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自由有界 　　剛獲得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提名的Rand Paul（保羅），是著名眾議院獨行俠議員Ron Paul的兒子。保羅父子同為醫生從政，老保羅雖屬於共和黨，但其政見與主流共和黨截然不同，他主張回歸憲法、小政府、反國際霸權，自稱是真正的自由維護者。老保羅為兒子助選不違餘力，因為小保羅也如父親一樣，在黨內受到主流勢力的排斥。在本周二的初選，小保羅不負父望，擊敗了人強錢壯的對手而出線。不過，才高興了兩天，卻捲入了一場「自由」之戰。 　　小保羅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被問到：「私營商業是否有權說不服務黑人呢？」小保羅的回應演變成為一場政治風波，他的對手和民主黨人指他反對反歧視的民權法，及支持種族歧視。到底小保羅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歧視，我永遠不會加入因種族而排斥會員的會所。現今在美國仍有這類種族歧視的會所。但我認為這辯論的重點……是問：如何處理言論自由？我們應該因為這些人討厭便禁止他們的言論嗎？我們應禁止種族歧視者的言論嗎？……我不想與這些人為伍，但我同時不想禁止他們的言論，我們容忍粗魯和不文明的行為，因為這是維護「自由」所必須的。 想起法國文學家伏爾泰名句：「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理論的層面，小保羅和伏爾泰都是理想主義，但在現實的操作，不單是難以實現，甚至不容許實踐。因為自由是不能沒有界限的，到了某一程度，社會總會有一股力量要禁制某些行為和言論，全完無邊界的自由，恐怕也只能在理論上。

世博兩樣情 　　上海世博吸引了不少海外華人參觀，親臨盛會的友人向筆者談到感受，出現了兩極的觀感。同一個世博，有兩種不同的體會，思想了一下，這可能是地域之異吧。 　　其中一位朋友A君是上海籍人士，一見面筆者急著問她：「人擠得要命吧！是不是真的如電視上看到的混亂呢？」 ｗ君氣定神閑的說：「沒什麼亂。」 　　「怎麼可能不擠呢？電視上都看到打起來了。」 　　「人擠的我都不去，中國館是永久的，幹嗎要現在看。而且主辦方都有規舉，七十歲和坐輪椅的不用排隊；先到浦西看足十五個館的，蓋了章回來看國家館便不用排隊。人家疏導人潮都很有辦法的。」 　　「那為什麼人流遠低於預期呢？」 　　「上海人不招人喜歡吧，人人都宣傳京奧，上海世博卻沒幾個人提，都不想上海好。」 　　另一位朋友B君也剛遊罷世博回來，她很欣賞沙特阿拉伯館，認為最有吸引力。美國主題最單薄和沉悶。至於中國館，動感清明上河圖精采，但未來中國卻乏新意。對於長長的人龍，和過度精細的安檢，B君最是抱怨。「一天才勉強看到兩個館，很懷疑專程回去看世博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A君充滿包容，B君則較冷眼旁觀式的批評。A君還打算在世博結束後再去看中國館，B君卻不肯定這機票錢和時間是否值得。對世博有不同感受是人之常情，因為世上本來就沒有相同的一個人。但她們的反應讓我想起最近在《時代雜誌》看到一篇關於世博的文章，作者認為世博是象徵著上海文化的復興，上海人的驕傲。文章刻意地引用周立波的說話作為開頭和結尾，而誰都知道，這海派青口的創始人，在舞台上會毫不避諱地宣揚他的大上海主義。

雙輸之局 　　香港五區補選落幕，投票率僅得17.1%。發動這場所謂「五區公投」和「起義」的公社兩黨議員，在選舉後異口同聲的說勝利了。以公投旗幟掛帥，但只得不足兩成的選民參與了，當中還有3%的廢票，按正常人的邏輯是沒法明白何來勝利的。公社兩黨其實不但輸了選舉，選後強詞奪的表現，更輸掉了作為政客的應有尊嚴。 　　敢於站在公眾面前的政治人物，心理素質應該比常人更強，也應該具備審時度勢的基本能力，能夠面對各種突然而來的局面。因唯有這樣才合資格擔當為民意代表。公社兩黨在這次舉前後，徹底暴露了其低水平的政治智慧。 觀乎公社兩黨，不惜耗費一億六千萬港元公帑去發動一場政治運動，論膽量是有的，但智慧卻缺乏。因為，在香港經濟仍在復蘇階段，花納稅人的血汗稅金，必須先要考慮到後果。首是社會效應，能對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驚動了全港市民的政治運動，如沒有相當把握，便貿然策動，終至僅有一成七人響應，顯示其政治判斷力薄弱。又或是慣於自我中心，以為老子想的，也必是市民要的，不明白什麼是民意代表。 在選舉失敗後，對自己和市民尚有稍微尊重的政客，都會自己承擔責任，有風度的下台。可是，公社黨卻選擇了中西合壁的方式回應敗選，中式是「掩耳盜鈴」，西式是「皇帝新衣」。連現實都不敢或不能面對的政客，還有顏面在政治圈混，真的有點匪夷所思。

