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名句，而最先從中富起來的一群人中，包括了不少香港人。可以說，香港人是中國後文革時期新政的直接受益者。不過，這並沒有令九七回歸變得更容易，反而在好些港人心中形成障礙。 　　作為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對外窗口，香港佔盡了地利與人和。相對於內地，這種因經濟地位懸殊而得來的優越感，讓一些香港人養成了瞧不起內地人和社會的習慣。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小商人在內地成為了大企業家，普通遊客彷彿也成了大豪客。可是，與此同時，香港人卻面對回歸問題，自認為是更富裕和進步的香港人，忽然間要接受中國政府的管治，就算是有一國兩制的保證，部份港人對於「一國」仍是十分抗拒。這類港人心理上需要一種有別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因此，即將喪失殖民地公民身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接受的無奈，從而心生怨恨。 　　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心理狀態。一方面香港享受在內地的「尊貴」地位，也不放過搭上改革開放的順風車的機會，卻又沒法接受自己與內地人同成為中國公民的事實。爭取居英權失敗，讓不願接受回歸的港人出現了身分認同問題。沒有了英國護照，退而求其次便是強化「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以「本土化」為名從新塑造一種身分認同。這就是為什麼象徵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皇后碼頭不許拆，天星碼頭也要保留，包括殖民地時期監獄的一大堆所謂古跡保育個案紛紛湧現。而「六四事件」便成為拒絕中國的最佳理據，讓這部份港人彷彿可以站在至高無尚的道德高地俯視中國，「不做中國人」變得何其合理，甚至有幾分神聖。每年悼念六四也因此總是情緒的宣洩，少有理性的史料分析或多角度評論。因為，於部分參加者而言，他們不需要六四的真相，所求的只是一種認同和慰藉，一種繼續抗拒認同中國的道德理據。 （待續）

　　香港人在中英談判前後徬徨焦慮，前景的不明朗轉化為一種心理排斥和失落感。不想變是最自然的反應，回歸變得多少是一種無可奈，而六四事件的發生更強化了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這種排斥和無奈感直接導致了移民潮，直至九七回歸，在政治上持觀望態度的港人應仍佔多數，比熱切歡迎回歸的要多。所以，如果不直面從殖民地回歸這一關鍵過程，是沒法正確和全面理解港人對內地的心理轉變。 　　雖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國政府，但八十年代除了中英談判外，還有一種因素在影響著香港人對內地的態度，把中港兩地拉得更近。提出以「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時也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復出執政的鄧小平和中共元老葉劍英均明白中國必須改革，用鄧小平的話說：「中國再不能窮下去了」。「改革開放」是方向，但具體如何讓中國經濟發展起來，鄧葉選擇以靠近香港的深圳作為試點，廣邀請香港商人出謀獻策和直接投資。 　　自此，港人和內地的關係，從民間親屬的往來，增多了發展迅速的商業元素。最初到內地投資的大老闆不是很多，反而是在香港基礎不是太好的小商人更願意去闖一闖。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在內地當上老闆或港資企業的高管，香港經驗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內地獨領風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以至影視娛樂，如潮水般衝擊著內地。 　　香港就是先進的代名詞，就是時尚的指標。過去香港人只為內地的親友提供一點生活物資的幫忙，改革開放後港式文化便成為一股澎湃的潮流，受著內地的民眾的崇拜，香港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成就感。過去兩地百姓患難與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是一種尊卑之別。　（代續）

