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正視雙語服 務　　 　　三藩市訪谷區華裔居民最近提出要求警局增設中英雙語專員，警察局長及警委會必須正視。 　　訪谷區華裔居民對治安特別關心，早在十多年前，便由熱心的華裔居民發起邀請警察局定期派員與居民開會，聽取民眾對治安問題的意見。筆者當年也經常到訪谷採訪警民社區會議，察覺到高效率的會議翻譯特別重要，如果沒有翻譯，相信很多居民不會參加會議。當年沒有法例要求市府部門要提供雙語服務，所以會議翻譯都是由熱心居民負責。想不到十八年後，市府先後兩度通過雙語服務法例，華裔居民仍停留在爭取翻譯階段。是社區爭取不力，抑或是政府官員沒有正視社區的需要呢？ 　　不諳英語的訪谷區華裔居民李希裕（音譯）不久前遭到警員入屋開槍擊斃。事件起因是李在當晚突然情緒失控襲擊屋內另一名住客，在受傷住客逃離現場後，多名不懂華語的警員進入只有死者一人的屋子內，經一番對峙，最終將李擊斃。在彼此言語不通的情況下，警員是依據什麼判斷要將李置諸死地？在沒有第三者受到威脅之時，警員是否有必要「速戰速決」，為何不等待懂華語的警員到場採取勸戒方式化解矛盾？如果當時死者能與說華語的警員對話，結局會否不一樣呢？ 　　又日前警察局長到華埠與社區人士進行答問會，警局同樣沒有提供翻譯。雖然事後有解釋指這是由社區機構發出邀請，所以翻譯應由社區提供。但作為公僕的警察局長和出席的警察委員真的要這般計較嗎？為民服務的誠意何在？ 　　享受平等市政服務是每一名居民的權利，不應受到語言的障礙。警委會不必過度敏感地自辯，把事情政治化，以為依法要求翻譯服務是針對警方或警委本身。社區只是要求平等的市政服務，不論是誰當局長或警委，這些居民權益都不能被忽視。況且，訪谷區居民已經等了超過十八年了。

大城小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紀念日將致，應如何看待這才六十歲的「新興國家」呢？一些人會自我佩戴上道德光環，批判中國政府種種的不是，認為這六十年沒有可值得慶祝的，持這類想法的人在香港可不少。可是，正在美國舉行的Ｇ２０峰會，中國再度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焦點；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大發表的控制全球暖化講話，連一直以歧視角度報道中國的西方媒體，也必須認真的報道，指中國在此問題上發揮了領導作用，給美國造成壓力。 　　中國是一個人口龐大，社會發展問題複雜的國家，如何評價這六十年中國政府的功過，可不是三言兩語或一兩個模具式概念可以做得到的。不過，議論政府可以從民眾入手，觀察民生是政府最佳的成績單。 　　前日（9/23）在北京保利劇院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中國歌劇舞劇院在該處主辦了一場歌舞綜合晚會，海報和售票網站宣傳是由李玉剛主演。李是歌劇舞劇院的國家一級演員，也是中國當紅男旦，剛在澳洲悉尼個唱回來。由於李玉剛人氣旺，前天的晚會全院滿座，最貴票價高達1280元人民幣。可是，幾十名沖著李玉剛去看表演的觀眾，到場才知道李只演一個項目，極度失望之餘要求退票與劇場人員發生衝突，並且報了警。在場的網民寫道，一位年長阿姨向票務員哭訴說，她每月才掙得一千多元薪水，為了看李玉剛的演出買了最貴的票，不甘心被宣傳誤導。 　　這裡暫不管誰是誰非，只看一位月薪不及兩千元的平民百姓，肯拿出幾乎整個月的薪水去買票追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娛樂是與社會生活水平和穩定直接掛勾的，小老百姓如非自覺還能負擔得起，或是對生活前景充滿信心，那能如此。 從這件小事可以說的還有不少，但簡單而言，中國社會實質的轉變，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為何需要港台 　　香港電台角色定位的爭論終告一段落，港府宣布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兼擔任公共廣播的任務，並且強調港台編輯自主，可以繼續批評政府政策。