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都習慣了 　　 　　最新公佈的美國失業率被好些主流媒體當作為好消息報道，話說股市應聲上揚了122點，議員官員們紛紛亮相邀功。到底美國的就業市場喜從何來呢？聯邦政府公布的二月份失業是9.7%，新聞報道都說比「預期」為佳，二月份全美只是流失36,000份工作，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甚至說「這真是一個好消息」。既然情況如此樂觀，何不來個全國慶祝呢！ 　　而有黃金州之稱的加州，一月份失業率上升至12.5%，是自197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華盛頓和華爾街的這份喜慶，恐加州人還有一段時日才能感受到。有說法是股票都是投資未來，所以華爾街是超前瞻的，當失業大軍仍在排隊領救濟金之時，華爾街已為優於「預期」的失業率而喝采，還可以自圓其說。但華盛頓的大官們是管眼前實務的，他們也趕著來報喜就有點過分了。 　　政客的專長是什麼？答案是「邀功」。他們的職位能否保得住，在於在選舉時能夠報出多少政績。而這些政績不需要都是實實在在的建樹，大多是虛應自吹自擂的。失業率高企不下，他不會承認自己沒有辦法，只會說已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否則情況還會更差。所以，沒有更壞的情況也是政績。 　　更妙的是，所謂沒有更壞，是指沒有比「預期」為差。原本估計不止流失三萬六千份工作的，因而值得慶賀。但這「預期」是誰的「預期」，老百姓不會有此閒心，他們只能看著銀行戶口的結餘來預期自己能維持怎麼樣的開支。這些經濟數據預期都是華爾街的精英告訴我們的，一旦預期好，股市上了，精英們又賺了。 　　白宮官員重覆的告訴我們，總統已經很努力了，要不然經濟會更壞。也等於說，你們要習慣眼前的狀況，因為你以為壞的，其實都是好東西。

泡沫政府 　　自2007年次按危機爆發，至一年後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人們對於「泡沫」一詞特別敏感。什麼「房產泡沫」、「金融資產泡沫」，聞者傷心，聽者恐懼。泡沫是什麼？就是外表風光，內裡虛空，實質價值遠低於表面呈現的。房價跌了，退休戶口或投資帳戶的錢縮水了，人們都在指望政府是我們最後的救星。但倘若連政府也泡沫化了，人民又能怎麼辦？ 　　美國的聯邦政府財政早已泡沫化了，所謂「國庫」，裡面放的全是借據，截至昨日為止，聯邦政府欠債高達十二萬億美元，並且是每日增長當中。至於州縣市等地方政府，自然也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以本來GDP可敵國的加州為例，今年度赤字高達200億美元。美麗而氣候宜人，居民才八十萬的三藩市，預算赤字也有五億兩千萬元。聯邦政府長期借債度日，花錢十分豪爽，但撥給地方政府只是一小部份，大數目都用於軍費和退休與政府醫療上。地方政府得靠稅收和服務收費支撐，每當經濟不景，遇到收入減不足的情況，唯一的殺手鐧就是削減服務、加稅和加費。 　　結果：社會服務經費年年減、大學減收生外學費還漲了近四成、中小學大量裁員、政府服務全面加費；市民接到違例泊車、違規過馬路的罰車越來越多，也一年比一年貴。這都說明一個事實，我們的地方政府是空心老倌，政客們選舉時承諾豐富多采的市政府服務，原來都是泡沫。 　　昨日灣區以至全美多個地方都有民眾上街示威，抗議政府削減預算，令本來已飽受經濟衰退打擊的民眾百上加斤。最大規模的示威都發生在大學校園，不是大學生有理想愛遊行，而是他們身受其害。課堂被減了，畢業在即更是前路茫茫。 地產和金融泡沫有聯邦政府救，地方政府的泡沫，就只有老百姓全數吞下去了。

