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香港特色 　　今日有機會與在美國受大學教育和生活的香港八十後阿玲（化名）交流，言談間不難發現她對香港的熱愛。她談到喜歡香港八十年代的電影，發哥、張曼玉等很有香港味道，但回歸後這股濃郁的港味逐漸淡化了。阿玲認為因為香港電影製作要打進中國市場，於是便要在劇本作妥協，符合中央的要求，犧牲了香港特色。她希望能看到香港特色復蘇的一天。阿玲的這番話讓我又反思了什麼是「香港味」。 　　阿玲認為逢迎中國是失去香港特色的原因，但曾幾何時，全中國最紅的娛樂明星都是來自港台的。香港的流行娛樂文化在內地可謂叱吒風雲，獨領風騷好一段時間，連北方的中國歌手也要學幾句廣東話登台。就算是今天，論專業演技，比港星優秀的大陸演員不勝枚舉，但大片子要拉票房，國內導演還是會安排港星助陣，這都是因為品牌效應。 　　所以，香港的影視作品在中國仍然有著一股因歷史條件而形成的品牌效應，但客觀上，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因為如阿玲說的香港製作人因遷大就大陸而失去個性，抑或是有別的原因呢？近期中國國內最熱的電視劇是《蝸居》，最賣座的電影是《阿凡達》、最受歡迎的男女演員是孫紅雷和海清，最紅的笑星是小瀋陽，還有中國的Jay Leno，海派青口的創始人周立波。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沒有香港特色。 　　影視製作是文化藝術，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當一個作品能超越它的原創地域發揮影響力，便證明他有著無地域性的價值。這種價值是複雜的，可能來自作品本身內容，也可能是市場推廣的附加值。至於香港作品失色，不能先怪它遷就了國內市場，因為過去原汁原味的港產作品也曾被內地觀眾熱捧，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現在有了競爭對手。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娛樂文化停頓，外來作品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但當國內文化復興，越來越多好作品好演員出現，地域性文化產品自然會再次佔有優勢。對照之下，香港影視作品變渺小了，也許是反映了港式文化內涵經不起時代發展的需要和衝擊。以諷刺時政見稱的周立波堅持以上海話做節目，不上央視春晚，周說他就是上海人的小菜。他以海派青口登台表演不到兩年，票房高達數千萬元。周的上海味可以殺出一片天，為何港味會變淡呢？與其埋怨中國，不如反思香港文化的內涵吧！

要命錢 　　約兩個星期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就加州藍十字健康保險公司提出加保費39% 一事舉行聽證會，藍十字母公司WellPoint的行政總裁伯莉（ANGELA BRALY）被召到場接受質詢。不論議員的提問多尖銳，前來訴苦的民眾境況如何可憐，頭腦清晰的伯莉始終緊貼她的主題信息，就是她的公司已經很努力地控制健保成本，負責任地為三千四百萬名客戶提供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在聽證會上提及的一些數字，可以說明目前美國健保業和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依2008年的薪酬數據，今年提出加價39%的WellPoint的39名高層人員，平均年薪都在一百萬元以上。而在此兩年之內，作為高層管理人員福利的渡假開支便高達兩千七百萬元。行政總裁伯莉本人去年的年收入是一千萬元。 　　伯莉一再向議員們強調，維持公司有的利潤效益，讓三千四百萬名客戶繼續享有高質素的醫療服務是相當重要的。而所謂合理的利潤，伯莉說公司的利潤過去五年持續下調，平均只有4.8%的利潤。 　　不到半成的回報是否合理商業利潤呢？這問題如果太抽象，可以結合幾個因素考慮。首先WellPoint的高層享受異常優厚的薪酬福利，這些都是成本。在此龐大的薪酬成本之下，該公司除稅後的純利還是達到近30億美元。而事實上，雖然金融海嘯，去年全美五大健保公司的利潤上升56%,，合計達120億元。 　　伯莉聲稱替客戶著想，WellPoint的一名投保人在國會作證舉例，按他一家的保單，每年保險費一萬兩千元，另外每名家庭成員還要有自付額，合計也是一萬兩千元。有市民說在加保費後，他們唯有選擇放棄保險，求上天保佑不要生病。

