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香港冇（沒有）前途」！ 　　這句話是出自一名香港八十後（Ａ君）的口中。昨日與Ａ君傾談了約四十分鐘，由日本地震談到香港、美國和中國。Ａ君的觀點和心態，徹底讓我震撼，可是因為交淺言深，還是按壓住內心的衝動，沒有太直白的當場表達自己看法。 　　我問Ａ君為什麼在美國唸完大學後不回香港，想不到他劈頭一句便說：「香港沒冇前途」。才廿歲出頭，剛離開校園，為何下如斯重話判定香港的「死刑」呢？他接著說：我們八十後在香港沒有發展機會，香港的經濟發展已經飽和。如今大學生又多，一個學士學位也沒有競爭力。能找到的工作都是工時長、薪金低一類。」原來他口中的「香港冇前途」，是因為他認為以自己的大學資歷只能找到工時長薪水低的工作，而這類工作於Ａ君而言是沒有前途的。 　　談到對中國的印象，最近一次到中國已經是八年的Ａ君很簡潔地說：「好恐怖！」 筆者：「怎麼講？」 Ａ君：「因為沒有言論自由，異見人士會被拉去坐牢。不明白為什麼不讓劉曉波去領和平獎？」 筆者：「你讀過劉曉波那些文章呢？」 Ａ君：「沒有，只聽過港台頭條新聞吳志森的評論。」 　　和Ａ君還聊了許多，在傾談間我不斷的暗問自己，這位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心中沒有配合其青春的陽光，對香港和中國充滿著浮淺和歪曲的觀念和印象，是誰造成的呢？他口中的香港於我既陌生又熟悉。陌生，因為它不是我看到的；熟悉，因為這正是好些香港政客及其傳媒塑造下的「變型香江」。 　　「工時長、薪水低」當然不是什麼好的差事，但於一名新畢業生，為什麼會成為他們逃離香港的理由。今天的香港，正是由無數「工時長、薪水低」的長輩建設起來的。什麼時候人們開始不再珍惜刻苦奮鬥？憑什麼可以說香港發展已經飽和？這種朗朗上口的負面悲觀意識，出自政客口中不為奇，但來自一位並未踏足社會的年青人，太過份了。 　　還有，出生於近百餘年來中國最太平興盛年代的年青人，竟然會以「恐怖」來形容中國。而Ａ君之所以有此感覺，只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而證據就是劉曉波。對劉曉波的認識，又是來自由特區政府以納稅人金錢營辦的香港電台。 　　研究中國近代發展的中外書籍可以用如山堆積來形容，讀懂中國，跟進當前國家的發展，功夫不可少。可悲是香港年青人卻以一個政府官辦的笑談節目來作為他們了解國家的視窗。 　　腦裡重複著與Ａ君對答，唏噓且揪心。

　　議論如果不依據事實，只依成見來借題發揮，與謾罵何異。在中國政協和香港特區政府屢居要職的吳康民先生，近日發了一篇讚美日本民族性和政府效率優越於中國的文章──《對比令人慚愧——日本大地震有感》，正犯了此毛病。 　　「讚賞」本身包含相當主觀性，並沒有絕對的是與非。所謂「曹操都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吳先生崇拜日本民族和政府，這絕對是他的個人自由。但其文章認為日本官民在此次應災的表現將「中國比了下去」，說法既脫離事實，理據也含混不清，只是一味盲目抹黑。時下流行一種歪風，就是以為凡事有理無理地抨擊中國政府或中華民族一番，便自以為等於「先進」和「超越」。吳這種自以為進步的倒退思想，便是其中的典型。 　　吳說：「日本人的守紀律，不爭先恐後，不蜂擁而上搶購或爭奪救濟物質，更顯出他們的民族素質之高」。日本人守公共秩序是無可否認的，也是一種值得表揚的公德心。但吳的行文在讚揚日本人之餘，卻暗指所有中國的災民都不守紀律，都蜂擁搶物資，這是事實嗎？ 　　更重要的是，吳把命題提到「民族性」這「高度」來對比日中兩國人民；可是哩，所用的標準，卻「低低地」降至僅以「守紀律、不爭先、不搶物資」等表象行為來進行操作；並從中得出日本民族優越於中華民族的結論。一個民族的品質就只見於排隊紀律嗎？軍隊這群體夠守紀律的了，那麼「軍隊」就是優秀的民族品質嗎？還要不要問「內裏」是正義之師，還是侵略之師？吳可能忘記或故意忽略了，日本民族這種紀律性不是今天才展現的，同一樣的民族性格於七八十年前，建設好一個井井有條的日本國後，便發兵瘋狂侵略亞洲鄰國，將中韓和東南亞的物資搜刮殆盡。這又展示了怎麼樣的一種民族性格本質呢？ 　　何謂「民族性格」？這是一項龐大和層次繁多的複雜議題，吳純以排隊來論民族性，其膚淺度令人聞之尷尬。再者，吳上述論述既犯了「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通病，也脫離了日本災區的實況。日本人也許很守規矩，不過，這次災區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人插隊，而是根本嚴重缺乏救濟物資。在零下嚴寒氣溫下，災區庇護所內沒有暖氣，食物、水、被褥和衛生用品一應俱缺。最應優先獲得照顧的病人，同樣沒有得到照料。某庇護站有超過廿名從受災醫院撤離的病人，因沒有藥物和醫療照顧，死於空洞的庇護所內。 　　在連災區的日本地方官員和災民都抱怨政府救災不力，日本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國際質疑之時，吳卻充耳不聞地說：「但是（中國汶川救災表現...