航空大比拚 　　近年全球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衰退打擊，企業各出其謀節省成本。反映在民航業，顧客最感受得到減省成本的影響。 　　美國航空業自九一一後即出現經營問題，倒閉的倒閉，不倒也要開始徵收各種附加費用。剛坐了一回國內機，登機前，地勤人員一再提醒第二件手提行李是要附費的。起飛後不久，該班美國航空公司的客機，廣播即說掛在走廊機頂的古董式電視即放播放電影，如乘客想聽到音效，可以使用自備的耳機，或向空服員購買，定價兩元。倘在五小時的航程中想好好休息，可以花八元購買枕頭。小吃由四元一包餅乾起，更富貴的三文治或麥片都有，只有簡單的非酒精類飲料是免費的。 　　這些小項目收費，乘客要適應也不困難。但較早前座一班香港的航空公司回香港，便覺得有些難以忍受。登機後有沒有熱毛巾不打緊，但十多小時的航程，洗手間是致命的。筆者有幸遇到該班航機的洗手間設備殘缺，猶如在裝修期間。而空姐們似乎都在忙別的，洗手間好長時間地板積水，用過的紙巾「堆積如山」。 　　這些經歷都讓我想起中國的國內航班，一次由廣州到梅州，才幾十分鐘的航程，超細小的機身，如我身材的站起來便頂著天花板了。但航空公司竟然還要求空姐為乘客提供飲料和小吃，雖然都不是什麼優質食品，特大枝的礦泉水和家庭裝的餅乾，會讓你愁著找位置擺放。 　　也許有人說中國的航空公司不如美國或香港的懂經營之道，但於乘客而言，禮多人不怪，這總比樣樣講錢，或是愛理不理好得多了。

教育產業 　　時事節目《前線》（FRONTLINE）最近深入報道了美國年營業額達四千億元的新興產業，其成長速度驚人，能在金融危機時期逆流而上，並且最令其他企業家羨慕者，是聯邦政府每年億元計資金是其固定的收入來源。想到固定的聯邦撥款補貼，第一時間會想起農業，不過這新興行業不是種田，而是「樹人」──牟利性質的商營大學。 　　全美的專上大學生中，十分之一就讀於牟利性質的商營大學，學生人數還在每年增長，雖然這些大學的學費比一般公校或非營利私校都要貴得多。這是一個簡單的供求道理。聯邦政府赤字衝天，州政府拮据，教育經費被一減再減，公立大學紛紛減招。上任之時，奧巴馬總統曾承諾會撥出120億元擴充社區大學系統，但最終國會只批了20億元。經濟不景導致大量就業人口回流到學校，希望自我增值。但公費的教育系統此時卻相反地要減招，而傳統的私立名校，原來就不是一般民眾可選擇的。 　　在有需求而缺乏供應的情況下，聰明的華爾街投資者設計出賺大錢的高等教育生意，收購一些辦不下去的小型私立大學，然後注資擴充，將之轉型為牟利性質的商營大學。這些大學的主要財源並不是學生本人，而是聯邦政府。大學以積極的市場營銷手法招徠學生，然後替他們申請聯邦學生貸款。集團式經營，並且以網上學生為主的商營大學，在生意做大之後便在華爾街上市，為投資者帶來更高的利益。 　　不過，為了衝業績，商營大學被批評濫收生，不重教育質素，造成畢業生沒法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由於學生都是向聯邦政府借錢的，畢業後失業或無法得到高薪工作，令學生的學費投資變成債務，報道中引述的例子，有的欠政府貨款連利息多達數十萬元。事實上聯邦政府未收回的學生貸款高達七千五百億元，而在欠債的學生中，44%是商營大學的畢業生。有議員形容這是另一種次貸，房屋次貸是銀行借錢給沒能力買房的人；商營大學生是錄取沒能力的學生，然後鼓勵他們向政府借錢。 　　渴望得到高等教育的學生成為債仔，聯邦政府是債主，而納稅人支付的學生貸款都被華爾街投資者賺去了。當教育成為商品，公帑變相流入商人口袋，誰應負責任呢？　　