　　一名駐紮在阿富汗坎大哈省的美軍周日清晨潛離軍營，跑到附近一村莊對睡夢中的平民進行大屠殺，十六名平民遇害，其中九名是兒童。繼焚燒可蘭經事件後又發生如此嚴重的暴行，白宮的道歉恐難足以平息當地民憤。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初步反應顯得頗為克制，使用了一般罪案的措詞（ shooting 槍擊）來報道本質上屬大屠殺的事件，評論多把焦點放在仍在討價還價階段的美阿兩國合協議，猜測事件對美國繼續留駐阿富汗的可能影響，美國則已表明任何事件都不會阻礙美阿的「合作」。 　　北約發言人稱此次事件為是個別軍人行為，也有報道引述未經實證消息指行凶的美軍有情緒和精神問題。戰場的特殊環境足以導致正常人精神崩潰，開槍殺人者當然應接受審訊，但追究戰爭罪行斷不能止於此。 　　美國於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揮軍入侵阿富汗，當時的理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拒絕交出被指為九一一元凶的拉登及庇護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權雖然瞬即被摧毀，但美軍一直留駐阿富汗至今，歷經布殊和奧巴馬兩任三屆總統，是美軍歷來維時最長的軍事行動。布殊當年部署三萬餘美軍在阿富汗，聲稱主要目的是尋找拉登及追剿基地組織殘餘勢力。美國是九一一的受害國，打著反恐名義也算是出師有名。可是，在布殊八年任內，國際恐佈活動並沒有受到實質的遏止，基地組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依然猖獗。美軍在別人的國土上暴力反恐的功效成疑，由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新政府也越來越難向國民解釋，為何接受美軍在國境內不受約束的軍事行動。 　　於二零零九年剛上任便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調整了阿富汗戰略，認為美軍過去在阿富汗的兵力不足，是導致拉登在逃和塔利班死灰復燃的主因。於是，奧巴馬大幅增加駐阿美軍，由布殊年代的三萬五千名，激增至超過十萬名。擴大軍事行動的直接結果是美軍和阿平民傷亡數字急升。布殊八年於阿富汗陣亡的美軍共一千零四十九人，奧巴馬上任後的三年內，總計陣亡美軍便有一千七百九十八人。 　　為了追殺拉登，美國人似乎對於這位和平獎總統動武有極大的容忍。年前拉登在巴基斯坦遭美軍槍殺，更令奧巴馬民望飈升，增兵阿富汗也被評為成功的策略。可是，別忘記拉登未被誅滅之前，奧巴馬已經作出從阿富汗撤軍的承諾，並且開始與班利塔武裝分子談判，彷彿拉登與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沒有必然關係似的。 　　按白宮公布的撤軍計劃，奧巴馬說在二零一四年前美軍將結束在阿富汗的「戰鬥任務」，改為「支援任務」。一萬名美軍於去年底已撤...

　　自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面對政權更替，老百姓對可能發生的變化感到憂慮是很自然的。當時的中國才開始改革開放，人們對中國的印象還未能完全走出文革陰影，「回歸」二字難免助長了「拒中」情緒。在關鍵的心理和信心危機關鍵時刻，中國政府除了一再口頭承諾五十年不變外，並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也沒有任何往績可作依據。另一邊廂，英國政府喪失治權在即，更沒有任何誘因使其會為香港順利過渡提供任何正面幫助。相反，英政府在回歸前的好些舉措，均有意無意地刺激著港人的不安和抗中心理。 　　英政府於 1981 年推出新國籍法，自 1983 起，香港人便喪失了原有的英國國籍，身份轉為沒有居英權的英國屬土公民。本來就受到「回歸」問題困擾的港人，忽然間連手上的英國護照也變質了，那種被遺棄的感覺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和徬徨可想而知。港人甚是安穩平靜的生活驟起波瀾，英國國籍沒有了；向來不被鼓勵關心政治，忽然區議會立法局等選舉撲面而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回歸」。 　　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進入休養生息期，五十六年代的香港雖然一點都不富裕，貪污和官商勾結盛行，但來自國內的大批商人和精英移民，結合英國以香港作為遠東貿易的據點策略，香港社會得以穩步發展。相對中國內地，戰後完全沒有休息期，為了抗衡美國軍事威脅，還沒來得及休整的解放軍便被北調到鮮朝，展開慘烈的抗美援戰爭，導致西方國家對中國長期的經濟封鎖。外患之外還有內憂，相繼而來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中國經濟發展幾陷於停頓狀況。八十年代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大陸優勝，著眼於經濟生活遠甚於政治的港人，完全看不到在生活品質層面上有任何回歸的必要。所以，當大陸曉以大義說「回歸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之時，沒多少港人能聽得進去；百餘年來在香港實施殖民地統治的英國，過去要求港人效忠英國皇室，只管阻止難民湧英，那管得回歸對港人的心理衝擊。港人因 97 回歸而累積的心理壓力終於 1989 年藉六四事件而爆發。 　　港英政府於六十年代施鐵腕打擊香港的左派團體，以武力阻嚇港人「過度」關心內地政治，內地關係是應聘一些公務員職位的必然背景調查。八九年情況很不一樣，自北京學運爆發，香港便出現了為學運提供物質支援的組織，企圖讓北京學運可作持久戰。過去被引導要「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的香港大學生們，變成了北京學運的後援。連月的學運令北京政權大有風雨飄搖之態，而香港北上支援的組織卻不斷壯大，筆者相識的一些...