　　每逢重大天災，媒體報道焦點都會率先放在搶救遇險人員的動人故事。在日本此次三重災難中，卻甚少傳出救人故事，因為生與死之間是那麼明顯的一道鴻溝。據發自災區的新聞報道，災區附近醫院內重傷災民不多見，大多是輕傷。記者旁述分析這極可能是因為海嘯殺人速且猛，根本沒有重傷待援的機會。 　　災情雖然如此慘烈，但日本人情緒相對淡定，這尤其為西方記者所稱許。一些香港記者在地震後翌日到東京採訪，見東京人不慌不忙，大災在前，沒有自亂陣腳；因而大讚日本政府救災效率高。 　　不過，隨著來自不同媒體在災區傳回來的報道，便會發現災區救援工作進展其實並不順利。因地震、海嘯和核災，受災地區共開設了兩千多間庇護所，收容了約五十萬名災民。可是，災難發生五日後，這些庇護所仍處於缺糧缺水缺藥品，缺保暖和日常衛生物資狀態，連基本的通訊也沒法恢復。一些庇護所讓十二歲以下及長者先分配得食物，其餘人便不保證能飽肚；有的地方要七個人才分得一張被。一間庇護所的護士對記者說，氣溫寒冷又沒有暖氣，又沒有醫生，許多長者都沒有定期要服用的藥物。一名災民向記者說，自從接到政府人員要求他們撤離的通知後，便再沒有任何來自政府的消息，也沒有電視可看，與外間斷絕了消息。 　　從這些報道可見，日本政府面對這場自戰後最嚴重的災難，並沒有如個別媒體所稱讚般完美，許多因災情和天氣所造成的困難，一時間也沒法克服。一些媒體到了東京便認為災情受控，是過度天真。可是，那為什麼日本災民在如此困難的狀況下仍能安靜守規呢？這應是傳統文化價值發揮了作用。日本的文明受到中國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如果要論「自強不息」，相信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從此場災難中要學習的並不是日本政府的行政能力，而是作為個體的人民，如何發揮自身的力量，團結度時艱，在關鍵時候減輕了政府的壓力。

　　日本九級地震災情未過，舉世關注。在網上讀到中外媒體和網民大量不同的評論，對災情的哀傷、予遇難者的同情，以及日本社會冷靜面對巨災的讚美等是主流意見。然而，在中文網站內卻有另類場──就日本此次巨災而引發的華人網民激戰。 　　除感性的同悲同哀，捐錢救災外，各國人們也可以從日本巨災裡學習，好作為政府或自身災難應變的參考；或從經濟角度分災難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掌握財經脈搏。所謂經一事長一智，不論是情感或知識方面，都可從中得力，能有所體會而提升都是好事情。 　　不過，為什麼日本受災，中國人（不限於中國境內）卻會吵起來，並且言詞激烈地對罵。最奇怪是有的甚至罵到中國政府和中華民族頭上來，儼然成為一場對陣雙方都是華人的「中日大戰」。如果說中國社會出現了什麼狀況，有網民出手狠批，也倒是司空見慣；但日本發生事故，也來借勢自戕，實在是奇怪得很。 　　在臉書（ＦＢ）上，一名來自台灣的陳姓青年寫道：「這次日本地震看到好多台灣人都在幫他們祈禱，讓我想起之前四川地震時，大家都在叫好，恨不得大陸人都死光，這就是差距阿＝＝」在百度的貼吧裡，有大陸網民寫道：「這件事要是發生在這裡，國家早就滅了，信不信」 　　對於日本災民的冷靜，有線電視新聞網（ＣＮＮ）一名男主播訪問同台的一名日本裔女記者，女記者說，這是日本的傳統文化，尚崇紀律和秩序，倘若在此時公開的抱怨或投訴，會被公眾批評的。所以，他們（災民）能平靜地等待政府安排。 　　國情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不同，民族性格不同，很多事情是沒有可比性的，只能參考借鏡。從觀察這次因日本大地震而引發的華人網民同室操戈事件，發現其實好些發言激烈的人士，都是主觀成見先行，借事件抒發既有的偏見而已。這類爭吵，本身沒有建設性也沒有價值。此刻，想起阿Ｑ的名句：「自輕自賤」。中國要真正成長為大國，便應重拾自強不息的力量，少一些阿Ｑ！

　　昨日發現自己微博上所關注的博友突然少了一位，查看之下，原來我被除名了，再也不被允許做程益中先生的「粉絲」。由於寫微博日子淺，最初估計是什麼操作出錯了吧！後想到，程先生新近發了一條微博批評專政獨裁，難道程先生的微博被中國政府查封了？於是殃及我不可以做程先生的「粉絲」？立即搜尋看看程先生的微博是否健在。一看，不單微博在，連那則批判「專制獨裁」的博文也在，只是本人已被禁止在程先生的博客上留言。屏幕打出來的信息是：「根據對方的設置，你不能進行此操作。」嘗試申請重新加入做程先生的粉絲，結果仍是一樣：「根據對方的設置，你不能進行此操作。」 　　啊，終於想起來了，讀到程益中先生那則批評專制的微博後，曾有感而發在其下留言。我的意見明顯地不是程先生的一路，翌日便發生「被列作黑名單」這件事。 　　拒絕交流，這絕對是程先生的自由和權利，我尊重。因為微博本來就設置禁制留言功能，為的正是讓博主可以控制什麼人才可以發言。