理不能偏 　　三藩市市長紐森昨日採取了罕有行政手段處理市府赤字危機，向市內一萬五千名公務員發出解僱通知書，當中大部份人會以新的合約條款重新受聘。但經此一變，這些公務員每周工時將從四十小時減至三十七點五，相等於減薪百分之六點二五。市府在新財政年度面臨五億二千多萬元的赤字，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算是如此，也應該做到公平公正。 　　紐森解釋採取先辭後聘手段，是因為公務員工會拒絕提出妥協的減赤方案，於是唯有運行市長權力，強行實施減工時。工會與市長辦公室之間誰是誰非暫且勿論，三藩市人口八十萬，公務員隊伍兩萬六千餘人，平均一名公務員服務約卅名居民，比中小學的教師與學生比例還要好。為了平衡預算，公務員的開支絕對有壓縮的空間。 　　不過，市長這次採取的減工時措施，卻不是適用於全體公務員，如警察、消防、公車司機等等的多個部門是不受影響的。其間有出於公共安全的考慮，也有是因為特殊合約或法規的監管。不過，既然是在非常時期，何謂同舟共濟呢？個別部門長期享有比其他職級優越的薪酬條件，在市府財政出現艱難時，他們卻處若無其事，這可以說得過去嗎？又對於身居高位而職務責任輕鬆的中高層官員，在承擔減薪壓力時，與低層又是否一視同仁呢？ 　　市府的公務員酬薪理應順著此次財經危機作出大調整，除了裁員減時外，更應全面檢討年薪十萬以上官員的薪酬與效績，合併不必要的管理職級。這都是私營企業經常採取的方法，但市府卻似乎對低層公務員更容易下手。 　　此外，減赤也可以有其他創意方法的。如科羅拉多州一個城市為了赤字，撤走了公園內的公共垃圾箱，取了三分一街燈的燈泡。不錯，市民整體的生活素質受到影響了，但量入為出，這也是再現實不過的了。

天道與人性 海地災民在爭先搶領救援物資。 搶掠商店的民眾在互相打鬥。 一名智利災民因為搶掠而被警員拘捕。 智利民眾在搶油站的汽油。 智利警方在災區一家超市前，防止災民入內搶掠。 　　智利發生罕見的8.8級大地震後日，美聯社記者FRANK BAJAK發表了一則長篇報道，內容是將智利地震與不久前的海地大地震作對比，焦點是找出為何智利地震強度超過海地，但傷亡人數卻遠遠低於海地（當日智利地震死亡人數僅三百人）。記者開宗明義便說，理由很簡單：智利富有，有更好的災難應變機制，更嚴格的建築條例。而海地則是又窮又沒有應對地震的意識，以及海地政府無能，記者還說「沒有一個活著的海地人曾經歷過大地震」。 　　記者用了大量資料去支持他的「發現」，當我讀完這篇報道後，也沒有質疑對比中所引述的資料，但心裡冒出的一個問號是：記者寫作的動機何在？證明了海地大地震死得人多，是因為又窮又落後又欠一個好政府，那又如何呢？難道這還要花記者寶貴的時間去分析嗎？不要說發生大地震，「貧窮落後」天天都在謀殺著無數的生命，這不是人所共知的冷酷現實嗎？「何不食肉糜」之嘆，是什麼新鮮的新聞視角。 　　對於美聯社這位記者急趕在大地震第二天便以近乎冷血的角度寫他的報道，真的感到厭惡非常。天道是無常的，最富有的國家也不能控制地震不發生。富裕的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做好防震，窮國只能有一天過一天，這又應怪誰呢？表揚富國防震做得好，嘲笑窮國建築都是豆腐渣，那有意思嗎？ 　　就在美聯社這篇報道發表後的一天，傳媒對智利災區實況有了更的報道，除了死亡數字上升外，災區普遍發生集體搶掠，當局要實施戒嚴。災民也在投訴政府救災不力，說仍然沒有電沒有水，也沒有食物。類似的混亂情況在海地也有發生，在幾年的美國南部風災也出現過。在大災難之後，爭扎為生是唯一重要和有意義的事，個人的道德和忍耐力都面臨最嚴格的挑戰。上述五張圖片，前兩張是海地災民搶物資的情況，後三張是智利的類似情景，不都是很類似嗎？如果美聯社的記者能夠多等待一天才發稿，也許就不一定拿兩個災區作比較了。