　　英國政府邊與中國談判爭取繼續管治香港，邊為撤出這已經擁有達一百餘年的殖民地作出打算。 1984 年，在明顯知道沒法繼續統治香港後，英國便推出「代議政制」，聲稱要建立一個權力植根於香港的政權。這表面上披著「民主」大旗的新政，實質是爭取在 97 回歸前的十三年過渡期裡，由英國親自培植一股不親中的獨立政治勢力，左右未來香港的政治發展。 　　有人認為英國人在撤退前還政於香港市民，為香港民主打下了的「民主政制」的根基，是德政。此說法完全忽略了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港府的權力是來自英國國王，英王特派的總督一人擁有行政和立法全權。如果不是即將喪失治權，英國政府絕對不會搞立法會直選，也不會下放權力至議會。也可以說，在香港獨攬全權的英國，不希望中國能夠擁有同樣的權威。英國政府裝扮成香港人的守護天使，切合當時社會民眾的心理需求，實際上是在政治層面為中港兩地挖下一道鴻溝，於社會上，則進一步強化了港人的回歸恐懼感。代議政制的潛台詞是「回歸不是好事，港人必須設防」，這也是今天香港好些政客把「親中」、「愛國」定為貶義詞的來由。 　　也許當時中國領導人也很明白英國人要為撤離殖民地埋下地雷，但基於客觀因素，中方沒法阻止它的發生。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在摸著石頭正在過河的階段，讓香港順利成功回歸，保住香港的繁榮和國際經濟價值，是中國政府最大的，也很可能是唯一的目標。在此大前提下，中方的讓步底線可以設得十分之低。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回歸問題，表明為了消除香港人對回歸的憂慮，只要達到「一國」目的，中國政府可以接受不干預香港事務。 　　中國官員徹底低估了英國在香港急忙推出政黨政治的廣泛社會影響，並過度樂觀高估了「回歸祖國，民族統一」在港人中間的感召力量；以為只要在一國精神下，中港融合將是水到渠成之事，並沒有考慮到殖民統治下長期灌輸的無國家觀念。而正當英國積極將部份港人的分離意識加以政治制度化之時，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如一道專為港英政府而吹的東風。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部份港人對在港內地人士強烈反感，並不是來自物質資源上的競爭。六七十年代的那種與內地新移民共舟共濟的精神，在什麼時候開始逐漸變質的呢？ 1997 是一個關鍵的數字。 　　談 1997 ，先要說 1984 ；當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自該日開始，香港便正式進入回歸期。英國政府本來是以為趁著中國在後毛澤東時期來個先下手為強，於 1982 年主動向中國提出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想一次過把香港治權永久撈過來。英國政府不明白剛踏入改革開放的中國，雖然表現出向國際開放的強烈慾望，但對於國土完整的底線並沒有絲毫的鬆動。經過多論的中英談判，英國人用主權換治權不成功，最終於 1984 年接受徹底交還香港。 　　中國政府一直低估了回歸對香港市民帶來的心理衝擊。於北京而言，香港回歸等同中華民族屈辱一頁的終結，是值得整個民族歡慶的當然事情。但於香港的幾百萬市民來說，這意味著已經習慣了的殖民地生活式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而且還不知道將怎麼變。文革雖然結束，但都是記憶猶新之事，改革開放初期的傷痕文學，提醒著人們這段黑暗的日子。向來不問政治，只顧生活的香港人，無可避免地要去思考撲面而來的政治轉變。面對可能整個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轉變，港人心裡七上八落可想而知，對不明朗前景的憂慮也是必然的。中英談判甫開始，移民潮便已漸形成。