而「移除粉絲」功能，是讓個別粉絲曉得自己是不受博主歡迎的人士。 　　程益中是中國大陸的知名傳媒人，曾獲得聯合國頒發自由新聞獎。今年二月程到香港大學演講，論及中國大陸辦報的經驗時，程說：「都廿一世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當局裝聾作啞，愚弄人民，那是當局不負責任和無恥；我們自己還是要對自己負責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這樣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我們自己要百無禁忌，越是敏感的話題越是多提一提」。話說得真好。這是「律人」下的高見。 　　　 　　站在道德高位的「自由鬥士」，當然也有禁絕異見聲音在他微博內出現的自由。可是，古人不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嗎？抨擊政府不讓人民自由表達的人，卻不容納別人在他的微博內表達反對意見，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邏輯？律人律己之間的標準差異，也許，反映「都廿一世紀了」，以「自由鬥士」為志業者仍未將自由的真締參透。容人、容納異己聲音有多難或多容易？雙種標準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標準？在在都要時間去學習。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提名現任聯邦商務部長駱家輝出任駐華大使，消息傳出後，評論也如雪片飛來，好些文章集中評論駱家輝的族裔背景。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駱家輝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液，由他出任駐中國大使，將大利於美中關係向更密切方向發展。可是，不論美中關係將來在駱家輝任內有什麼發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概都將與他的族裔身分無關。 　　駱家輝有著奪目的從政履歷，早已在太平洋兩岸為人們津津樂道。駱祖籍廣東，父母由香港移民美國，沒有給駱家輝一個特別富裕的童年，但卻將他磨練成為一位具理想和擁有超強行政能力的政壇明星。從縣行政官、州議員、州長，以至聯邦商業部長，駱家輝的從政成績單上常會看到「首位亞裔……」或「首位華裔……」等形容，在美國的華人社區，也以駱家輝為榮，稱他是華人之光。 　　中華民族對「中國人」的定義源自一種超強的文化認同感。中華文化超越朝代和國界，成為所謂炎黃子孫的凝聚力。雖然現今中國官方的「國慶」只是幾十年，但談到中國，華人經常想及的是上下五千年。香港歌手張明敏在1984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春晚時演唱了黃霑先生填詞的一首《我的中國心》，歌詞寫道：「 洋裝雖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流在心裏的血，澎湃著中華的聲音。 就算身在他鄉，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在全中國引起了極大迴響，並不是因為張明敏的唱腔，而是歌詞呼應著中國文化裡活躍澎湃的民族認同感。 　　 　　這種同宗同族的感情特質，於海外華人生活中僑社的會館、同鄉會與華文學校內有所體現，祭祖和尋根是海外華社經常舉辦的活動。而美籍華人高官，很多時會被公所會館邀請回去祭祖。 　　駱家輝會以自己的族裔背景為榮，也因此對比其他非華裔美國官員，駱可能對中國有著不盡相同的理解和認識。正如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 Maria Cantwell稱：「駱家輝的經歷，將大大有助於兩國更坦誠地溝通。」不論是任州長或任職私企期間，駱曾多次到訪中國，與中國高層官員有相當接觸，這將成為他日後出任大使的資本。 　　不過，這種「自己人」的民族情感因素，卻不宜轉化為對駱家輝出任駐華大使的額外期望。因為不論誰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他／她所代表的只會是美國利益。大使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期待打種族感情牌不單不切實際，更可能有反效果。 　　美國雖然是一個族裔多元化的社會，但在國家利益層面，從來就只有美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