敵人真面目 　　十萬名美軍正在阿富汗作戰，敵人不是傳統戰爭的外國軍隊，而是一群沒有軍服的武裝。在媒體新聞上，經常聽到美軍在阿富汗擊斃多少塔利班或基地組織分子。但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世界上裝備與訓練都是最精良的美軍，為什麼花了超過八年時間也沒法徹底擊敗他們呢？時事節目《前線》（Frontline）的記者成功深入阿富汗，連續十天拍攝了一小隊武裝分子的起居和襲擊美軍的經過，讓外國民眾可以第一身的看見與美軍敵人的真面目。 　　有評論指《前線》節目把塔利班人性化了，有美化敵人之嫌，但孫子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了解你的敵人，是沒有可能打勝仗的。 　　《前線》記者所追蹤拍攝的一群塔利班武裝，都是平民裝束，部份甚至可以說衣衫襤褸，在荒山野嶺走動，居無定所。而他們所用的武器，陳舊不堪，部份更是抗蘇聯時遺留下來的「古董」。在軍事上，他們一點都不專業。節目中拍攝到他們在製造一個搖控路邊炸彈，小心翼翼地依說明書做，接駁電線沒有鉗子，都是用口咬。該炸彈後來放在路邊實戰時失靈沒有爆炸，到他們放棄要撤退時，再按搖控，它又炸了。 　　在荒郊等待攻擊機會時，小隊的領袖充當教長，維持同人每日五次祈禱，並向年青人考問可蘭經。一名剛加入的十八歲青年說，美軍一天留在阿富汗，他便會繼續拿起武器抗爭。 　　在一次襲擊行動中，他們在公路旁埋好了炸彈，美軍軍車駛近，正要準備引爆，一群婦女經過。戰士急忙叫婦女快步走開，結果錯過了襲擊軍車的時間，還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又一天，記者拍到塔利班在主持一個鄉村法庭，把一名販毒的當地人宣判死刑。記者旁白說：都說塔利班從事毒品交易，但竟然又會處決毒販。 　　節目中的點滴，讓不少觀眾都會吃一驚，每天花費億元計軍費的美軍，原來就是與這樣一群人作戰。論裝備、軍事訓練和補給，他們任何一方面都不及美軍，有的大概只是意志吧。所以，如果美軍要取勝，文攻似乎更是正道。

山東的80後最牛 　　當香港一群80後以露天派對方式圍堵香港立法會和特首禮賓府，並在街頭即興票選誰是最靚仔警察時，山東省新泰市的6名80後已經被任命為副局長甚至法院副院長了。 　　其中年輕的僅23歲，而25歲的劉婷婷更被委任為法院副院長。劉到底有多少的社會經驗？考進法院處理文案工作才兩年，便被提拔當法院的副院長，法例案例懂多少？實踐時間這麼短，竟然可以當上重要領導位置了。中國（至少是山東新泰市），對80後的信任令人吃驚。 剛看了美國公共電視台Bill Moyers每周一次的深度報時事專題，指美國的司法系統嚴重受大企業金錢的收買。因為美國各州的法官超過八成是透過公民投票選舉產生的，而誰錢多誰便能勝出已是眾所周知的美國選舉遊戲規舉。於是大企業便用錢把自己支持的人選送進各級法院，好讓將來可以得到有利自己的裁判。 　　報道舉出其中一個案例，日本一家化工企業在路易士安那州建了一座超污染的工廠，州長和環保部門火速批准了。工廠附近是平民區，居民擔心健康受影響，希望向法院申訴要工廠做好控制排污。由於打官司要錢，居民只能靠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免費代表他們打官司。當地一條稱為20號法規的法例，容許法學院學生義務代表民眾打官司。化工廠為了滅絕反對聲音，於是向州最高法院提出推翻20號法規，約束法學生出庭的資格。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Calogero本來支持20號法的，但由於當年正是競選連任之年，對手財雄勢大。於是他為了向商界示好，同意修改法規，直接導致原來要控告化工廠的居民頓時失去了代表律師，也沒錢與大企業較勁下去，唯有天天呼吸著重度污染的空氣。 　　與此同時， Calogero籌得了一百萬美元的政治捐款，成功擊敗對手連任，繼續做他的首席法官。1989年至1999年，投進美國各級法官競選的政治捐款合計8900萬美元，1999年至2009年，這數字上升至2億美元。 　　在美國，要當上一個地方或州法院的法官或庭長，需要很努力地籌款和與金主打交道，很多時還要做出些違背良心的事。那有山東這位廿五歲少女這麼幸福，天掉下來這個好職位。時下流行對比中美國情，誰更進步呢?