明星效應 　　香港著名影星吳鎮宇最近在新浪網開通了微博，僅在周一發了一條十七個字的短貼，五日來便有兩千五百多條回應留言，轉載次數高達兩千三百次，微博內吳的登記粉絲人數也高達兩萬三千多人。這條吸引力十足的微博就是：「請問有無人講到比我知微博是做乜（ｘ）野？」ｘ字樣是筆者替代添上去的，吳的原文用字是一個中文數目字，因報章尺度，唯有改用英文字母ｘ代替。 　　從香港無線電視劇集時代，至走上大銀幕，吳鎮宇精湛的演技，獲得廣泛的肯定。筆者也很喜歡看吳主演的電影，相信就算故事多爛，至少可以看到吳對角色精采的演繹。黑社會題材是香港電影的專長，吳鎮宇也演過不少黑社會大佬，粗獷而重情義的形象可謂深入民心。 　　發現吳鎮宇在新浪的名人推薦欄上，於是點擊看看影帝有什麼跟網友分享，發現了上述的十七字真言。這句使用了廣東粗口的單句，部份網友說看不懂，有的批評用字粗鄙，但更多的是留言大呼過癮，盛讚吳有個性（好型）。不少網友亦以粗口句留言回應，語氣字比吳還要來得重。一股港式粗口風便在吳的微博上火熱地吹了起來。 明星效應，絕對不容小覷。每逢發生天災，即時籌款能力最強的都會是演藝界，因為他們知名度高，號召力強。因《蝸居》一劇而穩坐中國電視收視天后的海清，前天到了玉樹慰問災民，趕及在母親節前向災區的母親送來溫暖。海清在新浪的微博上發了多張在玉樹的照片，其中一張是緊緊抱著一個只有三個月大，沒有褲子穿的男孩，孩子身後的一名當地婦女燦爛地笑著。 　　演員成為公眾人物後，除了可以賺錢，知名度的巨大附加值是更大的財富。至於如何使用它，那就是個人的自由了。可以公開講句粗口，引來一大批起哄的觀眾齊齊大講粗口。又或者可以用來為在困苦中的人，帶來點歡笑。

又改了 　　香港教育局一個高層代表團正在美訪問，旨在介紹香港的新學制，吸引更多美國學生到香港留學。香港的中、大學制度，是原來的中學五年，加兩年預科和三年大學；現改為初高中各三年，然後是四年大學。這十多年來，香港的教育制度一改再改，可謂多災多難，一言難盡。 　　筆者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當年校園運動最熱列的議題之一是反對將中大由四年制改為三年。當時不少議論說這是英國在撤離前香港教育制度裡埋下的炸爆。現在回想起來，這種陰謀論仍是難有真憑實據的；不過，香港教育制度的種種「改革」，流弊百出，已越來越明顯。 　　脫離香港教職已廿多年，但仍有不少香港教師朋友。最近一港教師便向筆者說，身心俱疲。他三分一時間用於處理文書、三分一時間於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只有三分一時間用於教學和課堂準備。他自己的女兒中文科也不合格，因為現在香的中學中文科基本取消範文學習，以能力學習為綱，並將文學學習語文化，以技巧先行。這種抽空和本末倒置的文學及語文學習方式，不鼓勵閱讀經典，只重形式，是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友人更抱怨香港中學的圖書館充斥著一大堆水平差內容劣的所謂校園文學或流行作家的小書，傳統的經典好書則欠奉。 　　而最令教師感到壓力和無所適從的是所謂「通識課程」。被列入會考科目的通識，沒有既定教材和內容；課堂上由老師選擇時政社會問題與學生討論，而討論依據的材料，通常只是一些報刊的文章。在簡單閱讀後，學生們便要大發議論，針砭時弊一番。對於一些複雜的社會及政治議題，沒有大量的背景閱讀，及綜合分析不同來源材料的能力，就算是成年人也難以得出一個成熟和有意義的觀點。有形式而沒有內容的所謂通識，只能訓練學生在不求甚解之下便自信滿滿的議論。 　　教師朋友說，通識課裡討論「腐液事件」，一學生說這是政府的錯，社會缺乏民主溝通，於是導致有報復行為，政府應要檢討。朋友驚訝同學為什麼不會先想到追究兇徒。香港教育制度要吸引外國學生，應先全面檢討目前各種弊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