴來。先讓犯上作亂者心怯認錯，讓外國政府覺得中國政府是有權威的，靠得住的。」 　　在談到傳聞重慶市長黃奇帆帶警察到成都搶王立軍，辛說：「如果犯了殺頭的罪，那就要借黃奇帆的項上人頭，以鎮天下，而儆效尤。讓亂臣賊子知所畏懼。治亂世要用重典。要把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權威樹起來。」 　　作為胡溫政改的推手，言必民主，並奉歐美政制為楷模的自由派，面對政見的和平競爭，並不是先想到民主協商，翻過面來就是威權打壓，還要借人頭鎮天下！請問民主政治裡有「犯上作亂、亂臣賊子」概念的嗎？中國出現不同政治思想的競爭，不就是民主的必然嗎？最荒謬者是，中國如何處理政見分歧，取悅外國政府竟然是其中...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转自： http://www.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3302 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06.html 我们是一群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的 普通共产党员 ，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 。重庆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同大多数群众一样 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解、困惑和问题。 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就重庆事件引发的我们的一些疑惑和不解问题特向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请教。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 因为大家知道，西柏坡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后一个党中央所在地。不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最终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而且在这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告诫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糖衣炮弹。并提出著名的 “ 两个务必 ” 思想。 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主席一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党中央领导到西柏坡去，实际上是告诉全党，新的党中央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要真正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正是这次西柏坡之行，一下子提高了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 2003 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和阐发 “ 以人为本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由此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 温家宝总理在 十六大后 的多次讲话中，针对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片面的 “ 效率公平观 ” ，特别强调 “ 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 ” 。这一思想也受到思想理论界的肯定。 那时候，党中央的威信非常之高 ，希望党中央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以往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新的三座大山等许多社会问题。 党的十七大又深入阐发了 “ 以人为本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特别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