除了妾身名分確定外，港府還大額撥款發展港台，增聘公務員、興建新大樓和增加本地製作。特首此舉討好了港台員工，或許可以令港台節目少向自己開刀，但對於廣大納稅人是不公平的。 　　由政府經營廣播媒體並非必然的，有的國家有官辦的廣播部門，但更多是沒有的。美國政府用少量公帑資助一些非牟利的公共廣播機構，但並不承擔全額費用，更沒有將之納入公務員系統。美國政府唯一全資的電台是純政治宣傳的對外廣播機構，如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等。倘香港政府選擇繼續用納稅人的錢來經營一個廣播部門，便得先清楚說明需要何在，亦即是港台將擔負什麼功能。是為了宣傳政府政策，抑或是作為「大氣廉署」──監督政府的另一部門呢？ 　　廣播媒體的主要功能是娛樂和資訊，政府提供非商業化的娛樂節目，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只要庫房有能力承擔，這不是問題。至於包括新聞在內的資訊類節目，無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因素，由政府作為出資方，等同全體納稅人付費，新聞時事類資訊材料的政治傾向性又應如何監管呢？因為經費來自所有納稅人，所以港台理應不能有政治立場，僅能提供沒有政治意識形態內容的教育性質節目，一旦論政議政，便會產生角色混淆及社會輿論平衡問題。 港台也不應有編輯自主，所謂編輯自主，即是編輯部主管有權決定報道傾向。一般新聞機構為了社會公信力，必須有相當的編輯自主，而這是受到市場機制調節的。電台或報社的社會公信力和政治立場，間接與經營利潤掛勾，這是對私營媒體的最大約制力量。當然，不同媒體的編輯方向，會為各自吸引有不同的讀者或觀眾群。但公營電台卻不一樣，社會上百家爭鳴，出公家糧餉的新聞主管怎能有絕對自主。 香港時下流行一種極錯誤的觀念，認為批評政府即是客觀，便是獨立。於是港台也要標榜敢批、狠批。可是，卻忽略了批的水平和內容。再者，政府是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如果兼任媒體監察角色，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媒體在西方被稱為第四權，即是代表民間監督政府的力量。香港的非公營媒體相當發達，加上國際媒體在香港也甚為活躍，政府還需要用納稅人的錢，養一批專門來批判自己的公務員嗎？同樣，認為批判政府才是最高尚高檔的人士，為什麼又要爭取享受安穩的政府官員待遇呢？

下錯藥 　　總統奧巴馬為了推銷健康保險改革，透過連環在媒體接受專訪，實行對全國電視觀眾進行密集式轟炸。如此鋪天蓋地的在媒體曝光，已經創下白宮的新紀錄。但除此之外，相信不會對當前的健保辯論帶來什麼新動力。 　　由暑假時開始的社區會議遍地開花運動，到重量級的國會演說，以及周日起發動的媒體宣傳戰，一貫的思路是依賴總統的個人魅力和口才。可是，聽政客講話是美國民眾生活的一部份，再好的演說，再幽默的演譯，也只能有一時的效果。奧巴馬健改案不能受到大部份民眾的支持，並不是因為總統講得不夠，而是做得不夠的問題。 　　健康保險有多糟糕不必爭論，共和黨硬要說大部份滿意目前的制度，是昧著良心講的。可是，總統的所謂改革何嘗不是著眼於政治利益高於民眾利益呢？ 　　美國醫療系統最大的問題是其牟利本質，任何改革如果不踏實控制成本，將不會帶來實質的改善。奧巴馬一直堅持不提出自己的方案，而是任由國會的民主黨議員與業界溝通出一套健改法案，無形中注定了「改革」的幅度和深度，都不會朝著民眾的利益出發。 　　為什麼總統不親力督導改革的細節呢？因為他所求的只是通過一個健改法案，好在歷史上留名，也是連任的保證。至於如何改革，他是深深明白與業界對碰只會增加通過法案的難度，於是捨難求易，讓業界有充足的空間控制健改的方向。 　　民眾不需要更多的訪問和演說，請拿出一套可以控制醫療成本，讓全民可享受合理醫護服務的方案吧。