他為什麼要死？ 金融海嘯後一份滴血的自白書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被友人稱為性情溫和，愛好音樂的五十三歲電腦軟件工程斯安德魯‧約瑟‧斯塔克，在燒掉自家的房子後，駕駛私人小型飛機撞向德州奧斯汀的聯邦稅局大樓。猶如九一一重演的大樓著火場面，令人望而心悸，當地警方和聯邦官員事後急忙鄭重說明事件並非恐怖襲擊，只是一名男子對稅局不滿的暴力報復行為。因為不是恐襲，死傷人數也不多，公眾和媒體似乎都放心了，新聞熱了不過三天便悄然淡出。不論外界如何詮釋，事實真相可以從斯塔克在其網頁留下的五千字自白書找到答案。自白書注明了作者的生卒年份，說是遺書會更貼切。 斯塔克選擇了以暴力方式結束生命，還累及無辜，是社會不能接受的偏激行為，但他絕對不是一名瘋子，他曾經也勇敢和理性地面對生活上的各種不順遂。五歲失去父親，七歲時母親也自殺，令斯塔克四兄弟姐妹頓成孤兒。才小學二年級便遭逢巨變，他有千萬個理由可以埋怨社會或自暴自棄。但他沒有。反而深切體會掌握自己命運非常重要。於是他成功地唸完大學，並晉身科技精英行列。在刻苦的大學階段，他說曾經好幾個月三餐都只吃麵包和花生醬，吃餅乾已算是奢侈。 　　大學畢業後，斯塔克為自己的人生定下目標，就是經濟上要獨立自主，不仰賴刻薄寡恩的大企業照顧。就在這追求獨立自理的過程中，因經濟大環境、政府的決策和個人疏忽，斯塔克經受一波又一波的挫折。原本過著中產生活的他，最終落得連退休帳戶的存款都得挪用，還欠下稅局的稅。 沒錯，斯塔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與一般自覺生無可戀的自殺者不同。主流媒體和博客對於這封遺書的理解，幾乎一致地只聚焦在「反稅收」的層面上，把事件與過去反國稅局的暴力與非暴力運動相提並論──看來這解讀不太準確。從年青時代便開始與稅局交手的斯塔克，在半百的人生中經歷過凶險的高低起伏，會單純因為稅局而走上同歸於盡的絕路嗎？細讀其遺書，便知斯塔克過去不論對政府有多不滿，都尋求在體制內解決問題，他並不是天生就叛逆的無政府主義者。 　　 他決心以死相搏，針對的並非稅局，而是整個他認為不公義的美式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制度。自白書末尾，他用了兩句短語概括評論共產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別，可見他是對社會制度失望。稅局，只是一個具體象徵。 　　他不忿於聯邦政府和政客只管拯救無良的大企業家、他怨中產階級永遠是被剝削的弱勢群體、他恨在政治制度中沒有發言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