　　「文革」的產生是源於政府權力核心的內部權力鬥爭，雖然參與者很多都是平民群眾，但基本上完全是一場由上而下發動和主導的政治恐怖活動。在「文革」中，全國百姓被要求停止個人思考，只向一個人效忠，只能有一種思想、一種立場。那十年，是口號替代了理性的年代；雖然政治口號琅琅上口，但普通人心底裡卻最想遠離政治，因為無原無故飛來的政治罪名，可是會導致家破人亡的。「文革」的結果是公權力無限擴張，並且高度集中至極少數幾個人手上，而大多數百姓為求自保，選擇了沉默；少數堅持保持獨立人格的，都沒法逃過被折磨逼害的苦難。為政者一己的政治權力慾望，壓倒了億萬人的自由意志，這才是文革最可怖的地方。 　　 　　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正式宣告中止文革，轉而提出改革開放。其中，思想開放是過去卅餘年來改革的根本。可是，運動式的文革結束了，文革對整一代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都有著深深的影響。由於文革本質是一場政治鬥爭，於沒有涉及政治權力的絕大多數百姓，改革開放帶來的個人經濟改善和生活自由的進步，已足以讓他們走出文革，為自己及下一代重塑中國夢。文革已經不是他們的負擔，還可以成為一種消閒娛樂，到文革色彩的飯館聚舊聊天、唱著紅歌卡拉ｏｋ，走在紅色旅遊線上，花錢穿紅色年代裝束拍照留念。 　　在運動中受傷較深的知識份子、公職人員及其家屬們，相對可能沒有那麼容易走出來。滿腔的怨恨讓他們只能徹底否定文革，甚至否定現政權。倡導西式政制，實施民主政治的自由派中，好些便是這一類「文革人」。不過，他們卻又是最擺脫不了文革思維的一群。 　　紐西蘭時評人文揚一針見血地說道：「文革遠沒有過去，角鬥場的大門隨時可以重新打開。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第一批衝回到文革角鬥場的人，並不一定是懷念文革的所謂左派，反而會是那些多年來一直在痛罵文革、痛罵毛澤東、痛罵中國政府的所謂自由派。道理很簡單，文革其實主要不是政治立場觀點的問題，更多的是病態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展開政治活動的行為方式問題。而這些“文革病”，在這個陣營中保留得極為完整，表現得極為突出。」　　（待續）

　　因為社會大環境及人均素質的轉變，昔日樣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國重現。不過，這並不等於文革的思維和權力鬥爭方式已在中國社會完全消失。 　　什麼是「文革思維」？簡單說就是為了達到打倒政敵目的，可以憑藉某種被視為至高無尚的權威，不經提證或司法程序，直接宣判政敵罪名（扣帽子）並進行懲處。「文革式」權力鬥爭手法極之簡單，一點都不複雜，不必任何精心設計的陰謀，只要使出獨裁專制權威，點名誰有罪，誰便有罪了。當然，並不是誰都可以純靠扣帽子便可以消滅政敵，關鍵還是權力。沒有實權或權勢不如人的一方，說什麼都不管用。 　　如果以「莫須有」方法清除異己只限於高層權鬥，對百姓的影響可能還是有限度的。可是，毛澤東卻採用了全民運動方式，打擊目標並不限於特定政敵，而是要利用盲目崇拜他的青少年，在全國製造白色甚至血色恐怖，徹底壓制住任何異見，強逼全中國只能有他一人的聲音。對毛個人而言，這是一種十分有效率的政治手段，但對中國社會的遺害極深。全國沒有一個角落可以倖免，誤導人們以為打倒對手不必靠公平競爭，更不必經公正司法程序，只看誰夠勢力，便可以狠狠地杜撰罪名。 　　今天在網絡上的好些所謂政論，都不是理性的辯駁，更多是空洞的罪名一大堆，帽子亂飛，對辯明事理毫無幫助。猶幸這些民間或知識界的爭拗雖然不脫文革式的粗暴手法，但由於都是一班沒有公權力的平民，最嚴重的後果也不過是受語言暴力所傷而已。在網絡世界，誰也別想打敗誰。要達到如文革般將全國聲音都統一到同一調子上，沒有相當公權力是不行的。 　　所以，民間政論團體不論是偏左或是偏右，都沒有發動文革的能力或可能。至於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便要比拚誰的力量大。但就算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優勢，因為社會開放程度和民智的進步，在上者試圖複製當年壓倒異見的效果幾乎沒有可能，頂多只能製造出類近文革的氣氛。儘管如此，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沒有與時俱進的政客，仍然以文革思維方式，自以為一言堂時代沒有過去。在不同層級的領導裡，確是普遍存在這種幻覺，妄想借公家宣傳機器，便可以「我說什麼便算什麼」，結果反而是導致官民矛盾日深，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中國要實現有價值的真民主，便先要摒棄文革思維，不靠權勢暴力壓倒對方，而是藉理性爭論，民主表決，依法尋求大眾認可的共識。很可惜， 315 事件所呈現的卻並不如是。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一段極其傷痛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史無前例的一場暴烈政治運動，它的形成有極特殊的歷史和人為因素。倘若文革要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再度爆發，那種基本元素必須同時俱備。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具有最高的軍政實權，以及近乎神格化的個人權威和魅力。軍政大權是毛澤東從革命生涯中累積而來的，至於個人權威和領袖魅力則有幾分玄妙，這並不是某一個人自信心爆滿地說有便有的。除了自身的能力性格外，還必須要有願意臣服的受眾。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形成，離不開由黨的推動。經過長期的個人崇拜運動，毛主席在全國百姓中的地位獨一無二。就算是非「信徒」們，因為巨大的群眾壓力，也完全沒有表達異見的可能。 　　這種全國性的個人崇拜運動之所以能成功，必須條件是公權力的介入，說洗腦也好，教育也好，總而言之是由上而下令百姓相信毛就是那位不可以替代的最高領袖。此外，當其時對毛的崇拜不純是政府的高壓，不少人也是真心的信服了。有說當時「民智未開」，這說法好像欠缺尊重，但也是客觀事實。經歷了近百年的戰亂，中國社會自清末列強入侵以來便沒有休養生息，好好推動全民教育的機會。