自鳴得意（四） 　　正如先前所說的，新聞採訪及報道不同於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時評文章，理應以客觀反映事實為根本，這是傳媒的「核心價值」。記者本人的感受再深、再有立場，也不應以主觀判斷詮釋及帶偏向性地搜集、羅列材料。很可惜，以上種種只是「理想」，不是「現實」，現今的媒體報道都摻雜了鮮明的主觀評價。《六十年家國》是屬於深度報道類，理論上對傳媒的「核心價值」應有更高要求（因為記者有更充裕的時間去處理及消化新聞題材），可是《六十年家國》虹橋一集卻並不專業，記者熱熾於表達他的觀點、對虹橋工程、乃至整個國家基建的看法。是借材料表達想法的典型示範，不是從材料綜合、剖析現象。 　　無線電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之際推出一個名為《六十年家國》的新聞專輯欄目，題目相當吸引。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自古至今，「家」與「國」一直是中國人的兩大精神核心。《大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人以家為本位，與西方以個人為主位是很不一樣的生活哲學觀。修身是為了能齊家，而國又先於家，因為沒有國便無以為家，這層次概念延續了幾千年。年青的霍去病說：「匈奴未烕，何以為家？」；白髮蒼蒼臨終的陸游向子孫囑咐：「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亡告乃翁。」因京奧火炬在法國受辱，國內民眾會自發抵制「家樂福」。 　　「家」與「國」，在中國人心中有著特別沉重的文化含意。尤其是近代和現代史裡的家國。清中葉以後，歐美列強向中國步步進逼，中國由一個稱雄亞洲的超級大國，淪為國家主權不保、土地任由宰割的西洋帝國的禁臠。最後，連臣服中國逾千年的日本也公然挑釁。國土遭踐踏，不單是尊嚴問題，外國在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是清末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至孫中山先生發動革命推翻滿清之後，接踵而來的卻是軍閥混戰和日軍大舉侵華。自1840年英國軍艦向中國發射第一枚炮彈開始，至日軍於1945無條件投降，以及1949國共內戰的基本結束，整整一百零九年，戰火從未在中國土地上停息，老百姓都在動盪的夾縫中過活，「貧窮落後」四字是百年國情的寫照。 　　「六十年家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的六十年。在談這六十年的家事與國事之前，不能不提在它之前的一百零九年。因為新中國不是凌空誕生的，她是在卑微的起點上帶著五億多國民過渡到另一個歷史階段。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路不平順，不但經濟建設落空，錯誤的政策也令損失無法估計。一手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是前卅年政治運動的受...

自鳴得意（三） 　　《六十年家國》虹橋報道的另一大版塊是寫工程對百姓的影響，記者只提到兩點：強行拆遷與漠視環保。記者配以多段沒有直接說明出處（拍攝的時地背景）的怪手拆屋情況，以及警民衝突的畫面，用以「圖解」政府是如何鐵腕逼遷。此外，除了金錢賠償爭議外，記者也嘗試從人情角度講拆遷對居民的影響，於是訪問了其中一家住戶的戶主父女二人。父神情落漠地說昔日屋前樹上的鞦韆沒了，女說過去可以到鄰居家玩耍，現在卻沒了朋友，生活很枯燥。 　　除了影響徵地區內居民外，記者也探討工程對其他居民的影響。於是訪問了工地附近的居民，他們投訴廿四小時施工擾人清夢，也帶來損害健康的灰塵。而居民多次向政府投訴也沒有結果。