直至聯合聲明拍板後，港人知道回歸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如何準備迎接回歸，港府並且在安撫民情方面做任何功夫；在港英政府的長期壓制下，香港民間也沒有任何政治團體可擔負起為社會準備回歸的工作。 　　反之，港英政府在知道沒法再掌握香港治權後，於簽署聯合聲明的前五個月 ，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同年11月21日 ，即簽署聯合聲明的前一個月不到，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正式在香港推動代議政策。港英政府當時指出，此政策目的是要建立「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市民負責」的政制。 　　北京以為回歸祖國是天下炎黃子孫的必然共識，相信只要承諾維持香港的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便足以消除港人的所有疑慮。但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卻著手在香港培植與中國劃清界線的新政治力量，鼓勵港人認同一個與中國沒有關係的本土政府。而基於「一國兩...

　　國內人口移居香港從來都沒有間斷過，較大規模的遷徙也有好幾次，分別是辛亥革命前後、日本侵華戰爭時期至香港淪陷為止、國共內戰時期及其後的難民潮、六十七十年代的偷渡潮等等。內地政局動盪和戰亂是前三波移民潮的主因，移民中包括內地達官貴人，文化知識分子和商人。至於七十年代的大批偷渡者，絕大多數是為了經濟原因，以普通勞工階層為主。 　　不同時期的國內移民對香港這彈丸之地都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企業家和富商成為了香港工商業的新生力量，急增的人口正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勞動力。香港文化藝術的根基，也是由這批早期國內移民打下基礎的。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同聚香江，出於地域文化差異與現實生活的競爭，矛盾或衝突是在所難免的，特別是在香港經濟仍是不堪發達的五六十年代。不過，就算當時香港普羅百姓的生活條件都不理想，卻沒有如今天的排外情緒。相反，社會鼓吹的是同舟共濟精神。如果有看過港產黑白粵語片的讀者，都會發現「守望相助」、「刻苦奮鬥」、「南北一家親」等等是當時電影的主旋律。直至七十年代港台製作的《獅子山下》仍沒有偏離這主調。 　　不單新舊移民在香港能融洽共處，對於相對生活更困苦的國內同胞親友，香港人都是全力的支援。羅湖橋兩岸是不同的政治制度，但中港兩地百姓同根生的感情極為強烈。筆者自懂事之後，不知多少次跟隨家人帶生活物資回鄉，經手包裹寄回鄉的糧油食品也不計其數，彷彿就是生活的一部份，是一種心甘情願的責任。母親勞累了一整天把東西擔回廣州，坐下來後沒有半句怨言，只有親人團聚的溫馨。 　　所以，現在一些港人高喊「忍夠了」，抗議香港太多內地人，其實是一種很值得研究的心理狀態。因為論內地人口移居香港的速度和數量，自八十年代開始便放緩，原因是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在推倒四人幫之後，如何制止中港邊界偷渡潮是北京的難題之一，但自葉劍英與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政策，吸納港商到廣東投資後，偷渡潮便自動的消失了。在原居地有良好就業機會，冒險偷渡到香港已經沒有意義了。所以，就算是回歸之後，香港人口的增長保持穩定，自 2001 以來，年度人口增長多不及 1% ，內地移民潮已一去不返。 　　那麼，為什麼一些香港人又會偏偏現在才感到內地移民的壓力呢？其中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之後，香港人接觸到很不一樣的大陸來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