國民思想較單純，又嚴重缺乏外間資訊等因素，讓人們普遍更容易接受政府的宣傳教育。 　　以上這些都是文革出現的客觀條件，但也不是說有此兩種因素便自然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出現，是因為毛澤東使用了他的權力與威望，挑起群眾暴力鬥爭，強制全中國只能服從他一人的政治主張，消滅所有反對或質疑聲音，最終維護了其絕對領導地位。 　　所以，如果有人說有文革復辟的危機，則必須要問今天的中國有另一個如毛澤東的人物嗎？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十三億中國人，會如六七十年代一樣盲從威權人物，或者也會如以往一般沉默不敢作聲嗎？答案十分明顯，這兩種元素都不存在了。所以，有形的文革不可能出現，就算是經常公開嚴辭指責所謂「極左派思想」的自由派理論大師辛子陵，也不止一次的說沒可能複製文革。但有形的文革搞不成，不等於「文革式」的思維和作風一去不返，也許是因為文革海嘯般的震撼力，中國好些人仍然未完成去「文革化」過程，思想和行為模式有濃濃的文革味。　（待續）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會上提及「文革」，猶如投下一枚震撼彈，頓時引起全球矚目。中國人對於「文革」，就算是未曾親身經歷，也必然有所耳聞，但到底何謂「文革」？當溫總說「文革」可能重現時，指的又是什麼呢？ 　　經溫總這麼一提起，朋友們之間見面聊天總會談到以上兩個大問號。於一九六六年正式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政治背景在此便不贅述了，簡略是毛澤東因為推行經濟政策失敗，黨內支持改由劉少奇主導經濟建設。毛澤東深感其地位與權威受到威脅，更不認同劉少奇以建設經濟作為國家發展基本策略。由於劉少奇新政初見成效，在黨內高層有一定支持，毛澤東於是便借發動以學生為主力的全民政治運動，藉暴力手段剷除異己。所以，「文革」既是一場個人權力鬥爭，亦是黨內路線分歧鬥爭。 　　不論國籍或文化，政治人物之間或政治團體內部有不同意見本是自然規律，至於如何處理分歧，大致只有兩種手段。一是以暴力手段，直至一方被消滅或壓倒為止；另一是透過某種和平民主 協 商機制，尋求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共識」。人類歷史中最常見是前者，其結果是戰爭、政變、政治謀殺……等等。雅典和羅馬的議會制度被視為西方民主的鼻祖，發展至當代的歐美民主制度，暴力干預民主協商的情況便一直沒有停止過。美國學者雖然歌頌西式民主政制為人類最完美的制度，但美國卻不斷使用暴力在別的國家強行移植「民主」，諷刺得很。 　　至於中華民族，雖然沒有等同西方「民主」概念的政治術語，但處理分歧的手法同樣是協商與暴力並用。除傳說中堯舜禹經協商移交管治權外，中國改朝換代都必經暴力，同一皇朝中的王位繼承也時涉暴力。不過，與此同時，治國卻有卿相六部，國家事務採用的是君臣共議制度。雖是君尊臣卑，但臣子可以道德責任要求皇帝自律，不論是唐太宗或萬歷皇帝，也沒法時常心想事成。所以，上下三千年的中國政治並不完全是獨裁專制；而擁有權力者試圖用暴力壓制異見，卻是中外皆然。 　　話說回來，「文革」就是暴力政治，牽涉層面不單是權力鬥爭圈中的政治人物，還把全民都捲了進去。毛以個人獨有的權力和威望，強制全國只能跟隨他一人的政治主張。可是，以眼下的中國社會與政治環境，文革真的會重現嗎？那便要從「形」與「神」兩方面分析了。　　（待續）

　　 315 事件的震撼過後，挑起了社會大眾對中國政治更深層的思考。不論採取何種立場，激盪起這場反思都有利於中國繼續往前發展，但前提是這種源自民間的思考先不會被官方扼殺。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年後，因經濟利益和政商利益分配不均，社會矛盾不斷擴大，成為執政者頭號難題。十年前，當胡錦濤還只是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時曾到三藩市訪問，據一位有機會與他坐下來交談的人士轉述，胡當時表示中國貧富不均是他最擔心的。溫家寶總理近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不但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轉眼間十年過去了，問題依然存在，中央政府的維穩開支卻逐年擴大。由高度受關注的房價、到公路收費，甚至豬肉價格，無不衝擊著小市民的現實生活。 　　在蛋糕問題上，溫總理也多次提到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住經濟成果，意思是蛋糕分不好，與現行政治體制有直接關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只是改革都是針對特定的政府機構運作（如大部制改革），一般老百姓較不容易感受其變化。 　　可今年不一樣，溫總將政改與文革掛勾了，立即引起中外媒體熱炒。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對現代中國造成沒法彌補的傷害，談起文革，定必觸動每一名中國人的敏感神經，特別是由國家領導人如此高調的提出。溫總先是警告倘若不進行政治改革則文革可能重演，然後又將重慶書記薄熙來與文革相提並論。與此同時，溫總一再肯定推動基層選舉，更有個別外媒傳說溫曾提出平反六四。不出兩三天的功夫，溫總便成為了媒體上的中國民主希望之星。 　　中國社會內部矛盾有激化趨勢，政府必須對應百姓需求而改革是大方向。但為何忽然跳出「文革」？中國已經去文革化了嗎？選舉與分蛋糕、文革與民主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