上述種種被羅列的「個案」，主旨是要說明：這項「形象工程」是犧牲了無數人民的利益而得來的。他們家園被毀，健康受損。 　　 　　雖然上述個案內容都是人物訪問，是真有其人，有證有據；然而，立論辯證過程卻頗為粗糙。以拆遷部份的報道為例，記者用超大比例的篇幅讓幾名「苦主」投訴，但對於府的拆遷政策和執行程序，只是草草帶過。政府如何賠償、拆遷的行政安排怎樣個糟法，記者並未在節目內用跟「苦主」相近的篇幅展示。在任何涉及兩方利益衝突的報道裡，大忌是單方向陳述一面之詞，專輯的記者便犯了這毛病。被訪者正在與政府打官司的，對政府肯定不滿；認真的記者不應光想到替他們申冤，或是預設錯的必然是政府。記者在這裡不單沒有做到最基本的平衡報道，而且是借鋪陳材料的比例來製造某種傾向性，直接擔任了裁判員角色。 　　仍然是比例問題，記者在探討一項發展面積如澳門大小的工程對人們影響，但卻把焦點僅僅放在工地對面馬路的幾名屋苑居民，和一戶不滿賠償金額的居民身上，所謂衝突的「兩方」，在新聞曝光的份量上不成比例。當然，可能現實裡還有更多的投訴人，但至少在專輯內沒有交代（對沒有那麼有代表性的個案可以蜻蜓點水式出現。可是，專輯內欠奉）。至於這是記者沒有努力找，抑或以為材料已足夠，就不得而知。 　　因此，專輯內試圖以少數幾個人的例子來否定一個創紀錄的基建工程，論證過程難以服人──對理性客觀的觀眾而言。因為每一項政府政策都必然會有贊成和反對方，審視政府的社會政策或基建項目，應以社會公眾利益作為最大公約數。要問是否利多於弊？是否大多數人得益？對於難免受到影響的民眾，政府有沒有什麼補償措施？……這些問題，專輯的記者本該有責任交代及探討的。 　　也...

自鳴得意(二) 一位也是新聞從業員的朋友主動問筆者有沒有看這關於虹橋的《六十年家國》特輯，友人看後帶點激動的說：「這工程大得驚人，真的需要這麼大嗎？其他地方政府一定有樣學樣，爭相搞大工程。」對於報道中的收地內容，友人說；「簡直就是惡霸所為，人家不想搬也要硬把人拖走，逼百姓同意搬遷。」 　　每一則報道或新聞專題，中間必然涉及資料搜集及剪裁。而鋪排與剪裁不可能是無意識之作，背後由一種看法主導。而《六十年家國》作為製成品，負載了記者或編輯想要表達或呈現的主旨或主題。而一輯題目為「六十年家國」的新聞專輯，以虹橋一集為例，朋友的閱讀反應有一定的代表性（相信一般人都讀得出來）──專輯讓人留下「國家欺壓百姓，亂搞大而無當工程」的印象。顯而易見，這就是該專輯製作人想要表達的訊息，筆者的這位朋友便完全接收到了。 　　李後主說：「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現今的中國何止三千里地。《中國在想什麼？》一書的作者Mark Leonard說：「在中國什麼都大」。一個有十三億人口（四倍於美國），總面積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其基建規模客觀上是難以避免「大」的。城市人口的龐大流動量，也許該專輯的製作人（香港人）一時間仍未兌換為實感；舉例說，一個重慶市的人口已2700多萬，可能已是香港的三倍有多。無線這輯報道在播放工程的畫面時，以影音技巧凸顯了工程之大。這處理尚可理解為活潑地呈現資料，仍算是客觀的。可是，當報道進一步詮釋這「大」的意義時，便觸及到編輯和記者如何指引觀眾理解報道對象──虹橋交通樞紐工程。 　　虹橋交通樞紐為什麼要這般「大」？其規模設計概念基於什麼？有那些經濟和商業考慮？落成啟用後的交通及經濟前景為何？與周邊以至中國其他省份的關係？……上述帶深度的「宏觀資料」，記者在專輯裡是「零」交代，只是重複提到工程在多方面違反常規，且專為世博服務，彷彿不顧一切施工就是為了世博這「一次性」的活動。而記者在專輯末段點題式地加上了批判形象工程的內容，訊息至此已顯而易見──專輯要把放在「六十年家國」之下的「虹橋工程」，直接定性為另一件超大的「形象工程」。 無疑，中國各地有許多浪費資源的形象工程；可是，如沒有更深入或宏觀的論證，不能直接把虹橋也歸類為形象工程。如要下此結論，得先陳述上海以至中國的交通需要，工程完成後的實質功能和營運前景。工程「龐大」本身並...