民主之花 　　在多起炸彈襲擊事件下，伊拉克完成了新一屆的國會選舉，據初步報道投票率超過六成。美國各大主流報章的社論和評論專欄，無不盛讚伊拉克選舉是民主的偉大勝利。美國政府也讚揚伊拉克選舉空前成功，並表示因為局勢穩定，將會按原計劃從五月份開始逐步撤走近半駐伊美軍。有了一場被歐美廣泛表揚為民主大勝利的選舉，奧巴馬總統又可以因此而光榮地撤軍，正是情勢一片大好。 布殊播下的民主種子，真的終於在奧巴馬的澆灌下收成了嗎？自2003年美國出兵佔領伊拉克至今已足七年了，什麼大殺傷力武器和與基地組織勾結等開戰理據早已成為笑話，餘下來可以繼續讓美軍理直氣壯地踏在伊拉克土地上的借口，是美國付出無比的代價，為伊拉克人民帶來自由和民主，不必再在獨裁者腳下生活。 自由民主被供奉為「普世價值」，伊拉克名副其實的經歷了火浴，能否成為鳳凰，還有待觀察，至少目前一點也看不出跡象。伊拉克曾經在經濟發展、基建和教育上均領先其他中東國家，兩伊戰爭令伊拉克元氣大傷。首場海灣戰爭可謂雪上加霜，在美國持續十年餘的禁運下，伊拉克經濟陷於停頓，大量人民靠國際人道救援度日。2003年的二次海灣戰爭，徹底將這個有著古文明傳統的國家催毀了。所謂的催毀不光是政府和社會制度沒了，整個國家都變成了戰場。 就在這殘垣敗瓦堆中，美國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要化腐朽為神奇，在瓦礫中栽種民主之花。周未的投票讓美國政府釋然了，這花還開得不錯，投票率超過六成，比美國很 多地方選舉還要好呢。可以堵住國際的輿論，再莫說美國在伊拉克一事無成了。 但在「民主成功了」的口號之後，有誰能說得清伊拉克人民得到了什麼？高度文明和富裕的美國，其國會尚且不能治理好國家，一個從戰場廢墟中冒起的新生國會，可以帶給人民多大的幸福呢？這七年來，伊拉克平民死傷無數，這不是一個文學修飾的說法，而是實實在在的死傷無數。因為作為佔領軍，美國只會統計美軍人員傷亡數字，而當地政府甚至聯合國人員，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作出精確的統計。前年美國一所大學估計伊平民死亡人數為六十萬人，但也有說法指這數字已相當保守。 　　犧牲了幾代人，以毀滅式手段移植的民主選舉，真的就是伊拉克人民最需要的嗎？

都習慣了 　　 　　最新公佈的美國失業率被好些主流媒體當作為好消息報道，話說股市應聲上揚了122點，議員官員們紛紛亮相邀功。到底美國的就業市場喜從何來呢？聯邦政府公布的二月份失業是9.7%，新聞報道都說比「預期」為佳，二月份全美只是流失36,000份工作，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甚至說「這真是一個好消息」。既然情況如此樂觀，何不來個全國慶祝呢！ 　　而有黃金州之稱的加州，一月份失業率上升至12.5%，是自197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華盛頓和華爾街的這份喜慶，恐加州人還有一段時日才能感受到。有說法是股票都是投資未來，所以華爾街是超前瞻的，當失業大軍仍在排隊領救濟金之時，華爾街已為優於「預期」的失業率而喝采，還可以自圓其說。但華盛頓的大官們是管眼前實務的，他們也趕著來報喜就有點過分了。 　　政客的專長是什麼？答案是「邀功」。他們的職位能否保得住，在於在選舉時能夠報出多少政績。而這些政績不需要都是實實在在的建樹，大多是虛應自吹自擂的。失業率高企不下，他不會承認自己沒有辦法，只會說已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否則情況還會更差。所以，沒有更壞的情況也是政績。 　　更妙的是，所謂沒有更壞，是指沒有比「預期」為差。原本估計不止流失三萬六千份工作的，因而值得慶賀。但這「預期」是誰的「預期」，老百姓不會有此閒心，他們只能看著銀行戶口的結餘來預期自己能維持怎麼樣的開支。這些經濟數據預期都是華爾街的精英告訴我們的，一旦預期好，股市上了，精英們又賺了。 　　白宮官員重覆的告訴我們，總統已經很努力了，要不然經濟會更壞。也等於說，你們要習慣眼前的狀況，因為你以為壞的，其實都是好東西。

泡沫政府 　　自2007年次按危機爆發，至一年後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人們對於「泡沫」一詞特別敏感。什麼「房產泡沫」、「金融資產泡沫」，聞者傷心，聽者恐懼。泡沫是什麼？就是外表風光，內裡虛空，實質價值遠低於表面呈現的。房價跌了，退休戶口或投資帳戶的錢縮水了，人們都在指望政府是我們最後的救星。但倘若連政府也泡沫化了，人民又能怎麼辦？ 　　美國的聯邦政府財政早已泡沫化了，所謂「國庫」，裡面放的全是借據，截至昨日為止，聯邦政府欠債高達十二萬億美元，並且是每日增長當中。至於州縣市等地方政府，自然也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以本來GDP可敵國的加州為例，今年度赤字高達200億美元。美麗而氣候宜人，居民才八十萬的三藩市，預算赤字也有五億兩千萬元。聯邦政府長期借債度日，花錢十分豪爽，但撥給地方政府只是一小部份，大數目都用於軍費和退休與政府醫療上。地方政府得靠稅收和服務收費支撐，每當經濟不景，遇到收入減不足的情況，唯一的殺手鐧就是削減服務、加稅和加費。 　　結果：社會服務經費年年減、大學減收生外學費還漲了近四成、中小學大量裁員、政府服務全面加費；市民接到違例泊車、違規過馬路的罰車越來越多，也一年比一年貴。這都說明一個事實，我們的地方政府是空心老倌，政客們選舉時承諾豐富多采的市政府服務，原來都是泡沫。 　　昨日灣區以至全美多個地方都有民眾上街示威，抗議政府削減預算，令本來已飽受經濟衰退打擊的民眾百上加斤。最大規模的示威都發生在大學校園，不是大學生有理想愛遊行，而是他們身受其害。課堂被減了，畢業在即更是前路茫茫。 地產和金融泡沫有聯邦政府救，地方政府的泡沫，就只有老百姓全數吞下去了。

理不能偏 　　三藩市市長紐森昨日採取了罕有行政手段處理市府赤字危機，向市內一萬五千名公務員發出解僱通知書，當中大部份人會以新的合約條款重新受聘。但經此一變，這些公務員每周工時將從四十小時減至三十七點五，相等於減薪百分之六點二五。市府在新財政年度面臨五億二千多萬元的赤字，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算是如此，也應該做到公平公正。 　　紐森解釋採取先辭後聘手段，是因為公務員工會拒絕提出妥協的減赤方案，於是唯有運行市長權力，強行實施減工時。工會與市長辦公室之間誰是誰非暫且勿論，三藩市人口八十萬，公務員隊伍兩萬六千餘人，平均一名公務員服務約卅名居民，比中小學的教師與學生比例還要好。為了平衡預算，公務員的開支絕對有壓縮的空間。 　　不過，市長這次採取的減工時措施，卻不是適用於全體公務員，如警察、消防、公車司機等等的多個部門是不受影響的。其間有出於公共安全的考慮，也有是因為特殊合約或法規的監管。不過，既然是在非常時期，何謂同舟共濟呢？個別部門長期享有比其他職級優越的薪酬條件，在市府財政出現艱難時，他們卻處若無其事，這可以說得過去嗎？又對於身居高位而職務責任輕鬆的中高層官員，在承擔減薪壓力時，與低層又是否一視同仁呢？ 　　市府的公務員酬薪理應順著此次財經危機作出大調整，除了裁員減時外，更應全面檢討年薪十萬以上官員的薪酬與效績，合併不必要的管理職級。這都是私營企業經常採取的方法，但市府卻似乎對低層公務員更容易下手。 　　此外，減赤也可以有其他創意方法的。如科羅拉多州一個城市為了赤字，撤走了公園內的公共垃圾箱，取了三分一街燈的燈泡。不錯，市民整體的生活素質受到影響了，但量入為出，這也是再現實不過的了。

天道與人性 海地災民在爭先搶領救援物資。 搶掠商店的民眾在互相打鬥。 一名智利災民因為搶掠而被警員拘捕。 智利民眾在搶油站的汽油。 智利警方在災區一家超市前，防止災民入內搶掠。 　　智利發生罕見的8.8級大地震後日，美聯社記者FRANK BAJAK發表了一則長篇報道，內容是將智利地震與不久前的海地大地震作對比，焦點是找出為何智利地震強度超過海地，但傷亡人數卻遠遠低於海地（當日智利地震死亡人數僅三百人）。記者開宗明義便說，理由很簡單：智利富有，有更好的災難應變機制，更嚴格的建築條例。而海地則是又窮又沒有應對地震的意識，以及海地政府無能，記者還說「沒有一個活著的海地人曾經歷過大地震」。 　　記者用了大量資料去支持他的「發現」，當我讀完這篇報道後，也沒有質疑對比中所引述的資料，但心裡冒出的一個問號是：記者寫作的動機何在？證明了海地大地震死得人多，是因為又窮又落後又欠一個好政府，那又如何呢？難道這還要花記者寶貴的時間去分析嗎？不要說發生大地震，「貧窮落後」天天都在謀殺著無數的生命，這不是人所共知的冷酷現實嗎？「何不食肉糜」之嘆，是什麼新鮮的新聞視角。 　　對於美聯社這位記者急趕在大地震第二天便以近乎冷血的角度寫他的報道，真的感到厭惡非常。天道是無常的，最富有的國家也不能控制地震不發生。富裕的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做好防震，窮國只能有一天過一天，這又應怪誰呢？表揚富國防震做得好，嘲笑窮國建築都是豆腐渣，那有意思嗎？ 　　就在美聯社這篇報道發表後的一天，傳媒對智利災區實況有了更的報道，除了死亡數字上升外，災區普遍發生集體搶掠，當局要實施戒嚴。災民也在投訴政府救災不力，說仍然沒有電沒有水，也沒有食物。類似的混亂情況在海地也有發生，在幾年的美國南部風災也出現過。在大災難之後，爭扎為生是唯一重要和有意義的事，個人的道德和忍耐力都面臨最嚴格的挑戰。上述五張圖片，前兩張是海地災民搶物資的情況，後三張是智利的類似情景，不都是很類似嗎？如果美聯社的記者能夠多等待一天才發稿，也許就不一定拿兩個災區作比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